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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16) 大 饥 荒 (3)

(2015-11-21 19:02:37) 下一个

大字报批判说,看!这就是周忠庆所谓的能的转变和能量守恒定律,句句离不开粮食,可见他对党的粮食政策多么不满,多么痛恨!还妄图挑拨青年学生和党的血肉关系。试问周老师,难道不给我们一个馍,我们就不去担柴了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青年,已经具备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还怕苦、怕累、怕饥、怕饿吗?

如果说前面的大字报态度还比较温和的话,下面揭发的内容就充满了火药味。

周忠庆在讲浮力一章时说,“战争是人类的灾难,但客观上,在矛与盾的对抗中,战争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制造出了第一艘潜艇,使敌对国的船只在海上莫名其妙地被炸沉了,当科学家搞清楚是潜水艇搞的鬼,就发明了深水炸弹来对付潜艇,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潜水艇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代之而起的是双方空战力量的增强,什么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以及各类舰艇和航空母舰纷纷登台亮相。特别是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在广岛、长崎分别投下了原子弹,杀死了二十多万日本人,广岛、长崎的建筑几乎摧毁殆尽,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尽快结束。科学技术就是在矛和盾的斗争中得到了进步和发展。”从周忠庆的这一番话里,至少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绝不希望战争,而周忠庆却为战争大唱赞歌,说它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抗战时期,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使他们的亡我之心不能得逞。苏联老大哥出兵我国东北,消灭了日本的百万关东军,帮助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周忠庆却把战争胜利的原因归结为美帝国主义使用了原子弹,灭我们的威风,长敌人的志气。

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数是人而不是物,更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周忠庆被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原子弹吓破了胆,为我们的头号敌人呐喊助威。并且,公然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这是居何用心?

从以上三点,不难看出周忠庆到底是什么人?他的阶级立场究竟站在了哪一边?

袁老师和曾老师在全校老师会议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刻检查,周老师却在几次全校老师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还邀请“教育改革大批判小组”的成员参加。

周老师是城固城关镇人,中等个头,长得敦敦实实,满面红光,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很有气质和精神。几番折腾下来,加之营养不良,很快变成了一个小老头。以后虽然还教我们的物理课,从此再也不敢旁征博引口若悬河,课本上有什么就说什么,照本宣科,昔日的学者风采荡然无存。

自然,作检查受批判的老师不少,大约有一二十个。幸好,检查批判的范围控制在老师的圈子里,没有扩大到全体学生中去。

从字面上看,“教育改革”应该是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运动,属于学术研究方面的范畴。也许是在上级指示里,有端正教育思想和批判教学中三脱离表现的缘故,所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学子,很自然的把学术问题演化成了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而且“左”得出奇,“左”得可怕。抓住一点、不计其余、肆意放大、上纲上线。不整倒整死对方,自己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就不配做时代的青年。

叫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未来的老师,为什么对自己的老师这样无情无义,连一点儿师生情谊都不要?甚至,连起码的人性都不要?不久的将来你也会是老师,你的学生这样对你,你该咋想?这给我又敲响了一次警钟:就是成了老师,学生也是惹不起的。

学生整老师以及使用的手段,诸如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甚至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等等,似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实不然,早已有之,而且这些手法已经应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使用这些手段的全面爆发而已。

世人常常同情非洲人的饥饿贫穷,但饥饿贫穷的非洲人不受政治上思想上的批判斗争。我们不但要忍饥挨饿,还要忍受残酷无情的政治思想斗争,两相对比,他们比我们强多了。

1959年9月,眼看国庆十周年快到了,学校要求人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小组会上个个抓耳挠腮想不出办法,我们小组的梁益明提出做一块肥皂。大家正在百无聊赖时,只要有人能想出点子,当然求之不得,立即赞成。于是由他牵头马上动手:从厨房里的油笼里挖出一些油脚子,又从化学实验室里要来纯碱,搅合在一起,刚能成型时,把它做成肥皂一样大小的长方体,梁益明还用小刀在上面精雕细刻出“献礼牌肥皂”五个工工整整的仿宋字。

