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七
1980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到文川去买木头，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仅有的一间小房，怎么也容纳不下一个五口之家。虽然木头贵得出奇，买一根不像样的木头，要用去我多半个月的工资，但也无可奈何。那时，木头还不能公开买卖，买卖双方像做贼一样搞着黑市交易。集市地点经常在变，躲避市管会的打击。好容易才在文川河道的坎边找到。这地方既隐蔽又便于逃跑，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便能扛上木头涉水过河，而那些吃公家饭的干部，是不会脱掉鞋袜，踏进刺骨的河水去追赶的。
我买好了一根，正把我的干粮往木头上绑，突然听到一声先生的叫喊，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陈纪财。他满面笑容，还真有些意气风发的样子。我说：“老朋友，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了。”
“咋不是？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咱俩的缘分还没尽。”
“快，坐下来说说你的近况。”
我俩席地坐在了坎头上。尽管下面的人讨价还价吵吵嚷嚷，我们似乎觉得他们并不存在。
“我在王家桥搞了个鳖事（蠢事）你一定听说了。大家肯定把我看的连狗粪都不如？”
“是不是为棉花的事？你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合作化以来，谁家不是缺衣少穿被子用的烂兮兮的，哪个不想搞点棉花？只是不敢或者没有时机。我们队里不是也偷偷给社员分了点棉花。从五几年一直跟着运动打人的积极分子郝志夏，一心想当队长就是当不上，他利用这次机会把分到的棉花背到公社去，揭发队长瞒产私分，这才如愿以偿。这件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大部分社员没把它当回事。许多人评论你是个瞎好人，好事也干，坏事也做。总体说来，干的好事多坏事少。说你正直义气，机智幽默，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可多得。”
“真的？我以为大家都认为我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
“怎么可能哩？我是听了好多人的评论，才这样说的。”
陈纪财听了我的话很兴奋。嘴里喃喃地说：“谢天谢地，还是有人给我一个公道。”
“回去以后土地分上了吗？”
“多亏回的及时，再迟了就分不上，还得回王家桥。现在这政策简直是太好了，土地分到手头一年，生活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粮食够吃了。只要政策不回到集体化里去，就不会饿肚子。别的不说，单就我一家人一年收的油菜籽，比大集体时一个生产队收的还要多。过去谁家过年舍得给孩子们炸点油果子吃？前些年，一年一人只能分到二三两油，连嘴皮子都抹不匀。”
“二三两油还是高的，毛岭公社的周家岭是全公社最好的队，有一年给国家交了任务，每人只分到七钱油，也就是每两个人才能分到一两四钱。连会计也不知道该咋分才好。”
“天还是一样的天，地还是一样的地，为啥在集体手里就不长庄稼，一到了自己手里就嗖嗖嗖地往上长？过去年年号召全民大办农业，一到三夏三秋，城里的干部老师学生都要下乡助收助种，结果年年粮食不够吃，现在城里的人不来了，粮食反而多得吃不完。那时候是国家千方百计用各种名义强迫卖粮，现在是粮站收得装不下，农民想卖卖不掉，卖粮倒成了难事，这到底是咋回事？”
“你提的问题，那是专家回答的问题，我咋回答得了。”
“年前腊月，我杀了一头年猪，你猜杀了多重？”他高兴地先伸出两个指头，然后叉开大拇指和食指，没等我回答就抢着说：“光外壳称了二百八十多斤，猪头称了四十九斤。天哪！我家哪一年也没有杀过这么大的肥猪。过年把一家人吃得满嘴满脸都是油，孩子们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记得五九年过年时，全队食堂里只杀了两条猪，最大的一头才杀了四十二斤，还没有我的猪头重。这个变化简直是太大了。”他脸上放着红光，伸出一个大指头，赞不绝口地说：“改革开放人人夸，小平的政策真伟大……”
“哈哈哈哈，”我笑得前仰后合，“你呀你，老毛病又犯了，没人整治你，你的顺口溜又溜出来了。”
“莫笑莫笑，人活在世上就应该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唱就唱，想跳就跳。不然，哭不准哭，笑不准笑，说不准说，闹不准闹，人就活得太憋屈，太没意思。猪高兴了还撒欢，狗高兴了还跳圈。人被管得死绷绷的，连个猪狗都不如。”我听他说得有趣又笑个不停。这时，只见坎底下的人停止了讨价还价，齐刷刷地看着我们，疑惑的目光里似乎在说：瞧！这一定是两个疯子。
“快别笑了，大家都在看咱们哩。”
