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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16) 大 饥 荒 (2)

(2015-11-20 09:58:22) 下一个

讨论会天天举行,当然,谁敢说“有人说”说得对?是事实?是真理?而是挖空心思搜肠刮肚,找出话语来并且带着强烈地义愤批驳一番,把本来不是事实的东西再违心的赞扬一通。大家唱着同一个调子,发出同一个声音,说着同样的话,不过是你说一遍他再重复一遍。如果上课的预备铃没响,每个人还得轮流再说一两遍。政治老师下班视察批评说:“这样是在走过场,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是对党不忠诚,思想有问题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还得动动脑子,即使是同一个调子同一句话,也要换一种方式变成“我的话”表述出来。

讨论会是严肃认真的,由小组长主持,挑选写字快的同学作记录,班主任和政治课老师随时抽查,作为期末操行评语的依据和政治课学习成绩的参考。

这样的讨论会不但天天举行,而且一天两次雷打不动。每顿吃过饭,饭碗还没有放在架子上,班里的团支书或班长就喊开了:“开始讨论了!动作快点儿!”从吃过中午饭到上中午课,从吃过晚饭到上晚自习立即讨论,根本不给你一点儿休息时间。日子久了,同学们免不了产生怨言。于是有人说:“他妈的!这是哪个坏怂,一天吃饱了撑的,尽说反动话,咋不查出来收拾收拾,害得我们天天没有一点儿休息时间,上厕所还得跑着去。”

怨言很快传到了校团总支书记的耳朵里,一场追查“反对端正认识,反对提高觉悟,散布流言蜚语”的清查运动,在学校开始了。经过约一周的明察暗访,终于揪出了“罪魁祸首”,怨言的始作俑者是中二(三)班的王治国(城固小东关人,2009年农历正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王治国只好在班里及校团总支大会上一次次的接受“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

据知情者说,多亏这娃命好,家庭是贫农成分,其兄是部队里的连级干部,前程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自此以后,在“帮助”的名义下,各班都有同学在班里受到批判,好在那时只是文斗没有武斗 。

无独有偶,我们班里的杨紫薇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同学们注意了,看书做作业的一律停下!这个叫,把桌子上的东西都放下去。”晚自习刚开始不久,团支部书记李俊声登上讲台发话,“近来,同学们通过认真的学习讨论,这个叫,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普遍有了提高。但是,还有个别同学,这个叫,对我们的政治学习讨论会,采取正话反说的手法进行反对,这是很危险的。这个叫,是对党的方针政策思想上公然的对抗!对这个同学今天我们不帮助他,将来他就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人民的敌人。为了挽救这个同学,把他拉上岸,这个叫,经团支部和班委会研究,决定对他从思想上进行严肃的帮助。现在,由杨紫薇先作自我检查。”我的朋友说话有点儿啰嗦不简洁,说不到几句,就得用个口头禅“这个叫”作为衬词,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班里的权威。

我感到有点儿意外,既然是经团支部和班委会研究决定的事,我是班委会成员,怎么一点儿消息都不知道?仔细一想也就明白了:我这个文娱委员,只不过是用你一点儿一技之长,只可利用,不可重用,要说牵扯到政治思想上的事,那我根本是“另册”上的人。自此,我更加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处处小心,事事谨慎。

杨紫薇像个囚犯,耷拉着脑袋一步步慢腾腾地走上讲台,从衣兜里掏出几张事先写好的检讨书作自我检查。检查完了,班里的团员和其他同学争先恐后的发言,批判他的错误言论。显然,发言的顺序都是事前安排好的,一切迹象表明,“帮助”会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杨紫薇前后被“帮助”了三个晚上,作了好几次检查,才算通过“帮助”,勉强端正了认识,提高了觉悟。(杨紫薇,汉台区铺镇杨家山人,2010庚寅年正月去世,享年七十岁)