其他的小组或个人不是在小瓶里装一些小颗粒,就是装点儿粉剂,从班长那儿领来统一印制的标签,填上品名、用途、制作者姓名或单位。

到了十月一日这一天早上,各班的献礼台布置的花花绿绿,做好的礼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吃过饭全体出动,抬上礼品,由锣鼓开道,我们一路高呼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口号,热热闹闹在全城游行一周。

当然,谁都明白,这些所谓的礼品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一点儿实用价值也没有,游行一完也就随手扔掉。偏偏我们的“献礼牌肥皂”被教导处的李重光老师看中了,李老师是一方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出版过字帖,我们都很敬重他。

过了两天,我们正在上午自习,李老师来了,找到了梁益明:“梁益明,你怎么糊弄我?好坏我也是你们的老师吗!你看,你看!”李老师气呼呼地,把头上的帽子一抹,露出光光的头皮,“能用就是能用,不能用就是不能用,你咋不说一声?害得我用过后粘在头皮头发上,咋洗也洗不掉,只好剃成光葫芦。”全班同学早把注意力转了过来,见平时高耸着头发的李老师,脑袋变得油光闪亮。待李老师戴上帽子愤愤然离开教室后,大家狂笑不止。梁益明尴尬地辩解说:“是他要用,又不是我让他用的。”以后,每当忆及这一幕,心里就不由自主地笑上一回。

说假话,做假事,已经变成了中国人的习惯,而且连绵不断。几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也三十多年了,看看各个社会层面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现象,经济界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商品,这股恶习之根深蒂固至今无法根除,简直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疾。

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好处是,这一天学校里给吃了一顿肉,大家很高兴,因为我们已经好久“不知肉味”。只是没想到,这竟然是城固师范三年生活里的最后一顿带肉的饭菜。

沾过了这顿荤醒没几天,学校布置大家“评粮”。“评粮”就是把每个人每顿吃的粮食分五两、四两半、四两三个档次。方法是自己先报出属于那一等,然后由同学议定。除了大个子每天能吃到原来的一斤粮外,其他的都得降低标准,我是属于最低档的,一天两顿共吃八两粮。这分明是国家降低了供粮标准,但人人心知肚明,嘴里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至于吃菜,如同“删繁就简三秋树”,一碗汤里面飘上几片菜叶放上一点盐就是了,昔日的四菜一汤已是昨日黄花,黄鹤一去不复返矣。

在饥饿中,迎来了1960年的春节。然而更大的饥饿正在等着我们。

这一年的春节更加死气沉沉,没有一家到城里来表示喜庆的杂耍队伍。只有大街上的喇叭,要么播送我们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取得了粮食大丰收,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赶上或超过了某某某个国家。要么播放热情洋溢的歌曲“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富强了。

……

生活越来越困难,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越来越加强。讨论会上的“有人说,……,你是怎么认识的?”变成了“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学校在大礼堂里举办了忆苦思甜展览,不但有实物还有图片,通过对比端正学生的认识,提高思想觉悟。

最著名的是同年级的卢福德(洋县人),展览会上专门开辟了一个专版,美术老师为他画了一张神形兼备的水彩画像,题目是“用米汤喂大的孩子”。可惜他“狗”得出奇,不但狗坐轿不识人抬,还狗肉上不了席面。学校和各个班级都请他做忆苦思甜报告,说啥也不出面,令学校十分失望。

继“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提出之后,政治课堂上丁惠棠老师在讲:“党和政府很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最近提出了‘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的思想,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此话一出,立刻引起班里团支部委员刘隆华的质疑:“丁老师,我有疑问,能不能提出来商讨?”

“当然可以,你说吧。”

“我们党历来提出的是‘突出政治,思想领先’,吃饭成了第一,政治思想工作不就成了第二了吗?所以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妥。”

“首先我要肯定的是,这个同学肯动脑筋善于思考,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但是,这不是我随意讲出来的,我是根据资料上的提法说的,绝不是空穴来风自我杜撰。”

“能不能问一下丁老师,这话是谁说的?”

