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会天天举行，当然，谁敢说“有人说”说得对？是事实？是真理？而是挖空心思搜肠刮肚，找出话语来并且带着强烈地义愤批驳一番，把本来不是事实的东西再违心的赞扬一通。大家唱着同一个调子，发出同一个声音，说着同样的话，不过是你说一遍他再重复一遍。如果上课的预备铃没响，每个人还得轮流再说一两遍。政治老师下班视察批评说：“这样是在走过场，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是对党不忠诚，思想有问题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还得动动脑子，即使是同一个调子同一句话，也要换一种方式变成“我的话”表述出来。
讨论会是严肃认真的，由小组长主持，挑选写字快的同学作记录，班主任和政治课老师随时抽查，作为期末操行评语的依据和政治课学习成绩的参考。
这样的讨论会不但天天举行，而且一天两次雷打不动。每顿吃过饭，饭碗还没有放在架子上，班里的团支书或班长就喊开了：“开始讨论了！动作快点儿！”从吃过中午饭到上中午课，从吃过晚饭到上晚自习立即讨论，根本不给你一点儿休息时间。日子久了，同学们免不了产生怨言。于是有人说：“他妈的！这是哪个坏怂，一天吃饱了撑的，尽说反动话，咋不查出来收拾收拾，害得我们天天没有一点儿休息时间，上厕所还得跑着去。”
怨言很快传到了校团总支书记的耳朵里，一场追查“反对端正认识，反对提高觉悟，散布流言蜚语”的清查运动，在学校开始了。经过约一周的明察暗访，终于揪出了“罪魁祸首”，怨言的始作俑者是中二（三）班的王治国（城固小东关人，2009年农历正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王治国只好在班里及校团总支大会上一次次的接受“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
据知情者说，多亏这娃命好，家庭是贫农成分，其兄是部队里的连级干部，前程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自此以后，在“帮助”的名义下，各班都有同学在班里受到批判，好在那时只是文斗没有武斗 。
无独有偶，我们班里的杨紫薇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同学们注意了，看书做作业的一律停下！这个叫，把桌子上的东西都放下去。”晚自习刚开始不久，团支部书记李俊声登上讲台发话，“近来，同学们通过认真的学习讨论，这个叫，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普遍有了提高。但是，还有个别同学，这个叫，对我们的政治学习讨论会，采取正话反说的手法进行反对，这是很危险的。这个叫，是对党的方针政策思想上公然的对抗！对这个同学今天我们不帮助他，将来他就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人民的敌人。为了挽救这个同学，把他拉上岸，这个叫，经团支部和班委会研究，决定对他从思想上进行严肃的帮助。现在，由杨紫薇先作自我检查。”我的朋友说话有点儿啰嗦不简洁，说不到几句，就得用个口头禅“这个叫”作为衬词，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班里的权威。
我感到有点儿意外，既然是经团支部和班委会研究决定的事，我是班委会成员，怎么一点儿消息都不知道？仔细一想也就明白了：我这个文娱委员，只不过是用你一点儿一技之长，只可利用，不可重用，要说牵扯到政治思想上的事，那我根本是“另册”上的人。自此，我更加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处处小心，事事谨慎。
杨紫薇像个囚犯，耷拉着脑袋一步步慢腾腾地走上讲台，从衣兜里掏出几张事先写好的检讨书作自我检查。检查完了，班里的团员和其他同学争先恐后的发言，批判他的错误言论。显然，发言的顺序都是事前安排好的，一切迹象表明，“帮助”会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杨紫薇前后被“帮助”了三个晚上，作了好几次检查，才算通过“帮助”，勉强端正了认识，提高了觉悟。（杨紫薇，汉台区铺镇杨家山人，2010庚寅年正月去世，享年七十岁）
杨紫薇和王治国犯的是同一个错误，一天晚上快熄灯就寝前，杨紫薇用他那带着浓重川腔的铺镇话说：“这是哪个坏怂，妈的X，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好话你不会说？尽说坏话，害得大家天天讨论个没完没了，连个放屁的工夫都没得，干脆把这个坏怂拉出来枪毙算了，免得再给老子添麻烦。”这几句话被同学汇报上去，领导很自然的分析出他对开展讨论会的抵触情绪，上纲到对党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满，内心忌恨，嘴里说不出而已，存在着严重的思想问题，必须认真“帮助帮助”。