杨紫薇和王治国犯的是同一个错误,一天晚上快熄灯就寝前,杨紫薇用他那带着浓重川腔的铺镇话说:“这是哪个坏怂,妈的X,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好话你不会说?尽说坏话,害得大家天天讨论个没完没了,连个放屁的工夫都没得,干脆把这个坏怂拉出来枪毙算了,免得再给老子添麻烦。”这几句话被同学汇报上去,领导很自然的分析出他对开展讨论会的抵触情绪,上纲到对党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满,内心忌恨,嘴里说不出而已,存在着严重的思想问题,必须认真“帮助帮助”。

幸好,他的话比王治国的话迟说了几天,在追查思想根源时,他一口咬定是听到别班同学这样说,自己才随声附合犯了错误的,因而减轻了罪责。杨紫薇也不是共青团员,属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才没有变成学校团总支的重点批判对象。

此例一开,全校各个班级都有学生陆续受到“帮助”,我们班里被帮助的同学也渐次多了起来:

梁益明(洋县人),一次到山里担柴,返回途中在一条小河旁歇气,他把柴担子一撂,唱到:“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检举者绘形绘声地揭发:当时他把曲调的时值拉长了一倍,把《社会主义好》这首热情洋溢、讴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优秀歌曲,故意唱得有气无力奄奄一息。刚唱完这两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随后全身像垮塌的沙墙一样倒了下去,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发泄心中的不满。不但不信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变着法儿,用讽刺挖苦的手段,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可见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仇恨……

划不来的是马本荣(城固橘园人),马本荣是我们班里的劳动委员,为人忠厚老实,和同学们关系处得很好。

当时,烧饭用的柴火涨到一二十元一担,我们每月的伙食费还是九元多。为了保住基本生活费用,学校组织全体同学几乎周周到南山里去担柴。久而久之,同学们颈后的大椎上都留下一个肉包(是扁担磨下的,我的肉包有鸡蛋那么大)。每次担柴前,他负责到厨房里领馍,再分发给大家。这次鬼使神差,厨房里多数了一个馍,可能因为他个头大,肚子饿舍不得,贪污了。

那时生活十分困难,如果我有一个馍,也会视它贵如生命。

班里有高觉悟者到厨房里作了一番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被揭露出来,受到一次次的“帮助”,批判他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骂他是不知廉耻的“瞎吃”,搞得他威信扫地一脸土灰。劳动委员被撤消,由马宗周接替,从此沉默寡言一蹶不振,仿佛变了一个人。

班长牟全钦(洋县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图名图利,弃学跑到新疆去招工当了黑市工人。到了新疆才知道那儿条件十分艰苦,不得已跑了回来,来校后推说在家生病,但瞒不过组织的“火眼金睛”,近六尺高的汉子被多次“帮助”得流下了眼泪。由于思想包袱沉重,在班里抬不起头,压力太大,最终还是跑到又冷又苦的新疆去了。

最倒霉的是西乡籍学生陈义万,在即将毕业的那一学期犯了事。有人发现他记有“反动日记”,究竟记了些啥,反动到什么程度,没有透露,说是为了防止反动言论的传播扩散。既然不能联系到他的言论,该咋批判哩?有办法,大帽子一顶接一顶,闷葫芦摇来摇去,旁观者听得糊里糊涂,而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心理明白,达到“帮助”的目的就行。

陈义万一连被帮助了六七个晚上,检讨了无数次,还得需要“帮助”。犹如憨狗爬上月楼下不了台,多亏班主任老师杜克选给他出了个点子,让他去求校党委书记,在校党委书记陈世荣面前,谈了自己家里是世代贫农,痛哭自己忘了本,后悔自己犯下了大罪,决心痛改前非,取得了陈书记的谅解,才保住了毕业分配。(据镇巴的同学说,陈义万后来真的犯了罪,自杀身亡)

