康熙皇帝作为大清朝的一位君王，在处理军国大事时，总是遵循大清律，同时不忘先帝之旨意，也常常提到法的问题，而且还有许多要求。特别是在惩治腐败的这个问题上，康熙皇帝有着独特的方式方法。
清军入关后，清王朝接受了明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惩治贪污，以顺治帝为首的统治者不仅制定了重惩贪污的法律条文而且严格执行。
康熙初年，因为鳌拜等人把持朝政，官场贪污之风再度盛行。鳌拜等辅佐大臣不仅放弃了严惩贪污的做法，而且带头结党营私，公行贪贿。史书上记载，州县官吏用贪污剥削来的钱财贿赂总督、巡抚等，督抚又用贪污来的钱交接朝中大臣，大小官吏侵吞贪污公款、侵吞民财，上下勾结，徇私舞弊，贪污之风盛行，甚至军队中兵丁按月应支给的兵饷也被克扣了，总之，整个上层统治阶层贪污风气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稳定统治。年轻的康熙帝对此贪污受贿行为深恶痛疾，十分不满官场中的贪污腐败，并把惩贪作为治国之重，得出百姓的安危在于吏治的结论，所以，他打出了一整套扫除腐败的组合拳。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广东、云南秋审后，康熙帝表示这些人犯中，如果是其他的犯罪，还可以适当酌情，网开一面，减轻处罚，但如果是贪污犯罪的，该杀就杀，绝不姑息！足以表现出康熙帝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杀一儆百的作风。对于从朝中和地方的贪官入手，狠杀贪官，判处死刑，安定民心，康熙帝惩治贪污的严厉法治措施在社会上确实有威慑的作用，很多官吏得以警惕，不敢贪污，社会政治状况恢复。严刑峻法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作为统治者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到各国统治者的重视。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广开言路，鼓励揭发检举，设立了监察官。而且告诉他们，捕风捉影的事，只要是涉及腐败都要去查，如果监察官假公济私，就判死刑，而且还要株连九族！
康熙皇帝还想依靠国家约束机制以外的群众，走一条群众路线的反腐路线，希望通过创造有效的路径给百姓，通过百姓的监督来有效地杜绝贪污腐败。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有很强的隐蔽性，上层的统治者难以查出，其监督职能的发挥是有限的。必须团结广大民众，发挥人民大众的作用，因为贪污的行为对于某些个人会带来利益，但是对于社会整体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它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损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激化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
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民众不仅可以通过相关的通道来举报腐败，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举报，网络的发展不仅可以使人们接触更多的信息量，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地域距离，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给广大人民一种透明的、民主的有效手段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检举社会上的不良之风。国家政府开设了专门的网站，提供给民众反映意见，揭发检举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康熙皇帝还大力兴廉，表彰和提拔清官廉吏。他知道，要澄清吏治，整肃贪风，必须知廉、任廉、养廉、扶廉，因此屡召群臣荐举天下贤能官吏。他劝谕官员们“以操守为第一”“持己清廉，爱护百姓”，他甚至宣讲说清官明吏会得到民众的拥戴，离任之后百姓仍会追思。康熙帝认为，在全国树立一些清官廉吏的典型，使大小的官员有了学习的榜样，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贪污的行为，这是一种激励机制，通过高薪或者是授予名誉，立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廉洁风气，鼓励官员们以廉官为榜样，做廉洁官员来抑制统治阶级的贪污腐败行为。
这种措施是有效的，但其效力也是有局限性的。财富对于每个官员来说都有强大的诱惑力，表彰、提拔清官廉吏也局限于部分官员。但是无论怎么样，兴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在全社会形成“廉官”的风气。
康熙皇帝还提出了最早的高薪养廉的政治主张。高薪养廉对当代政治管理的启示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高薪养廉、提拔干部的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在政府内部形成廉洁做官的风气，有利于加强有效的管理。其次，高薪养廉对个人来讲是一种物质上的回报，但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回报，这种回报会带来一种好的社会风气，实现个人的价值，无论是对于政府内部还是个人都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虽然康熙帝晚期放松了对贪污行为的处理，贪污再次盛行，但是康熙前期惩治贪污的措施在当时的清朝取得了空前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时的统治阶级贪污的行为，社会风气得以好转，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历史上的“康乾盛世”，不可否定，康熙的惩贪带来了社会“效益”，为后世提供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