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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知道文革挨饿的滋味?

(2017-07-06 17:05:33) 下一个

“饿人行”剪影   文 周慰祖

 

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部叫“饿人行”的电影片,描写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处于底层一群饥饿的人群的人生百态。主演是当时著名滑稽明星——韩兰根。他身体本来就很瘦弱,活像一个饿人,滑稽镜头和笑料不少,但笑料中瘾涵着无尽的辛酸和苦涩。他在影片中有一段唱词:“肚子饿,真难过,难过不如肚子饿”。至今还给我深刻印象,却未曾料到,若干年后,我也成了一个饿人,也会有类似的经历与遭遇。

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2年),一个全国人民的共同记忆。我正处大学学习阶段,一个二十来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长身体、能吃饭的年代。当时国家配给大学生的定量是粮食(主要是大米)每月30斤,食油每月半斤,比较一般市民,这还是对大学生们的特殊照顾,但远远不能满足青年学生们肠胃吸收的需求。我记得我和同学们到食堂去打饭,还仅仅在返回的半路上,饭就吃完了。平时闲聊时,总是不知不觉地聊到“吃”的问题上来,什么《德园》的包子,《双燕》的馄饨,《黄春和》的米粉;《杨裕兴》的麺……越讲越馋,只闻口水往肚里吞的声音,这时若没有一个同学站出来制止“打住!”还不知肚子里的“抗议”声会有多么激烈。尽管学校每周有一次“牙祭”活动,也无济于事。我家住长沙,比一般同学稍优裕一些,就是每周日可以回家饱食一顿。也从未想过,在家父母也是定量配给口粮,他们又吃什么呢?这个谜底有一次终于被拆穿了。有那么一个周日,我照常在家饱餐一顿后,准备回校参加晚自习,半途中我发现书包还遗忘在家里,于是急忙又返回家中,我见父母亲还在就餐,吃一种烂叶子菜泡制的“酸菜”和一碗水煮萝卜。我奇怪地问:“你们在吃什么?为什么不吃饭?”父母双亲嘿嘿一笑,并不作答,而是催我赶快返校学习。我心里一酸,一切皆明白了:原来父母亲的定量口粮,都省下来给我和弟妹们吃了,自己却用“瓜菜代”来充饥,这是一次“天良发现”,从此以后我再不敢咨意吃喝了,每周日返校时,总是处于半饱状态。

学校为了改善膳食,也曾想过许多办法。例如发动同学们每月节省一斤米,交给食堂用作养猪饲料,猪肉是当年最美味佳肴,以提高伙食质量。其结果是,猪养得像狗一样,而食堂的厨师们倒像猪一样肥胖。当时同学们涉世不深,谈不上维权意识,只有忍气吞声,成了一群“饿人”。后来又不知谁臆想出一个神奇的“发明”:即用豆腐水让其发酵发霉,浮出豆腐水面上的一层薄膜,叫做“人造肉”,是一种含高蛋白质的食品,当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人人都得吃。我每吃一次便拉肚子一次。我只好背着领导和同学们借口上厕所把它偷偷地倒掉。宁肯饿也怕身体病倒,那就更不好收拾。那时还提出一个口号:“坐着比站着好,睡着比坐着好”,鼓励大家少运动,多休息,少耗费体力,以减少食欲和食量。宁肯让大家到岳麓山去采集野果充饥,去吃用作猪饲料的空心菜(同学们戏称“无缝钢管”)和被蛀虫蛀食过的大米(戏称“肉伴饭”),就是不组织大家去开荒种地,据说这涉及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问题。现在想起来,这真是“瞎折腾”、“瞎胡闹”。真不知出自什么“狗屁理论”?

