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文革挨饿的滋味?

“饿人行”剪影   文 周慰祖

 

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部叫“饿人行”的电影片，描写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处于底层一群饥饿的人群的人生百态。主演是当时著名滑稽明星——韩兰根。他身体本来就很瘦弱，活像一个饿人，滑稽镜头和笑料不少，但笑料中瘾涵着无尽的辛酸和苦涩。他在影片中有一段唱词：“肚子饿，真难过，难过不如肚子饿”。至今还给我深刻印象，却未曾料到，若干年后，我也成了一个饿人，也会有类似的经历与遭遇。

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2年），一个全国人民的共同记忆。我正处大学学习阶段，一个二十来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长身体、能吃饭的年代。当时国家配给大学生的定量是粮食（主要是大米）每月30斤，食油每月半斤，比较一般市民，这还是对大学生们的特殊照顾，但远远不能满足青年学生们肠胃吸收的需求。我记得我和同学们到食堂去打饭，还仅仅在返回的半路上，饭就吃完了。平时闲聊时，总是不知不觉地聊到“吃”的问题上来，什么《德园》的包子，《双燕》的馄饨，《黄春和》的米粉；《杨裕兴》的麺……越讲越馋，只闻口水往肚里吞的声音，这时若没有一个同学站出来制止“打住！”还不知肚子里的“抗议”声会有多么激烈。尽管学校每周有一次“牙祭”活动，也无济于事。我家住长沙，比一般同学稍优裕一些，就是每周日可以回家饱食一顿。也从未想过，在家父母也是定量配给口粮，他们又吃什么呢？这个谜底有一次终于被拆穿了。有那么一个周日，我照常在家饱餐一顿后，准备回校参加晚自习，半途中我发现书包还遗忘在家里，于是急忙又返回家中，我见父母亲还在就餐，吃一种烂叶子菜泡制的“酸菜”和一碗水煮萝卜。我奇怪地问：“你们在吃什么？为什么不吃饭？”父母双亲嘿嘿一笑，并不作答，而是催我赶快返校学习。我心里一酸，一切皆明白了：原来父母亲的定量口粮，都省下来给我和弟妹们吃了，自己却用“瓜菜代”来充饥，这是一次“天良发现”，从此以后我再不敢咨意吃喝了，每周日返校时，总是处于半饱状态。

学校为了改善膳食，也曾想过许多办法。例如发动同学们每月节省一斤米，交给食堂用作养猪饲料，猪肉是当年最美味佳肴，以提高伙食质量。其结果是，猪养得像狗一样，而食堂的厨师们倒像猪一样肥胖。当时同学们涉世不深，谈不上维权意识，只有忍气吞声，成了一群“饿人”。后来又不知谁臆想出一个神奇的“发明”：即用豆腐水让其发酵发霉，浮出豆腐水面上的一层薄膜，叫做“人造肉”，是一种含高蛋白质的食品，当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人人都得吃。我每吃一次便拉肚子一次。我只好背着领导和同学们借口上厕所把它偷偷地倒掉。宁肯饿也怕身体病倒，那就更不好收拾。那时还提出一个口号：“坐着比站着好，睡着比坐着好”，鼓励大家少运动，多休息，少耗费体力，以减少食欲和食量。宁肯让大家到岳麓山去采集野果充饥，去吃用作猪饲料的空心菜（同学们戏称“无缝钢管”）和被蛀虫蛀食过的大米（戏称“肉伴饭”），就是不组织大家去开荒种地，据说这涉及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问题。现在想起来，这真是“瞎折腾”、“瞎胡闹”。真不知出自什么“狗屁理论”？

