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记得父亲第一次犯病的情形。那是个夏天午后，正陪着一岁多的儿子午睡，母亲进屋，说：你爸觉得不舒服了…我跳起来。父亲从来不去医院，连药都极少吃，有病总是硬撑，如果他说不舒服，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病了。我颤着音打了平生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急救电话。
把父亲交给大夫，我就扯了把卷纸返回救护车，试图清理父亲在路上的呕吐物。我已经不记得那位司机大哥的模样，但他的话一直没忘：别管了，快去招呼家人吧。后来在经历人情冷暖以至于对人性失望的当口, 每每能想起一些温暖瞬间，让我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这个场景是其中一个。
从放射科拿到父亲的CT报告已经是七八点，天色渐暗。我心里尚有一线光亮，CT报告上写着：多发性脑部小血管阻塞。以当时有限的经历，我错误地认为父亲的病还不至太严重，总要好过脑溢血吧。我认识一位前辈曾突发脑溢血，开颅手术后那片凹陷的头皮让我看着触目惊心。等到我明白我和家人其实都在最初低估了这一疾病的预后，已经是我学了护理专业并在Stroke unit 工作几年之后了。出血性Stroke只占20%左右，来势凶险但处置及时后却往往可以预后良好；而阻塞性Stroke却难治愈只能控制容易复发并至越来越严重，预后取决于病灶的位置，如果只是影响半侧肢体功能还可以通过康复训练，而父亲这种多发性则尽可能影响诸如运动语言认知…等多项大脑功能。其后的几年，父亲的病情发展则一一印证着我在书本里学过的理论和临床的实践。
在我出国前，父亲断断续续住过几次医院，而当时的治疗除用扩张血管和活血的红花一类的药，好像并没有别的更有效的方案。我出国对父亲是个打击吧，之后病状一路下滑，从失语到两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再至vascular dementa，请来的保姆来来走走，加起来足够一个排。某天清晨，家人发现父亲状态不对，送到医院发现脑部出血，极可能是长期服用血管扩张剂所至。手术后父亲就成了植物人状态了…
我是在国外才知道了carmadin和INR。前者是种blood thinner, 后者是一种有关凝血功能的血液检查，依据INR的数值调整药物的剂量。我的很多病人都在用。我问过国内是否也有这个药时，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我不能说跟踪INR就能绝对避免出血的后果，但至少降低可能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