即便如此严格管教,但还是阻止不住个别“偷饭吃”的现象,这在当年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刑事案件,一经发现便有开除学藉的危险!我就经历过这么一场心惊胆颤的事件:那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一个习惯:每周六晚上看一场露天电影,晚餐就留着等看完电影后再吃,如同现在的“夜霄”一样,把正常的晚餐和浪漫的“夜霄”合并一起享受。然后周日上午回家去吃,这样一举三得,颇有一番“创意”。有一次我看完电影回到宿舍,看到一张空床位上还留有三份缽子饭(每缽饭都是按定量预先蒸好的),照例我吃了自己的一份。但等到下一个同学回来时,还剩下的两缽饭居然不见了,顿时宿舍翻腾起来,要查找这个偷饭吃的“贼”。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也很紧张:“这是谁偷吃了?同学们该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吧!”我不断反思自己:一是我出身不好,又不是共青团员,二是案发当时,我刚好在现场!我本想向领导和同学们申明:我不会也不敢犯这种错误!但又怕大家怀疑我故作镇静,重施“此地无银三百两,对门李四不曾偷”的故伎。只好蒙头睡觉,听之任之,你想那又怎能睡得着呢?回到家中,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连母亲也半信半疑地反复告诫我:“儿子,这种事可千万不能做!宁肯饿死也不能犯错误!”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约一个星期,实在是承受不了,便斗胆地去问当时党支部的肖姓同学:“肖同学,那天那晚的事查出来了吗?”

肖答:“我们当晚就查到了。”

“到底是谁偷吃了那缽饭?”我惊恐的问。

“是四班的王××!”我心里的石头终于掉了下来。只要不是我就好!

“您为什么不早讲?害得我背了一个星期的思想包袱。”我有点撒娇的问。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我得到如此信赖,心里就像吃了蜜糖似的甜。

后来了解到,这位王姓同学果真被“勒令退学”了,据说王姓同学还算没有因此耽误前程,参加工作后,还曾在湘潭一家工厂企业当过厂长。我当时倒有一种不属正常的同情心:一个青年人可能一时犯糊涂,也可能是肚子饿得受不了,才干出这种“傻事”。不就是一缽饭嘛,用得着如此严厉的“勒令退学”处分吗?我在大学读书,还算幸运的,没有因为饥饿造成营养不良而患水肿、肝炎之类的疾病,也没有因饥饿而失常、犯什么错误。我和大家始终坚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这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我班同学照例举行一次欢庆舞会,我拉小提琴给大家伴奏,大家凑钱买了一大桶萝卜,当作晚宴佳肴,还玩得蛮开心的。

在大学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难以忘怀,大约在1961年暑假期间,居住在农村的外婆生日,母亲让我带上二斤挂麺和一桶干红薯丝作寿礼去看望外婆,外婆家我小时候经常去,周围环境也比较熟悉,尤其最爱吃她做的糍粑和石灰蒸蛋,我欣然前往。当我走到外婆家门口,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幼时记忆中的“禾苗拙壮,牛羊肥”,农院鸡鸭啄食的景象全无,让一片“冷火揪烟”、“凄凉冷寂”的氛围所代替。外婆一家见到我,又是城里来的稀客,自然十分高兴。可是中午的寿宴,就是我带来的两斤挂麺和红薯丝。大家(包括外婆、两个舅舅、舅妈和表兄弟和我7-8个人)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可是到了晚餐又吃什么呢?外婆说“吃糍粑”。这是一种用糯米制成的饼,我听了很高兴。我要亲眼看看外婆如何操作:只见她用一块小布条缠在一根筷子的尖端,然后伸入一个已经没有油的油瓶的瓶底部分搅拌了一下,算是粘了一点油,然后在烧红的锅底象征性的涂抹了一下,再然后将预先制好的“糍粑”像贴烙饼一样的朝锅底贴了上去,不一会,“糍粑”便制作好了,外婆分给我吃了两个,肚了便很饱了,但很不舒服。我的舅表弟一直在旁偷偷地笑。外婆发现不对,便干脆说出真相对我说:“慰祖孙儿,这就对不起了,这是用观音土做成的“糍粑!”我一听,差一点没喊出来:观音土是一种很有糯性的泥土,俗名叫白蒿泥,我在大学里烧制耐火砖就是用这种泥土作原料,这怎么能吃呢!?我当时显得觉悟很高,经过学校的教育,我一点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也没有。为表示和农村穷苦农民有同样的情感,我连忙说:“没关系,你们能吃,我也能吃。”据历史学家统计:全国在困难时期,因饥饿死亡(或叫非自然死亡)人数达千万人以上,我想其中就包括我的外婆、舅舅、舅妈在内。