即便如此严格管教，但还是阻止不住个别“偷饭吃”的现象，这在当年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刑事案件，一经发现便有开除学藉的危险！我就经历过这么一场心惊胆颤的事件：那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一个习惯：每周六晚上看一场露天电影，晚餐就留着等看完电影后再吃，如同现在的“夜霄”一样，把正常的晚餐和浪漫的“夜霄”合并一起享受。然后周日上午回家去吃，这样一举三得，颇有一番“创意”。有一次我看完电影回到宿舍，看到一张空床位上还留有三份缽子饭（每缽饭都是按定量预先蒸好的），照例我吃了自己的一份。但等到下一个同学回来时，还剩下的两缽饭居然不见了，顿时宿舍翻腾起来，要查找这个偷饭吃的“贼”。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也很紧张：“这是谁偷吃了？同学们该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吧！”我不断反思自己：一是我出身不好，又不是共青团员，二是案发当时，我刚好在现场！我本想向领导和同学们申明：我不会也不敢犯这种错误！但又怕大家怀疑我故作镇静，重施“此地无银三百两，对门李四不曾偷”的故伎。只好蒙头睡觉，听之任之，你想那又怎能睡得着呢？回到家中，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连母亲也半信半疑地反复告诫我：“儿子，这种事可千万不能做！宁肯饿死也不能犯错误！”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约一个星期，实在是承受不了，便斗胆地去问当时党支部的肖姓同学：“肖同学，那天那晚的事查出来了吗？”

肖答：“我们当晚就查到了。”

“到底是谁偷吃了那缽饭？”我惊恐的问。

“是四班的王××！”我心里的石头终于掉了下来。只要不是我就好！

“您为什么不早讲？害得我背了一个星期的思想包袱。”我有点撒娇的问。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我得到如此信赖，心里就像吃了蜜糖似的甜。

后来了解到，这位王姓同学果真被“勒令退学”了，据说王姓同学还算没有因此耽误前程，参加工作后，还曾在湘潭一家工厂企业当过厂长。我当时倒有一种不属正常的同情心：一个青年人可能一时犯糊涂，也可能是肚子饿得受不了，才干出这种“傻事”。不就是一缽饭嘛，用得着如此严厉的“勒令退学”处分吗？我在大学读书，还算幸运的，没有因为饥饿造成营养不良而患水肿、肝炎之类的疾病，也没有因饥饿而失常、犯什么错误。我和大家始终坚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这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我班同学照例举行一次欢庆舞会，我拉小提琴给大家伴奏，大家凑钱买了一大桶萝卜，当作晚宴佳肴，还玩得蛮开心的。

在大学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难以忘怀，大约在1961年暑假期间，居住在农村的外婆生日，母亲让我带上二斤挂麺和一桶干红薯丝作寿礼去看望外婆，外婆家我小时候经常去，周围环境也比较熟悉，尤其最爱吃她做的糍粑和石灰蒸蛋，我欣然前往。当我走到外婆家门口，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幼时记忆中的“禾苗拙壮，牛羊肥”，农院鸡鸭啄食的景象全无，让一片“冷火揪烟”、“凄凉冷寂”的氛围所代替。外婆一家见到我，又是城里来的稀客，自然十分高兴。可是中午的寿宴，就是我带来的两斤挂麺和红薯丝。大家（包括外婆、两个舅舅、舅妈和表兄弟和我7-8个人）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可是到了晚餐又吃什么呢？外婆说“吃糍粑”。这是一种用糯米制成的饼，我听了很高兴。我要亲眼看看外婆如何操作：只见她用一块小布条缠在一根筷子的尖端，然后伸入一个已经没有油的油瓶的瓶底部分搅拌了一下，算是粘了一点油，然后在烧红的锅底象征性的涂抹了一下，再然后将预先制好的“糍粑”像贴烙饼一样的朝锅底贴了上去，不一会，“糍粑”便制作好了，外婆分给我吃了两个，肚了便很饱了，但很不舒服。我的舅表弟一直在旁偷偷地笑。外婆发现不对，便干脆说出真相对我说：“慰祖孙儿，这就对不起了，这是用观音土做成的“糍粑！”我一听，差一点没喊出来：观音土是一种很有糯性的泥土，俗名叫白蒿泥，我在大学里烧制耐火砖就是用这种泥土作原料，这怎么能吃呢！？我当时显得觉悟很高，经过学校的教育，我一点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也没有。为表示和农村穷苦农民有同样的情感，我连忙说：“没关系，你们能吃，我也能吃。”据历史学家统计：全国在困难时期，因饥饿死亡（或叫非自然死亡）人数达千万人以上，我想其中就包括我的外婆、舅舅、舅妈在内。