另外,还有李大俊(西乡人),刘明俊(城固南山二里坝人,这人的姓名不准,时间太长,可能记忆有误。他最显著的特征是鬓角有一块铜圆大的伤疤)都是先后被“帮助”的对象。

这是帮助还是批判斗争?那只有见仁见智,自己理解得出结论。

有了这些反面教员,在这样的氛围里过日子,你不谨小慎微,不当一个谦谦君子行吗?就是你小心着小心着,说不定哪一个晚自习,你也成了被“帮助”的对象。

在饥饿中,学生里的政治工作搞得如此严厉,思想控制得如此严密,那么,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就在劫难逃。

自大炼钢铁回校后,一场名为“教学改革”的活动,奇怪地变成了政治思想上的批判运动。

常言道,说话人短,记话人长。曾经带领我们大炼钢铁的语文老师袁耀德,在“评游”时说过“老师毕竟是老师,不能和你们这些小伙子比……”的话。到了1960年初,按照上级指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教改运动,端正教育思想,检查和批判旧教材和教学中的“三脱离”现象。就在通往饭场路边的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里面用了一连串的诘问句:老师就是老师这话对吗?老师就应该特殊吗?老师就不要思想改造了吗?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需要思想改造了吗?紧接着,揭发袁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方法的大字报接踵而来,使这位学校里的语音教学权威,灰头土脸威信扫地。

我是班里的文娱委员,给老师“评游”由团支部、班委会成员参加,当时也在场,并没有感到袁老师的话有什么不对,从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的实际出发,劳动的强度就应该区别对待,这个道理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呀?退一步讲,即使袁老师说错了,又不是啥大事,何必小题大作?

袁老师不止一次在我们班里作检讨,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和教育教学方法,试图得到同学们的宽容和谅解。

倒霉的远不止是袁老师。

函授部的曾希彦老师,谈吐幽默风趣,平时好开个玩笑。他只给其它班级代讲了几次语文课,也给自己“代”来了麻烦。在讲课文中的“非仁义,勿多也”一句时说:“它的意思是,不是不仁义,而是东西不多呀。一次,一位朋友来找我,我刚领到一个馍,于是我就藏在不显眼的地方。不是我不仁义,而是东西太少了,招待了客人,仁义是有了,可我和家人就得饿肚子,‘非仁义,勿多也。’”

大字报里继续写道:快过年了,国家有困难,城市居民每人供应一块红豆腐,曾希彦(这里不称曾老师)问总务:“我的小宝宝有没有红豆腐?”

“没有。吃奶的孩子会吃红豆腐?”

“孩子不会吃,他爸他妈会吃呀。”

“他爸他妈有指标,一人一块。”

曾希彦不满地说,“共产主义咋还不快点到我们学校里来呢?到时候按需分配,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免得受你们的窝囊气。”

自然,大字报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家是地主成分,汉台区皂树村人),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丧失革命信心,挖苦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等大帽子,一顶一顶地给他戴。

物理老师周忠庆,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重点突出、难点易破、深入浅出、形象具体。常常用浅显的比喻说明一个大道理,深得学生喜爱。例如在讲“栅极”和“连栅极”哪一个捕获电子多的时候,他比喻说就像我们拿一把沙子,从窗纱里往外打,窗纱越密挡住的沙子就多,同理,“连栅极”捕获的电子当然就多。浅显易懂,让人一听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就是课堂上的一些小小的比喻,却给他带来了大大的麻烦。

我们班署名“教育改革大批判小组”的大字报揭露:由于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而周老师肆意歪曲这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在课堂上故意说成是“标准低,菜代瓜”。同学们!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改动,它充分说明周忠庆对党的不满和仇恨,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嫌粮食供应太少,标准太低,连瓜也吃不上,要用菜来代替。联系到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接下来引用历史典故: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做六十大寿,命天下一律贴上一副对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有学者略作改动,把每句的后两字一颠倒,变成了“一人庆有,万寿疆无。”小小一改,思想内容截然相反。周忠庆就是利用这种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和党的方针政策的。

周忠庆在讲能的转变和能量守恒定律时,说你们去南山担柴时,为什么要发一个馍哩?那就是需要粮食来补充体能的消耗。这里面就有能的转变和能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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