“资料上没说,我不能妄加猜测。”

“如果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坚决拥护,如果不是,值得怀疑。”

“我说过了,资料上没说,我不能妄加猜测。”

事后,这个提法渐渐多了起来,连校党委书记陈世荣也在全体师生的报告会上讲过,具有高度无产阶级觉悟的刘XX才没有再提出质疑。

刘XX的质疑很有道理,很有见地。若不是伟大领袖提出来的,起码有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倾向,是应该彻底批判的东西;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当然是绝对正确的。

到了现在才逐渐清楚,这话的确是毛主席说的。

当听了警卫员的调查报告(下边口粮奇缺生活十分困难)后,“毛主席靠在沙发上,长长吸了一口烟,第一次这样讲道:‘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同一句话,是毛主席说的,那就是最高指示。如果是别人说的,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话看谁说,事看谁做。”“事看谁办,法看谁犯。”老百姓的这些口头禅,反映了没有法治的国家的实情。

因人定量,吃粮分三等的办法用了不到四个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粮站不再供应白米细面,改为一律供应谷粉。所谓谷粉,就是稻谷不脱皮,连谷壳一起打碎磨成粉。这样一来,只能每顿熬谷粉粥喝,没法再分四两,四两半和五两了。

为适应新的变化,有点钱的学生花一元多钱买一个大搪瓷碗,没钱的花一毛多钱买一个大土碗。如果碗小了,舀饭的炊事员看你的碗装不下,勺子一斜,那你的亏算是吃大了,饥荒无情,谁也舍不起几口救命粥。开饭了,把碗夹在腋下到饭场里去排队。舀在碗里的谷粉粥,上面还飘浮着许多谷茬子。有菜了粥里面煮几片菜叶,没有了就是一碗纯而又纯的谷粉粥。

喝着喝着,把城里的粮库喝空了,学校组织我们到南山里的元坝运粮。从半夜三点多出发一直到傍晚,才能把运回来的粮食交到粮库。

一次,就在离五郎关进去不远的地方,返回来时,有五六个中(一)的女同学在靠山边的路旁歇气,我们几个也在不远处休息。这几个女同学歇了一会儿起身赶路,刚走了没几步,突然,就在她们歇气的地方山崩了,山石和泥土哗啦啦冲了下来,把那块地方全部埋了起来。几块较大的石头(或许是土块)冲过路面飞入对面的河滩。幸亏早走一步躲避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好险呀!我们吓得惊叫不已,这几个女同学更是浑身打颤,连路也不会走了,所运的粮食只好让大家分担。

显然,供粮的标准又降低了。

这样的状况,一直没能得到改善,谷粉粥陪我们毕了业,送我们离开了可爱的城固师范。

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标准到底是多少?成了政治机密。学校不说,谁又敢问?问了,就有质疑、不满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嫌疑。如果每人每月的定量标准为26斤,每百斤稻谷出米率按七十斤计算,那么,我们每月只能吃到18.2斤粮食,如果达不到26斤,那就吃得更少。

无情的饥饿折磨着每一个人,同学们利用吃过午饭晚饭的空余时间,带一把小刀到周围田野里去捥野菜吃,一天同学曹宗海找来几根红苕蒂,汉中人叫苕鼻筋,用水洗了,宿舍里的四五个人每人分到一根,大家戏谑是办宴会。这东西嚼起来太筋道结实,和吃皮带差不多,草根大的一个,没有五六分钟的咀嚼是没法下嚥的。

街道上的人,个个脸呈菜色,骨瘦如柴,双眼深陷,两颊塌了进去。靠在街边墙角的一位妇女,怀里抱着一岁多的孩子,身旁还靠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失去了活泼好动的天性,眨动着的眼皮,说明他还是个活物,妇女无神、无奈的眼神,似乎在注视着前方,又似乎什么也没看。

城固大街上出现了抢东西吃的现象。有人买了一个馍,在街道旁边走边吃,猛不防从后面蹿出一个人来,抢了手里的馍,撒腿就跑。

几家公私合营的食堂关了门,县城里的饭店越来越少。一个星期天,我和两个同学到座落在钟鼓楼西南角的国营食堂里去充饥,走进食堂,服务员刚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给顾客端到面前,突然从他身后伸出一只手来,迅疾把碗里的面条抓起来塞进了嘴里,闻讯赶出来的厨师,抡起手里的铁勺就打,抢饭者哪顾得了头疼背痛和手指的灼痛,只顾把手上脸上沾着的面条往嘴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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