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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16) 大 饥 荒 (5)

(2015-11-27 10:26:43) 下一个

听说我要到学校里去,姑婆把仅存的一点儿谷头拿出来,在石窝里砸了砸,算是给我做了一顿苕芽蒸饭。吃饭时,我发现我的碗里有百分之三四十的米,而他们的碗里基本上全是苕芽。我说啥也吃不下,端起碗往锅里倒,姑婆拦住我,我决心已定,若再拦我,干脆不吃饭走人。姑婆见我态度坚决,才折中一阵,直到我接受为止。走时,她用我的手绢包了满满一手绢苕芽,叫我在路上当干粮,并把一块香皂切成两半,送我一半。

走到铺镇,仿佛铺镇在冬日寒风料峭里飘摇,低矮的灰色瓦房随时可能倾倒。街上行人稀少,迎面碰到的都是黄里泛青,青里泛黄的面孔,有的蜡黄干枯,有的脸盘浮肿,干枯的人头,似乎用皮包着骨头;浮肿的脸庞,好像只要轻轻一碰,马上就会流出黄水。很难想象一年多前,这儿曾是南郑县的县府所在地,汉中的一个重镇,有陕南粮仓之称的好地方。

过了柳林,大约在以往人们叫鸭儿池的附近,我感到肚子很饿,朝南顺一条小渠找一块僻静的田坎坐下,打开我的干粮包,急忙把一撮撮苕芽填进嘴里,直到手绢露底,遂抖抖手绢拍拍屁股起身赶路。无意间,发现就在离我两米多的地沟里躺着一个老婆婆,旁边还有一只装有几根野草的竹篮子,老婆婆头朝北脚指南,已经一动不动没有了气息,干瘦蜡黄扭曲的脸着实吓人。我急忙离开朝公路走去,后悔咋不把周围的环境扫视一遍,在死人面前吃东西,自己浑然不觉。

快到古城,迎面走来一个细高个子的男人,大约三十多岁,整个面孔像是骷髅头上绷了一张人皮。走起路来很古怪,右脚老往左边踩,左脚艰难地拖起来往右边踏,两条腿打着绞。他不转头,只顾看着脚下的路,我没能看见他的眼睛。我想这人大概不行了,在作最后的奋争。果然,在照面后不久,我听到身后“扑”地一声,回头一看,那人倒在路上,挣扎几下不动了。我知道他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好像“老革命”回忆录里,所描绘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牺牲的人一样,只要倒下去,就再也不可能爬起来。

叫人很难理解的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做出了重大牺牲,换来了革命的胜利,胜利后的人民还要过这么苦的日子,还要作出牺牲?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天黑回到学校,晚饭已经开过,经过到班主任那儿签字证明,炊事班长刘俊(城固五郎庙人)才领我到厨房里吃饭。谷粉粥不热了,我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正要洗碗离开时,刘俊说:“支着,你一定饿急了。”他已经从锅底舀起一勺正等着我,我把碗伸过去,心里一阵感激,这是我城师三年生活里唯一享受到的特殊照顾。

当晚,我梦见老婆婆竟然从地沟里爬了起来,向我要苕芽吃。忽儿,又变成了和我对面而过的男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摊开的手绢,样子十分可怕,吓得我大叫一声转身就跑,醒来后浑身冒虚汗。旁边的同学也被吵醒了,一齐问我咋的了,我说作了个噩梦,搪塞过去。

事后,看见饿殍的事,只能严密封锁在肚子里,不敢透露半点儿风声。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对中国和世界粮食作出重大贡献的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五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惨的。”

五十年后,袁隆平才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如果他当时说出来,打不死他也会气死他,恐怕今天少了一个非凡的育种专家,更别说对中国和世界粮食作出重大贡献。

我想,那时的袁隆平和我一样,守口如瓶。

“崔琦,河南信阳人,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父母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反瞒产私分”,派民兵挨家挨户的搜查,一个县逮捕了近万人。他在获奖后,记者要他发表获奖感言,他悲苦地摇摇头说,如果我不逃出来,也许……

顾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在日记中写到:严冬未近,就有冻死骨。”(《凤凰网》1960年纪事之六·信阳事件)

