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
1964年，正当农村里的社教运动搞得人心惶惶的时候，中华大地又有了新的运动项目——农业学大寨。
12月26日，在自己的生日宴上，毛泽东指名要见的大寨带头人陈永贵来了，他拉着他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他向在座的介绍说，他是农业专家，搞出一个大寨，很好。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一时间，中国广大农村到处刷上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仿佛只要学了大寨，中国从此就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就可以当第三世界的霸主（当时中国把世界分为三个世界。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属第一世界，欧洲发达国家及日本属第二世界，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属第三世界）。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山村。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生活艰苦。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建层层梯田，取得了粮食“特大丰收”。
大寨成了全国的一面旗帜，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国内参观者学习取经，2.5万外国游客慕名而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参观后表示，自己死后但愿能葬在虎头山上。
“农业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徐坡公社的党委在学大寨的口号发出后，命令全公社各个生产队必须在半夜三点到地里干活，一直干到早上十点。十二点开始又干到晚上九点收工，全天干活整整十六个小时。两头不见黑，白天只能在家吃一顿饭。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劳动辛苦的程度和大跃进时期没有两样。
在“移风易俗，过革命化春节”的口号下，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也要上工做活。社员成了干活的机器，就是机器也要谁修停歇的时候，但农民却没有这个奢望。
“解放妇女”、“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美妙动听的词语，变成了不顾妇女身体实际和死活，和男人一样干重活的代名词。婴幼儿得不到母亲的照顾，常常半夜哭闹直到早晨十点过后放工，其间演绎出多少人间悲剧，上级是不管这些的，要的是农民拼死拼活的“革命精神”。
为了战天斗地，公社在毛家堰对面坡上大搞人造平原，平时留少部分人坚守阵地，秋收秋种以后，各生产队都得带领大队人马前去会战，一直造到改革开放。平原没有造成，倒是造成了无数辛酸悲伤的故事。
1975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公社下达的栽种苹果树的任务，必须在这一天完成。大年初一，正是中国人民喜庆春节的欢乐时刻，而今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农业学大寨”的强迫命令下，变成了“艰苦奋斗”的劳动。
正月初一打早起来，我就收拾东西，匆匆吃过早饭，让八岁的郝田和四岁的郝汀，用水担穿过水桶梁抬着水桶，我把镢头和两米高的苹果树捆在一起扛在肩上，一起到五六里外的“峰寺院”对面的高坡上去栽树。以往，今天是中国人民欢度春节最热闹的时候，而今，路过的村庄死气沉沉，连一声锣鼓也没有。只有萧萧寒风从耳边不停地掠过，连太阳也被云层遮蔽得模模糊糊。
挖好坑栽上六颗树后，就要浇水，坡大沟深，担水困难，而且沟里的水很浅。我们忘了带水勺，看见人家的水勺空下了借来一用，不得空了，只好在冰冷的水里用手往桶里捧水。等完成了“过革命化春节”的任务，回到家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
社员们辛辛苦苦栽种的苹果树该是苹果园了吧？如歌中所描绘的那样：“牛羊成群过，果树遍山坡”。遗憾的是90%以上的树苗都死了，半年以后，干枯了的树干，让有些胆大的“依靠对象”偷偷连根掏走当了柴烧，只给各个生产队的账目里，增添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购树苗支出。时值今日，汉中还没有一个苹果园，大概当地不适合苹果的生长。
大自然老是和“革命者”的想象对着干，连一点儿面子也不给。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实际做起来是“只种粮食，其他不管”。大炼钢铁时期大量砍伐树木，现在为了“农业学大寨”，所有树木几乎是一根不留；只要能挪出种粮食的地方，哪怕是陡峭的山坡，再不适宜耕种，也要开垦出来“以粮为纲”；“挖坟掘尸”，“平整土地”，把祖先的尸骨抛于荒野，理由是不能让死人侵占活人的土地。一时间，在广大农村掀起了一场挖祖坟的平坟运动。哪管什么尊祖敬先、什么环境保护、什么水土流失。
老实本分的农民没有环保的理念，但是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知道鸟儿是农民的朋友，从不伤害各种小鸟。1958年大量砍伐树木和“除四害”消灭麻雀运动带来病虫害的泛滥，是经见过的，现在又要砍树，使他们忧心忡忡。
“树光了、鸟飞了、虫多了、粮缺了。”农民又开始担心再来一个“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暗地里揶揄说：“农业学大寨是农业学大灾”。
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带来的恶果是长期的，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一到秋天稻谷快要成熟时，蚂蚱到处乱飞，汉中城里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直到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生态修复，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有些鸟儿如乌鸦、喜鹊，至今还没有回来。破坏起来容易，恢复起来难哪！
从“农业学大寨”一开始，陈永贵的名字就和大寨一样响亮。他究竟是何方圣贤，一路高升竟然爬到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原来，早年他家境赤贫，目不识丁，后来当上了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飞黄腾达扶摇直上。
乡亲们给他起了两个外号，一是“大头苍蝇”，形容他到处嗡嗡乱叫，令人讨厌恶心；二是叫他“二鬼子”。1942年他27岁时，曾一边给日本人办事，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后来被日本宪兵逮捕，所以在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档案里，留有他“归顺释放”的记录。日本投降后，知情人称他是“二鬼子”，并当作汉奸予以批判，差点儿丧了命，当支左的军队干部拿出铁证，陈永贵痛哭流涕，乞求饶他不死。但世上的事就有这么奇怪，最高统帅要保他，天大的事也会化为乌有，反倒是审查他的人个个倒了大霉。陈永贵顺利的当上了“九大”代表，还成了主席团成员，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陈永贵先后回昔阳二十多次，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过“一猪一鸡一兎”规定的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真是够“左”的。