与此同时，我还顺便到我的一位姨母家一趟，她住在离外婆家五里路远一个叫虹树堂的地方，据说她家境稍好一点，我走进姨母家，果真客气得很，除了沏茶倒水，还特地为我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餐，我记得有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好像还有小鱼虾和肉之类，这就是在城市也算得上罕见的佳肴，我十分兴奋，垂涎欲滴。可是就餐时，只有姨父姨母和我三人同桌，不见姨母家的弟妹。我疑惑地说：“弟妹们到哪里去了？何不叫他们一起来吃饭？”大家沉默了许久，姨母才开口对我说：“侄儿，真不好意思，说不出口！他们没有裤子穿，还睡在床上！”我真想大声地哭出来。心想：你们太苦了，这桌饭菜，恐怕是你们全部家当，可我连一份进门的礼品都没有带给你们，叫我如何当待得起啊！！许多年后，我写过一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举国饥饿苦难熬，居然盛席待侄郎。忙唤弟妹共餐饭，衣食无着羞下床。”我姨母是一位典型的农村淑女和才女，农活样样能干，农村的红白喜事她是不可少或缺的人物，尤其是刺锈手艺是全村出了名的。她还懂得一点诗词和民间俗句及谚语。特别是她为人心地善良，克已待人，里外人缘关系都很好。外婆一家的生活主要依靠她的照应。特别让我敬佩的是她的气质和气节，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即使遇到最大的困难，也不向人摇尾乞怜。离开姨母家时，我向她表态：“等我将来参加了工作，有了出息，我要以涌泉相报您！”我见姨母嫣然一笑，她可能这么想：“这显然是一句漂亮的客气话，倒是蛮动听。”但后来历史表明，世上还真有这样的故事，我践行了自己的承诺。那是2008年，姨母已届耄耋之年，却承受着“少年丧父、中午丧夫、晚年丧子”人间最大的苦难，四个女儿经济状况也十分艰难，我获此讯后，决心要回报姨母当年的滴水之恩。我接她到长沙，安排在她二女儿家照料，而一切生活费用由我承担，直至2012年4月，她瞌世长辞，享年92岁，她谢世后，我还出资将她安葬在她家乡的故土上，落土为安。让这个在饥饿年代，姨侄相互恩报的故事，姑且当成一个传说吧！

1963.7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山西太原化肥厂工作，生活有了经济基础作保障，但好景不长，比自然灾害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肚子问题”又成了老大难。我记得凌晨四时我去粮店排队买粮，排号是100号，几乎所有主、付食和日常生活用品都需要配给制所规定的票证，光口粮一项，我须带六个口袋：按燕麦、小米、玉米、高梁、红薯等分别装置，就是没有我们南方人习惯吃的大米可买，只能用玉米去兑换。由1.5斤玉米后来涨到2.5斤才换得1斤大米，即使到饭店或酒店去吃饭，也只有二面馒（白麺和玉米粉的混合物）或二米饭（即大米与小米的混合物）供应。我家小孩吃了不消化，连屎也拉不出来。我十分着急，今后怎么活下去？值得庆幸的，1969年，我有幸调回湖南株洲湘江氮肥厂工作，吃饱肚子以及饮食习惯问题总算解决了。同时我想，距离三年困难时期——苦日子的年代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饿人们的尴尬景象，应该一去不复返了吧，但是1972年，我因公出差，一路上所见所闻，又让我陷入困惑不解的境地。我由南京去淮南市，要路经蚌埠转车，蚌埠火车站倒是十分正规，售票处、候车室及车站商店样样俱全，且环境卫生和秩序也很正常。我坐在候车室的排椅上休息，远远望去，看到一个8-9岁的男孩身着一件夹衣、一条短裤、拖一双不合适的布鞋，沿着候车室的排椅向每一个候车的乘客乞讨，他并不强行乞讨，顶多停留3秒钟便离开，而且面带羞涩的笑容，显得很腼腆，一般情况下，候车的乘客们都会给他一点钱或其他食物，例如：3-5片饼干、半个馒头、半个烤饼等等，那小孩一见食物，便迅速塞进咀里，很快地就吃进肚子里了。轮到我的面前，我便给他一枚价值5分钱的镍币，反正时间还早，便和他闲聊起来，你多大了？为什么不上学？家里有什么人？……原来他是安徽歙县人，父母带着小妹外出逃荒乞讨去了，他便寄居在叔叔家，叔叔也无法养活他，便被赶出来以乞讨为生。我十分同情他，当告别时，他还很有礼貌地向我挥手告别，示意再见。