与此同时,我还顺便到我的一位姨母家一趟,她住在离外婆家五里路远一个叫虹树堂的地方,据说她家境稍好一点,我走进姨母家,果真客气得很,除了沏茶倒水,还特地为我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餐,我记得有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好像还有小鱼虾和肉之类,这就是在城市也算得上罕见的佳肴,我十分兴奋,垂涎欲滴。可是就餐时,只有姨父姨母和我三人同桌,不见姨母家的弟妹。我疑惑地说:“弟妹们到哪里去了?何不叫他们一起来吃饭?”大家沉默了许久,姨母才开口对我说:“侄儿,真不好意思,说不出口!他们没有裤子穿,还睡在床上!”我真想大声地哭出来。心想:你们太苦了,这桌饭菜,恐怕是你们全部家当,可我连一份进门的礼品都没有带给你们,叫我如何当待得起啊!!许多年后,我写过一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举国饥饿苦难熬,居然盛席待侄郎。忙唤弟妹共餐饭,衣食无着羞下床。”我姨母是一位典型的农村淑女和才女,农活样样能干,农村的红白喜事她是不可少或缺的人物,尤其是刺锈手艺是全村出了名的。她还懂得一点诗词和民间俗句及谚语。特别是她为人心地善良,克已待人,里外人缘关系都很好。外婆一家的生活主要依靠她的照应。特别让我敬佩的是她的气质和气节,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即使遇到最大的困难,也不向人摇尾乞怜。离开姨母家时,我向她表态:“等我将来参加了工作,有了出息,我要以涌泉相报您!”我见姨母嫣然一笑,她可能这么想:“这显然是一句漂亮的客气话,倒是蛮动听。”但后来历史表明,世上还真有这样的故事,我践行了自己的承诺。那是2008年,姨母已届耄耋之年,却承受着“少年丧父、中午丧夫、晚年丧子”人间最大的苦难,四个女儿经济状况也十分艰难,我获此讯后,决心要回报姨母当年的滴水之恩。我接她到长沙,安排在她二女儿家照料,而一切生活费用由我承担,直至2012年4月,她瞌世长辞,享年92岁,她谢世后,我还出资将她安葬在她家乡的故土上,落土为安。让这个在饥饿年代,姨侄相互恩报的故事,姑且当成一个传说吧!

1963.7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山西太原化肥厂工作,生活有了经济基础作保障,但好景不长,比自然灾害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肚子问题”又成了老大难。我记得凌晨四时我去粮店排队买粮,排号是100号,几乎所有主、付食和日常生活用品都需要配给制所规定的票证,光口粮一项,我须带六个口袋:按燕麦、小米、玉米、高梁、红薯等分别装置,就是没有我们南方人习惯吃的大米可买,只能用玉米去兑换。由1.5斤玉米后来涨到2.5斤才换得1斤大米,即使到饭店或酒店去吃饭,也只有二面馒(白麺和玉米粉的混合物)或二米饭(即大米与小米的混合物)供应。我家小孩吃了不消化,连屎也拉不出来。我十分着急,今后怎么活下去?值得庆幸的,1969年,我有幸调回湖南株洲湘江氮肥厂工作,吃饱肚子以及饮食习惯问题总算解决了。同时我想,距离三年困难时期——苦日子的年代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饿人们的尴尬景象,应该一去不复返了吧,但是1972年,我因公出差,一路上所见所闻,又让我陷入困惑不解的境地。我由南京去淮南市,要路经蚌埠转车,蚌埠火车站倒是十分正规,售票处、候车室及车站商店样样俱全,且环境卫生和秩序也很正常。我坐在候车室的排椅上休息,远远望去,看到一个8-9岁的男孩身着一件夹衣、一条短裤、拖一双不合适的布鞋,沿着候车室的排椅向每一个候车的乘客乞讨,他并不强行乞讨,顶多停留3秒钟便离开,而且面带羞涩的笑容,显得很腼腆,一般情况下,候车的乘客们都会给他一点钱或其他食物,例如:3-5片饼干、半个馒头、半个烤饼等等,那小孩一见食物,便迅速塞进咀里,很快地就吃进肚子里了。轮到我的面前,我便给他一枚价值5分钱的镍币,反正时间还早,便和他闲聊起来,你多大了?为什么不上学?家里有什么人?……原来他是安徽歙县人,父母带着小妹外出逃荒乞讨去了,他便寄居在叔叔家,叔叔也无法养活他,便被赶出来以乞讨为生。我十分同情他,当告别时,他还很有礼貌地向我挥手告别,示意再见。