幸好，他的话比王治国的话迟说了几天，在追查思想根源时，他一口咬定是听到别班同学这样说，自己才随声附合犯了错误的，因而减轻了罪责。杨紫薇也不是共青团员，属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才没有变成学校团总支的重点批判对象。
此例一开，全校各个班级都有学生陆续受到“帮助”，我们班里被帮助的同学也渐次多了起来：
梁益明（洋县人），一次到山里担柴，返回途中在一条小河旁歇气，他把柴担子一撂，唱到：“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检举者绘形绘声地揭发：当时他把曲调的时值拉长了一倍，把《社会主义好》这首热情洋溢、讴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优秀歌曲，故意唱得有气无力奄奄一息。刚唱完这两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随后全身像垮塌的沙墙一样倒了下去，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发泄心中的不满。不但不信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变着法儿，用讽刺挖苦的手段，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可见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仇恨……
划不来的是马本荣（城固橘园人），马本荣是我们班里的劳动委员，为人忠厚老实，和同学们关系处得很好。
当时，烧饭用的柴火涨到一二十元一担，我们每月的伙食费还是九元多。为了保住基本生活费用，学校组织全体同学几乎周周到南山里去担柴。久而久之，同学们颈后的大椎上都留下一个肉包（是扁担磨下的，我的肉包有鸡蛋那么大）。每次担柴前，他负责到厨房里领馍，再分发给大家。这次鬼使神差，厨房里多数了一个馍，可能因为他个头大，肚子饿舍不得，贪污了。
那时生活十分困难，如果我有一个馍，也会视它贵如生命。
班里有高觉悟者到厨房里作了一番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被揭露出来，受到一次次的“帮助”，批判他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骂他是不知廉耻的“瞎吃”，搞得他威信扫地一脸土灰。劳动委员被撤消，由马宗周接替，从此沉默寡言一蹶不振，仿佛变了一个人。
班长牟全钦（洋县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图名图利，弃学跑到新疆去招工当了黑市工人。到了新疆才知道那儿条件十分艰苦，不得已跑了回来，来校后推说在家生病，但瞒不过组织的“火眼金睛”，近六尺高的汉子被多次“帮助”得流下了眼泪。由于思想包袱沉重，在班里抬不起头，压力太大，最终还是跑到又冷又苦的新疆去了。
最倒霉的是西乡籍学生陈义万，在即将毕业的那一学期犯了事。有人发现他记有“反动日记”，究竟记了些啥，反动到什么程度，没有透露，说是为了防止反动言论的传播扩散。既然不能联系到他的言论，该咋批判哩？有办法，大帽子一顶接一顶，闷葫芦摇来摇去，旁观者听得糊里糊涂，而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心理明白，达到“帮助”的目的就行。
陈义万一连被帮助了六七个晚上，检讨了无数次，还得需要“帮助”。犹如憨狗爬上月楼下不了台，多亏班主任老师杜克选给他出了个点子，让他去求校党委书记，在校党委书记陈世荣面前，谈了自己家里是世代贫农，痛哭自己忘了本，后悔自己犯下了大罪，决心痛改前非，取得了陈书记的谅解，才保住了毕业分配。（据镇巴的同学说，陈义万后来真的犯了罪，自杀身亡）
另外，还有李大俊（西乡人），刘明俊（城固南山二里坝人，这人的姓名不准，时间太长，可能记忆有误。他最显著的特征是鬓角有一块铜圆大的伤疤）都是先后被“帮助”的对象。
这是帮助还是批判斗争？那只有见仁见智，自己理解得出结论。
有了这些反面教员，在这样的氛围里过日子，你不谨小慎微，不当一个谦谦君子行吗？就是你小心着小心着，说不定哪一个晚自习，你也成了被“帮助”的对象。
在饥饿中，学生里的政治工作搞得如此严厉，思想控制得如此严密，那么，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就在劫难逃。
自大炼钢铁回校后，一场名为“教学改革”的活动，奇怪地变成了政治思想上的批判运动。