从蚌埠车站到淮南市中途还须在一个小镇叫“水家湖”的车站转车，《水家湖》车站可不像样子，车站实际上就是一个草棚子搭建的，售票处和小卖部居然是同一个窗口，更没有什么候车室。候车的乘客们只能随遇而安，任意找个你认为可以休息的地方歇息好了，这时天色渐晚，天气已很冷。我已身着棉衣棉裤，且带上临时购置的棉帽。找了一个避风的角落，拿一张报纸当坐垫坐下休息候车。我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到处是垃圾一片，室内的空气也很污浊，人们衣服烂褛，面黄肌瘦，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小镇、贫苦人甚多不足为怪。就在我视线的对角。有一对年轻夫妇，年龄约20来岁，坐在一个草堆上，双手还捧着他们的一个不到一岁的小孩在逗趣玩耍，显得还蛮有兴致的，我的心很有伤感：他们的幸福在哪里？居然还有欢笑！不一会，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就是那个在蚌埠火车站认识的小男孩。天气这么冷了，他还是那件衣、那条短裤和鞋，还是那样的乞讨方式。等到他走到我面前时，我们相互都认出来了，只见他并不向我乞讨，而是深深地向我行个躹躬礼便离开了。我想，他可能认为我就是上次在蚌埠火车站已经给了他5分钱，还平等地和他聊天的那个叔叔，这次便不应该再要了，乞讨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本能地追了上去，又给了他5分钱，他没有拒绝，只是很快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稍稍调整了刚才复杂的心情，这时我感到有点冷和肚子饿，幸好售票窗口既卖食品还卖饭菜，我询问清楚后，买了一大碗盖码饭，只须5毛钱，十分便宜。正准备就站着动筷子吃饭时，大约有3-4个5-6岁的孩子手捧各种不规整的碗，围着我伸出碗来乞讨，我只好用筷子向伸出来的每只碗拨划一点饭菜给他们，不料这下子竟引来5-6个同样年龄的小孩一齐围了过来。我招架不住，干脆自己也不用吃了，准备全部散发给他们。这时我发觉有一道目光似乎一直在注视着我，我顺势望了过去，只见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大约13-14岁，手里也揣着一只碗，不过双手都放在身背后的，显然也是这支乞讨队伍中的一员，不同的是她那带有羞怯的神情，好像还在努力地维护着某种少女的尊严。虽然衣着烂褛，有点蓬头垢面，默默无语，但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透视着秀外慧中的气质。看得出，她是一位美丽、善良、聪慧，但却十分贫穷的农村少女。我示意她走过来，我同样会拨给她一些饭菜的，但她纹丝不动，她不好意思，跟其他孩子争相乞讨，她站立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像或一幅油画般的生动，让我惊呆了。事情过后，我后悔极了，我为什么不多买一份饭菜再分发给他们呢？我为什么不拿出5毛钱或更多一点给她呢？我的心一直在颤抖得有点发痛，这段经历与见闻，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对这个男孩和小姑娘的记忆，一直难以抹去，有时还会想到：你们现在哪里？如果还活在世上，大约也是50来岁的人了吧？日子是怎么过的？甚少不应该再挨饿了吧……？

如今，我和大家一样，衣、食、住、行都在追求现代化、时尚化和智能化，但历史不是流水，往事岂能如烟！只要搁心想一想，饥饿的年代，饥饿的滋味，饥饿人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给人们留下的尊严、情感和人性中柔性的一面，我们就不会有“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傲慢与偏见。

 

周慰祖   2014.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