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5日至16日的那两天是在频繁转机的折腾中度过的。
从维也纳转阿姆斯特丹,再飞上海,最后到重庆。几度上机下机,几番起飞降落,为的是一个目的——应世界华文媒体论坛之邀拜会重庆。
关于重庆的最初记忆,来自于一本小说《红岩》。如今,年轻的读者恐怕对此会很陌生,然而小说展现在三十多年前的我——一个同样年轻的读者的面前,是怎样的一幅幅场景:作为华文媒体的前辈,在陋室中挥汗印刷《挺进报》的成岗,燃烧着躁动不安的青春;西装革履的甫志高扛着皮箱,徘徊在朝天门码头,同时也徘徊在红色旅途的十字路口;江姐慷慨就义,结束了过早凋谢了的美丽哀婉的人生;而双枪老太婆,以一个本该含饴弄孙,慈眉善目的年龄,却演绎了一个啸聚华蓥山的巾帼不让须眉的形象……
除了那些红色经典,诱惑我的还有吊脚楼,红油抄手,山城崎岖,一步一景,以及那有别于沿海文明的,别具一格的巴山蜀水的人文景观……
丢失的风格还能再找回来吗?
据有关资料显示,1997年3月,重庆合并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辖区总面积8.2403万平方公里,为北京、天津、上海三直辖市总面积的2.39倍,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重庆市城镇化人口达到1615万人,其中市域中心城市达到660万人。偌大的一个都市,她将承载什么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果说,文化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灵魂,那么,建筑意味着一个城市的风格。
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各地展开了都市化的竞赛,沿海拔得头筹,内地也不甘落后,上海学香港,内地学上海,摩天大厦拔地而起,高层楼群比比皆是,倒是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欲与天公试比高。
在这场热火朝天的竞赛中,城市自身本来的风格﹑特色正在不经意间慢慢流失。她的面目,似乎似曾相识,又仿佛形同陌路。如果站在现在的重庆街头,随意按动快门,然后,指着数码相机里的成像告诉友人这是上海,没准儿友人会信以为真。
都市的发展并不是一定以牺牲特色为前提的,有时,发展和风格并不矛盾,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挑战和机遇可以并存。关键是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是否具有洞见和远见。然而,千人一面的都市化通病正在慢慢腐蚀城市的心灵,六﹑七十年代蓝色海洋,会不会又以另一种面貌死灰复燃?我不知道。眼下,驶过我身边的是清一色的黄色铃木SX4——重庆出租车。
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高楼,灰色的嘉陵江,灰色的长江,9月的心情为何少了一抹亮色?出行前不敢将色彩的期望值定得过高,但是其实还应该调得更低,更遑论奥地利小镇的绚丽……
2011年3月1日,重庆建筑风格讨论会上,权威专家定义"重庆建筑风格":色彩以灰色调为主。从网络读到该消息时,我无话可说。
五个重庆,森林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安全重庆,健康重庆之外,是否可以加上一个特色重庆?
幸好还有一个方言,还能作为一个城市的软性风格得以继续传承,尤其是四川话。不过,对此,我似乎也不敢过分乐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故乡我常常不得不用普通话与他人交流;同行的北京人,美国《彼岸》杂志副总编辑王威夸我,现如今在北京街头已经很少听得到象我如此地道的京腔了。
我只是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能一下子就确认,这是中国山东德州,而不是美国德克萨斯州。
在重庆市中心时代广场上的中央立着一座碑,碑体绝大部分呈白色,有些地方是肉色。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写碑文:"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在广场四周时尚精品旗舰店Cartier, Gucci, Ermenegildo Zegna, Hermes, Burberry, Prada环绕下,在夏季高温时的空中氤氲散射光下,解放碑愈发显得肃穆和寂寥。不远处,投向解放碑的是日本西铁城手表代言人金城武那忧郁深邃的眼神……
重庆的红与黑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红与黑,是唱红打黑的简称。
先说唱红。所谓的红,指的是唱读讲传,具体是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会务组为我们来宾们安排了一场红歌秀,地点是重庆大剧院大剧场,参演的是非专业的高校在校大学生,小学生等民间人士。剧目有《我的中国心》等,高潮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凤凰卫视集团行政总裁刘长乐上台高歌《太行山上》。
那些歌均是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作品,演唱者也具有颇为专业的水准,台上台下的互动不仅激情,也很煽情。照理说,唱歌是一种娱乐,娱人也娱己,只是一旦贴上政治标签,整个事情便显得有些耐人寻味了。
净化众生心灵,重塑价值坐标等等救世般的使命,我更愿意,或者托付给宗教,或者交给比如央视同一首歌栏目组,由它们来承担和运作,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比由薄熙来出面来得更为恰如其分。
打黑,是政府的份内事。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是任何一届政府所辖的国家机器所理所当然应该承担的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总之,概言之,唱红打黑,对薄熙来而言,前者越俎代庖,后者是为所该为。
民生与民主
薄熙来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执政者。在其治下,无论是推出廉价公租房政策,解决普通平民的居住问题;还是以解决农民工的户口为突破,从而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从高唱红歌,到除暴安良;从《五个重庆》到《共富十二条》,一系列的民生举措,为自己赢得了上佳的政治口碑的同时,也确实为造福一方百姓竭尽心力。这一点,从步行街维持清洁的老伯和出租车司机的嘴里得到了证实。因此,我没有理由不为台上的薄熙来喝彩!
薄熙来使尽浑身解数,唱做念打,扮演了一个现代版的包公角色,或者说符合中国百姓传统审美意义的清官角色。对他自身而言,也许够了,只是我不知道,对重庆,乃至中国,真的够了吗?
在重庆的几天里,听到的,看到的,读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彩旗飘飘,锣鼓喧天,歌舞升平,和谐祥和。唯独少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在铺天盖地唱红热潮中,我听不到有不同看法的声音,哪怕人微言轻,我想一定会有的。比如,据官方资料统计,从2009年6月17日至2011年9月,“重庆共开展红歌传唱18.1万场,整理编辑《读点经典》丛书28辑,公开发行1600万册,开展经典诵读表演活动7.9万多场,参与市民2735万人次,举行一定规模故事会11.8万场……”,那么多场次的表演演出,是否商业演出?假如是的话,参与市民是自愿购票入场?公开发行的《读点经典》丛书,是靠零售还是免费赠送?假如零售,其发行量是绝对的畅销书,在美国每周销量4万册以上的书为畅销书。在中国月销量在1.5万册以上的书可以称为畅销书,2011年中国名列畅销书榜首的《盗墓笔记》其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在《读点经典》面前,《盗墓笔记》只能汗颜不已。上述种种,如果是政府埋单,政府的投入是多少,纳税人有没有意见?如果有意见,这些不同意见是通过什么渠道发表的?政府又是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在顾及民生的同时,薄熙来是不是忘了民主……
此番重庆之行,与会代表500多人,十几辆大巴出行,交通管制,警车开道,尽管主办方有一千个理由,但我还是要对重庆全体市民深深地道一声:对不起!这三个字,姑且算作本文的结语罢,同时也是因此文姗姗来迟而对读者的表示的一个歉意!
维也纳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