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5年二月下放的。我那时候的下放型式叫厂社挂钩。每个小组有四五个人,男女分开。每个公社只有一个小组。所以组与组之间离的很远。厂社挂钩的好处是农村干部不敢欺负知青。我的小组有四个人,我是组长。有一个女生比我高大,是我们家对面邻居,她父母一再嘱咐我要照顾好他们的女儿。我们被分到一个最穷生产队,人少地多。一天的工分只值三毛钱。因是丘林地带,种水稻插秧全是人工。我们住的是稻草泥巴屋,一下雨,就得听锅碗瓢勺交响曲。下放的地方没有电,煤油又贵,所以常常点柴油灯。每天也早早就睡觉了。知青的确比当地人还苦。当地人有老人在家烧饭,我们没有。早上天不亮就要上工,到九点回来吃饭,中饭要到下午两点吃。问题是我们刚烧好饭,上工的哨子就吹响了。常常吃不上几口就得干活。到农村后基本上是打赤脚。由于常期泡在稻田水里和过敏,我的两条腿都快成连疮腿了。好在七个月后我成了赤脚医生 (我在高中学过医,当时公社要求每个大队要有一男一女两个赤脚医生,我们大队当时只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赤脚医生),这样就不用下地干活了。我搬到了另一个村,和一个上海知青合住,一直到上大学。我当赤脚医生时还是比较小心。虽然又到区和公社医院培训过,大部分时间我只给病人打针吊水。看病的事基本上让另一个人看。从下放的地方回家要走二十里路,再坐长途车,要花半天时间。逢过年时,还要背很重的年货回家。下放给我的感觉是,第一年像学农,第二年无可奈何,第三年开始着急。上大学给我的感觉是这下子可是从地狱到天堂了。
几个小插曲。
刚去我们就分到四个小鹅,我们也不会养,每天等生产队的鸭子群路过我们家门口时,就把小鹅放出去,让小鹅混进鸭子堆里,赶鸭子的小伙子也心照不宣,晚上小鹅们也知道回家。就这样收获了四只大鹅。
冬天我们没有足够的稻草烧饭,只好跟队长吵,要队里给一些喂牛的草,队长心疼的很,我也心疼,但没办法,要生存。农村人是在春天时就开时挖草存草。到美国后,看着遍地是树枝,也没人要,真是感慨万分。
以前我从不信鬼。有天晚上出诊回家,天刚下过雨,路过一片坟地时,看见一团发亮的东西在移动,真把我吓一跳,以为碰到鬼。后来意识到是磷火。夜里出诊总是会害怕,后来我就叫我认的农村干姐姐陪着。
县卫生局有一年要组织文艺宣传队,三男三女,其他五人都是卫生局工作人员,或县医院医生。调我一个赤脚医生去参加。实际上我文艺才能是一点没有,不会唱不会跳。好在只要说说话,做几个动作。管吃管住,工分照拿。混了两个月,临走还发给我一个医疗箱,里面装的满满的新的医疗用具。给大队发了一笔小财。后来我到县里考大学,就住在县卫生局和我一个文艺宣传队的一个女孩宿舍,其他人只好挤在县大礼堂。
不过下放给我的收获是能吃苦。什麽日子一跟下放时侯比就已经不算什麽了。
那天还和你的校友Guerrilla 辩论“下乡”还是“下放”的名词呢,看来只是南北方的叫法不同而已,呵呵。
道没有想过会一辈子留在农村,因为实在不行,还有顶替父母的最后一条路。有了高考的机会,我当时还是信心满满。
我的确不认路了。每次回去都是我中学同学或我家人带我上街。
校友好!
我是合肥人,下放在肥东县。77年考上科大。
下过乡的人和没下过乡的人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