从蚌埠车站到淮南市中途还须在一个小镇叫“水家湖”的车站转车,《水家湖》车站可不像样子,车站实际上就是一个草棚子搭建的,售票处和小卖部居然是同一个窗口,更没有什么候车室。候车的乘客们只能随遇而安,任意找个你认为可以休息的地方歇息好了,这时天色渐晚,天气已很冷。我已身着棉衣棉裤,且带上临时购置的棉帽。找了一个避风的角落,拿一张报纸当坐垫坐下休息候车。我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到处是垃圾一片,室内的空气也很污浊,人们衣服烂褛,面黄肌瘦,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小镇、贫苦人甚多不足为怪。就在我视线的对角。有一对年轻夫妇,年龄约20来岁,坐在一个草堆上,双手还捧着他们的一个不到一岁的小孩在逗趣玩耍,显得还蛮有兴致的,我的心很有伤感:他们的幸福在哪里?居然还有欢笑!不一会,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就是那个在蚌埠火车站认识的小男孩。天气这么冷了,他还是那件衣、那条短裤和鞋,还是那样的乞讨方式。等到他走到我面前时,我们相互都认出来了,只见他并不向我乞讨,而是深深地向我行个躹躬礼便离开了。我想,他可能认为我就是上次在蚌埠火车站已经给了他5分钱,还平等地和他聊天的那个叔叔,这次便不应该再要了,乞讨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本能地追了上去,又给了他5分钱,他没有拒绝,只是很快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稍稍调整了刚才复杂的心情,这时我感到有点冷和肚子饿,幸好售票窗口既卖食品还卖饭菜,我询问清楚后,买了一大碗盖码饭,只须5毛钱,十分便宜。正准备就站着动筷子吃饭时,大约有3-4个5-6岁的孩子手捧各种不规整的碗,围着我伸出碗来乞讨,我只好用筷子向伸出来的每只碗拨划一点饭菜给他们,不料这下子竟引来5-6个同样年龄的小孩一齐围了过来。我招架不住,干脆自己也不用吃了,准备全部散发给他们。这时我发觉有一道目光似乎一直在注视着我,我顺势望了过去,只见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大约13-14岁,手里也揣着一只碗,不过双手都放在身背后的,显然也是这支乞讨队伍中的一员,不同的是她那带有羞怯的神情,好像还在努力地维护着某种少女的尊严。虽然衣着烂褛,有点蓬头垢面,默默无语,但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透视着秀外慧中的气质。看得出,她是一位美丽、善良、聪慧,但却十分贫穷的农村少女。我示意她走过来,我同样会拨给她一些饭菜的,但她纹丝不动,她不好意思,跟其他孩子争相乞讨,她站立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像或一幅油画般的生动,让我惊呆了。事情过后,我后悔极了,我为什么不多买一份饭菜再分发给他们呢?我为什么不拿出5毛钱或更多一点给她呢?我的心一直在颤抖得有点发痛,这段经历与见闻,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对这个男孩和小姑娘的记忆,一直难以抹去,有时还会想到:你们现在哪里?如果还活在世上,大约也是50来岁的人了吧?日子是怎么过的?甚少不应该再挨饿了吧……?

如今,我和大家一样,衣、食、住、行都在追求现代化、时尚化和智能化,但历史不是流水,往事岂能如烟!只要搁心想一想,饥饿的年代,饥饿的滋味,饥饿人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给人们留下的尊严、情感和人性中柔性的一面,我们就不会有“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傲慢与偏见。

 

周慰祖   201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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