“在不足五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大舅,我妈的亲哥哥。”(《炎黄春秋》2011年1月  作者:黄志谋,系退休新闻工作者  原题:《饥饿的回忆》)

我的启蒙老师田树滋就是饿死的。

如今还健在的马忠杰老师,是我在毛岭的同事,他说:“当年我们汉王公社马寺队(属现在的汉台区),共三十户人家,饿死了十二个人,而且,谁也不敢说出去。”

毛治文(武乡高中高级教师,毛堰村人)说:“我爷爷就是饿死的。村里饿死了好几个,其中一户姓高的人家两弟兄,一个饿死了儿子,一个饿死了女儿。”

我的本家郝忠平,一次闲谈悄悄跟我说,我们到四川买牛,见山腰里有断垣残壁,问当地老乡,老乡说那上面曾经是个一两百人的大村子,困难时期全饿死了,连一个也没有活下来。末了还警告我们:千万说不得!

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凡六七十岁的老人,几乎无人不能举出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实例。

困难时期,郝家沟一共“病”死了八个人。郝全英夫妇、郝森夫妇、陈灶生、郝德斌、梁益汉、陈玉祥。除了前面四个年龄较大外,其他四个正值壮年。

全村的四个光棍汉饿死了三个,仅剩一个。

剩下的这人叫赵恒宽。村里人说他是全靠“耍赖”赖着活下来的,若没有那股“赖”劲,十个赵恒宽也饿死了。打从生活困难时起,他很少到集体地里干活,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

支书队长下令食堂里不给他饭吃。好啊,食堂不给吃,你碗里舀的有,我夺你的碗抢着吃。一次,队长把他脸上打得鲜血直流,他不擦不洗,你打呀,打完了我还粘着你,你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到处吆喝着队长不给饭吃还打人;你开会,我也带着一脸的血迹去开会;你回家,我回你的家。总之,打不过你,我缠死你,骂不过你,我气死你,反正这条命,早晚还不得让你们治死?我无儿无女孤魂野鬼一个,就是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也没人继承这顶帽子。

“妈的X,你个赖怂不要脸!”

“脸是个啥?命都快没了,哪还有脸?”

支书队长被他缠得没了法子,只得睁只眼闭只眼,随他去吧,也落得自己轻松自在,真要打死他,那可是祖宗几代正儿八经的贫雇农,倘若一日追查下来,吃不完还得兜着走。

老赵祖籍安康深山,长得人高马大,壮得像头牛,黑得像只熊,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马熊”。困难时期来了,他的外号又变成了“风车架”,意思是身架子还在,但内囊里空了。年轻时,听说汉中物产丰富,就到这儿来讨生活。解放后和梁益汉陈玉祥一样,在郝家沟分了房子分了地,是地地道道的翻身农民。内心很感谢共产党和恩人毛主席,只是到死也搞不明白,以后这日子咋就过成了这个样子?说是天灾又不像,说是赫什么夫(赫鲁晓夫)的逼债,也摸不清楚。不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庄稼收不上,种不上,造成饥荒,倒是亲身经见了的。到底该怪谁?越想越糊涂,倒不如不去想,活一天算一天。

老赵在食堂里赖着吃了饭,就到野外找食吃。他是个食谱广泛的动物,青草他吃,草根他吃,树皮他剥。只要能逮住什么小动物就吃什么。田里的青蛙、地里的蛤蟆、沟里的鱼虾、洞里的老鼠、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蚂蚱、甚至蝎子昆虫,只要能弄到手的,都是他的美味佳肴。

老赵有一手绝活,那就是逮老鼠,凡是他发现了老鼠的踪迹,老鼠就算是死定了。头天晚上,在老鼠出没的地方放上自己制作的鼠夹,若没上当,他就带上镢头水桶,时而挖洞,时而堵洞,时而水灌,在唯一的出路口,绷上布袋子,有时老鼠就会自动跳到袋子里去。如果从洞里蹿出来的是一条长虫(蛇),要是别人,吓得魂飞魄散逃之夭夭,可他却获得了特大丰收,喜之不尽。

至于生产队的菜苗、胡豆苗、半成熟的庄稼,他一般不捋回家去煮着吃,而是顺手拈来,立即送到嘴里,不留半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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