陈永贵在任上，先后三次出国访问，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将首都金边上百万“资产阶级”统统赶到农村、山区。还要取消银行、货币、商店，全国实行供给制，全民吃公共食堂，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大军营。访问归来，陈永贵很感慨地说：“马列、毛主席还没能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然而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波尔布特政权统治下，全国人民有1/4—1/3被残杀，600多万柬埔寨人被残杀的有170万—200万。
陈永贵文化水平很低，有时难免闹笑话，一次在昔阳干部会上说：“我现在民愤很大！”大家都愣了，熟悉他的人连忙提醒：“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他才连忙改口。
这和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的有关吴桂贤的笑话如出一辙。虽然不一定是事实，但也可以看出人心的取向。
吴桂贤是陕西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和陈永贵一样，被毛主席“封为”国务院副总理。一次，一个日本医药代表团访问中国时说：“贵国的李时珍很了不起……”吴立即命令手下人：去把李时珍叫来！也好做些陪同工作。手下人弄得哭笑不得，一个去世几百年的人，到哪儿去叫呢？
用这样的人来管理偌大一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真是想得出，做得出，算得上是人间奇迹。
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城固县文川区的曹区长，是孟营公社村级小学的民办教师，平时窝窝囊囊毫不起眼，就在放暑假的前两天晚上，因为给自家的自留田里放水和别人打了一架。五天后，暑假教师学习会开始了，老师们惊奇地发现，这位不起眼的民办教师，竟然是代表区委、区政府作学习会报告的曹区长，熟悉他的老师无不惊诧得目瞪口呆。
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风气，不是党员的可以突击入党，不是干部的可以突击提干，不是官员的可以突击升官，入党、提干、升官如同儿戏。
“经过长期的折腾，中国广大农民对捆在一起的集体化生产十分厌恶。一些地方的社员，“上工等队长打钟，下地干活磨洋工”。生产效益低到干一天10分工，只抵一个鸡蛋的价值！”（《陈永贵从政始于主席要树典型 农民本色从未改变》党史天地 2010年12月31日 凤凰资讯网）
正是这面旗帜把中国农业拖入深渊，农民个个成了赤贫，于是农村有人开始冒着杀头的危险，签订“分田到户”的协议。
“安徽凤阳的小岗村，18户农民已经在“秘密协议”上签字画押，搞起了大包干。
小岗村，1978年只能收3万斤粮食。1000亩土地荒芜了一半，还剩500多亩地，平均亩产70斤，这个村的人宁肯饿死，也不愿参加集体劳动。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柱着拐杖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这年11月上旬（1977），万里前往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徒步上山。途中他看到一户低矮的茅屋，因为家里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去问道：“老人家，8点多钟了，你怎么还没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家依然坐着，一动不动。当地干部脸上挂不住，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子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
万里招呼老人蹲回柴草里，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有穿裤子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
“那三个孩子呢？”
“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叫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1977年6月21日，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的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很多。事态严重，火烧眉毛，万里在大会上说：“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去总结。”
在农民的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席，盖的是难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胡萝卜缨子和地瓜煮成的焦糊糊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许多年的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条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文章摘自《小岗村的故事》作者：陈桂棣 春桃。华文出版社出版）
“赤色革命”把民众革成了“赤贫”，而且绝不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
无独有偶，曾任兰州军区司令的皮定钧中将在甘肃视察时，也遇到大姑娘钻在草堆里没法出来的事，随行的当地干部遮掩说：“这儿的女人不爱穿裤子。”皮定钧火了：“你妈才不爱穿裤子！”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农业学大寨、社教运动等一系列农村政策造就的中国农村的现实。一个有起码良知的中国人，应该承认事实、正视现实。使自己少一点浮躁，少一点轻信，少一点盲目；多一点沉稳，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理智。
那么，被誉为农业旗帜的大寨村该是很富裕了吧？
1978年7月，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带领800名代表到大寨参观。却发现虎头山光秃秃一片，树木被砍光了，种上了小麦，小麦连穗才六七寸高。山间（人造小平原）小麦、玉米长势不错，但病虫害极其严重。这与代表心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典型大相径庭，且毫无科学可言……
1979年春，在全国举办的一个小组会上，杨显东鼓足勇气发言，第一个带头揭开了大寨的盖子：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杨显东尖锐地批评说：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就连接替陈永贵为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回忆说，虽然大寨是中国农业的标杆，但除却荣誉因数，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并不高。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到一斤半小麦，小麦奇缺；过年包饺子，也用玉米面做皮。
但是，全国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的，从“两报一刊”看到的，却是大寨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夺取了粮食的特大丰收，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年年如此，毫不间断。
吹！中国人不干实事，却把吹牛皮当作第一要务。高产卫星吹破了，几千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但不汲取教训，反而转换手法，继续用舆论工具创造奇迹，把国家、人民拖入深渊。找不出一星半点儿“实事求是”的精神。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转发山西省委的文件：“历史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