“看就让他们看个够，怕啥？先生，我的顺口溜还没说完哩，你得让我说完才行。”
“好！今天你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尽情地说，我洗耳恭听。”
陈纪财乐了，从地上捡起两块瓦片，敲击着说起了快板：“改革开放人人夸，小平的政策真伟大。春雷一声天地动，土地承包到农家。村村粮食都增产，农民种出好庄稼。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没有零钱化。粮食多得堆成山，肥猪能杀二百八，幸福生活那里来，感谢恩人邓老爸。”
陈纪财的顺口溜又逗得我忍俊不住大笑起来：“别人都称邓小平为先生、同志、总设计师，唯独你称作邓老爸，我还没有听说过。”
“咋了？这样的恩人，别说叫爸，就是叫爷叫太也不过分。再说，叫别的也不顺口。”他闪动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分辩。
“你这样解释其心也诚，其理也通。不错不错。”
他听到我的表扬，满足得像个孩子：“哈哈，都以为我是个反动家伙，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反动，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人，有说好的时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人说话做事不能违背天地良心，你说是不是？”
“是啊，但愿世上人人都讲天地良心，这个世界才能安宁。可惜呀，人的心都搅乱了，恢复起来很难。”
笑过了说过了，陈纪财邀请我到他家去看看，我也想去，只是我得把木头扛回去，下午还要往学校里赶，只好谢绝。见我实在不能去，他急忙扛起木头，说啥也要送我一程。每到一村，我都要他回去，免得家里人牵挂，可他就是不肯放下肩头上的木头，一直把我送到徐家坡，我俩方才依依分手。
岂料，世事沧桑天各一方，这一别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如果他还健在，当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我常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望着东北方向，心里向他遥祝：“老陈啊，现在政策越来越好，愿您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健康长寿！”
2010年7月5日
1980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到文川去买木头，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仅有的一间小房，怎么也容纳不下一个五口之家。虽然木头贵得出奇，买一根不像样的木头，要用去我多半个月的工资，但也无可奈何。那时，木头还不能公开买卖，买卖双方像做贼一样搞着黑市交易。集市地点经常在变，躲避市管会的打击。好容易才在文川河道的坎边找到。这地方既隐蔽又便于逃跑，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便能扛上木头涉水过河，而那些吃公家饭的干部，是不会脱掉鞋袜，踏进刺骨的河水去追赶的。
我买好了一根，正把我的干粮往木头上绑，突然听到一声先生的叫喊，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陈纪财。他满面笑容，还真有些意气风发的样子。我说：“老朋友，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了。”
“咋不是？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咱俩的缘分还没尽。”
“快，坐下来说说你的近况。”
我俩席地坐在了坎头上。尽管下面的人讨价还价吵吵嚷嚷，我们似乎觉得他们并不存在。
“我在王家桥搞了个鳖事（蠢事）你一定听说了。大家肯定把我看的连狗粪都不如？”
“是不是为棉花的事？你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合作化以来，谁家不是缺衣少穿被子用的烂兮兮的，哪个不想搞点棉花？只是不敢或者没有时机。我们队里不是也偷偷给社员分了点棉花。从五几年一直跟着运动打人的积极分子郝志夏，一心想当队长就是当不上，他利用这次机会把分到的棉花背到公社去，揭发队长瞒产私分，这才如愿以偿。这件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大部分社员没把它当回事。许多人评论你是个瞎好人，好事也干，坏事也做。总体说来，干的好事多坏事少。说你正直义气，机智幽默，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可多得。”
“真的？我以为大家都认为我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
“怎么可能哩？我是听了好多人的评论，才这样说的。”
陈纪财听了我的话很兴奋。嘴里喃喃地说：“谢天谢地，还是有人给我一个公道。”