常言道，说话人短，记话人长。曾经带领我们大炼钢铁的语文老师袁耀德，在“评游”时说过“老师毕竟是老师，不能和你们这些小伙子比……”的话。到了1960年初，按照上级指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教改运动，端正教育思想，检查和批判旧教材和教学中的“三脱离”现象。就在通往饭场路边的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里面用了一连串的诘问句：老师就是老师这话对吗？老师就应该特殊吗？老师就不要思想改造了吗？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需要思想改造了吗？紧接着，揭发袁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方法的大字报接踵而来，使这位学校里的语音教学权威，灰头土脸威信扫地。
我是班里的文娱委员，给老师“评游”由团支部、班委会成员参加，当时也在场，并没有感到袁老师的话有什么不对，从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的实际出发，劳动的强度就应该区别对待，这个道理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呀？退一步讲，即使袁老师说错了，又不是啥大事，何必小题大作？
袁老师不止一次在我们班里作检讨，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和教育教学方法，试图得到同学们的宽容和谅解。
倒霉的远不止是袁老师。
函授部的曾希彦老师，谈吐幽默风趣，平时好开个玩笑。他只给其它班级代讲了几次语文课，也给自己“代”来了麻烦。在讲课文中的“非仁义，勿多也”一句时说：“它的意思是，不是不仁义，而是东西不多呀。一次，一位朋友来找我，我刚领到一个馍，于是我就藏在不显眼的地方。不是我不仁义，而是东西太少了，招待了客人，仁义是有了，可我和家人就得饿肚子，‘非仁义，勿多也。’”
大字报里继续写道：快过年了，国家有困难，城市居民每人供应一块红豆腐，曾希彦（这里不称曾老师）问总务：“我的小宝宝有没有红豆腐？”
“没有。吃奶的孩子会吃红豆腐？”
“孩子不会吃，他爸他妈会吃呀。”
“他爸他妈有指标，一人一块。”
曾希彦不满地说，“共产主义咋还不快点到我们学校里来呢？到时候按需分配，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免得受你们的窝囊气。”
自然，大字报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家是地主成分，汉台区皂树村人），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丧失革命信心，挖苦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等大帽子，一顶一顶地给他戴。
物理老师周忠庆，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重点突出、难点易破、深入浅出、形象具体。常常用浅显的比喻说明一个大道理，深得学生喜爱。例如在讲“栅极”和“连栅极”哪一个捕获电子多的时候，他比喻说就像我们拿一把沙子，从窗纱里往外打，窗纱越密挡住的沙子就多，同理，“连栅极”捕获的电子当然就多。浅显易懂，让人一听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就是课堂上的一些小小的比喻，却给他带来了大大的麻烦。
我们班署名“教育改革大批判小组”的大字报揭露：由于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而周老师肆意歪曲这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在课堂上故意说成是“标准低，菜代瓜”。同学们！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改动，它充分说明周忠庆对党的不满和仇恨，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嫌粮食供应太少，标准太低，连瓜也吃不上，要用菜来代替。联系到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接下来引用历史典故：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做六十大寿，命天下一律贴上一副对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有学者略作改动，把每句的后两字一颠倒，变成了“一人庆有，万寿疆无。”小小一改，思想内容截然相反。周忠庆就是利用这种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和党的方针政策的。
周忠庆在讲能的转变和能量守恒定律时，说你们去南山担柴时，为什么要发一个馍哩？那就是需要粮食来补充体能的消耗。这里面就有能的转变和能量守恒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