“回去以后土地分上了吗？”
“多亏回的及时，再迟了就分不上，还得回王家桥。现在这政策简直是太好了，土地分到手头一年，生活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粮食够吃了。只要政策不回到集体化里去，就不会饿肚子。别的不说，单就我一家人一年收的油菜籽，比大集体时一个生产队收的还要多。过去谁家过年舍得给孩子们炸点油果子吃？前些年，一年一人只能分到二三两油，连嘴皮子都抹不匀。”
“二三两油还是高的，毛岭公社的周家岭是全公社最好的队，有一年给国家交了任务，每人只分到七钱油，也就是每两个人才能分到一两四钱。连会计也不知道该咋分才好。”
“天还是一样的天，地还是一样的地，为啥在集体手里就不长庄稼，一到了自己手里就嗖嗖嗖地往上长？过去年年号召全民大办农业，一到三夏三秋，城里的干部老师学生都要下乡助收助种，结果年年粮食不够吃，现在城里的人不来了，粮食反而多得吃不完。那时候是国家千方百计用各种名义强迫卖粮，现在是粮站收得装不下，农民想卖卖不掉，卖粮倒成了难事，这到底是咋回事？”
“你提的问题，那是专家回答的问题，我咋回答得了。”
“年前腊月，我杀了一头年猪，你猜杀了多重？”他高兴地先伸出两个指头，然后叉开大拇指和食指，没等我回答就抢着说：“光外壳称了二百八十多斤，猪头称了四十九斤。天哪！我家哪一年也没有杀过这么大的肥猪。过年把一家人吃得满嘴满脸都是油，孩子们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记得五九年过年时，全队食堂里只杀了两条猪，最大的一头才杀了四十二斤，还没有我的猪头重。这个变化简直是太大了。”他脸上放着红光，伸出一个大指头，赞不绝口地说：“改革开放人人夸，小平的政策真伟大……”
“哈哈哈哈，”我笑得前仰后合，“你呀你，老毛病又犯了，没人整治你，你的顺口溜又溜出来了。”
“莫笑莫笑，人活在世上就应该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唱就唱，想跳就跳。不然，哭不准哭，笑不准笑，说不准说，闹不准闹，人就活得太憋屈，太没意思。猪高兴了还撒欢，狗高兴了还跳圈。人被管得死绷绷的，连个猪狗都不如。”我听他说得有趣又笑个不停。这时，只见坎底下的人停止了讨价还价，齐刷刷地看着我们，疑惑的目光里似乎在说：瞧！这一定是两个疯子。
“快别笑了，大家都在看咱们哩。”
“看就让他们看个够，怕啥？先生，我的顺口溜还没说完哩，你得让我说完才行。”
“好！今天你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尽情地说，我洗耳恭听。”
陈纪财乐了，从地上捡起两块瓦片，敲击着说起了快板：“改革开放人人夸，小平的政策真伟大。春雷一声天地动，土地承包到农家。村村粮食都增产，农民种出好庄稼。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没有零钱化。粮食多得堆成山，肥猪能杀二百八，幸福生活那里来，感谢恩人邓老爸。”
陈纪财的顺口溜又逗得我忍俊不住大笑起来：“别人都称邓小平为先生、同志、总设计师，唯独你称作邓老爸，我还没有听说过。”
“咋了？这样的恩人，别说叫爸，就是叫爷叫太也不过分。再说，叫别的也不顺口。”他闪动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分辩。
“你这样解释其心也诚，其理也通。不错不错。”
他听到我的表扬，满足得像个孩子：“哈哈，都以为我是个反动家伙，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反动，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人，有说好的时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人说话做事不能违背天地良心，你说是不是？”
“是啊，但愿世上人人都讲天地良心，这个世界才能安宁。可惜呀，人的心都搅乱了，恢复起来很难。”
笑过了说过了，陈纪财邀请我到他家去看看，我也想去，只是我得把木头扛回去，下午还要往学校里赶，只好谢绝。见我实在不能去，他急忙扛起木头，说啥也要送我一程。每到一村，我都要他回去，免得家里人牵挂，可他就是不肯放下肩头上的木头，一直把我送到徐家坡，我俩方才依依分手。
岂料，世事沧桑天各一方，这一别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如果他还健在，当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我常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望着东北方向，心里向他遥祝：“老陈啊，现在政策越来越好，愿您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健康长寿！”
201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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