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寻灯
本人以弘扬社会生物学、生物人类学为己任
生物哲学观下的阿Q精神
暗夜寻灯
鲁迅小说塑造的阿Q精神也称为自慰精神，是人类面对巨大灾难和挫折时候的一种逃避心理、自我安慰心理、自我调适心理；它是人性之一。但追究起来这种自慰精神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它的生物学基础，认识到这种自慰精神来源于手淫的生理行为。生物学的研究发现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有手淫行为。适量的手淫对人类的精神和压力放松都颇有好处；但过量的手淫，造就的就是一种自慰思维的模式，我把它叫做手淫思维模式。
一： 什么是手淫思维模式？
从生物学的角度，人类恋爱婚姻的步骤和行为不外乎如下步骤：
1. 性展示
荷尔蒙的积累产生性的发动；因而具有在异性面前展示自己以获取异性青睐的动力；并为展示而整理打扮自己；动物们都喜欢梳理毛发就是这个道理。人类在找到具有性吸引力的异性目标前会有一种被称为“结伙儿展示”（group display）的行为，这就是赛歌会、赶圩、赶集、市场等活动的由来，也是青春期少男少女喜爱结交同性朋友的由来。某些动物也有这样的行为，比如松鸡聚集起来展示的地方叫展示地display ground。不过人类把它叫做赶集也是因为人类扩充了展示地的意义；其实就是源自动物时期的结伙儿展示。人类青春期结伙展示的时候，形成一种同性之间的友谊或者超过友谊的情感，这是儒家讲的“义”的生物学本能。能与同性协作起来的男孩子显示了他们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本能，也排列了个人性格在社会中的叨食顺序（pecking order），也更展示了对异性的性吸引力。由这种本能，发展演化出来了同学情、战友情等人类的基本情感。一旦结婚，这种情感就淡漠下来，真正进入一对一的偶连情感模式。
性展示自拍的中国女孩子
性展示中有一项重要的行为是在未找到理想对偶时候的“性排练”。男女都想通过“性排练”或“性游戏”来测试自己的性吸引力和增加自己的性吸引力。人类要估算自己的性吸引的“颜值”是因为人在本能上是一夫一妻的动物。人类寻找交配对象也会遵照动物学上叫做 “选型交配”的规律，比如家蝇选择交配的对象是找到头上刚毛数量相等或相近的个体。但由于动物中普遍存在的偏好处女行为，怀有“贞洁”观念的人类雌性未必真会付诸真正的性行为；因为处女受到更多的青睐是大多数动物性选择的事实；雄性的处女情结是保证传播自己基因的手段。有过性经验的雌性被破处的雄性改变了行为与饮食偏好常被认为是负面效应；但本人在花粉效应理论[１]中认为应该是正面效应。比如能够建立大型社会的蜜蜂与只能建立小型社会的马蜂之间的 差别就是马蜂行一雄一雌制度；而蜜蜂行一雌多雄制度。
2. 性吸引： 选定交配对象，被某一异性吸引；偏好的双方会发出信号；比如深情的对视，害羞的视线躲避，再次对视后信号的接收和解读。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亿万年的演化已经让我们具备了识别真伪的本能。道金斯把汉密尔顿总结的这种《社会行为的遗传演化》[２]称为绿胡须效应。曾经有一位中国农大的讲师攻击我错误地理解了道金斯的绿胡须效应，为此我又重新把汉密尔顿的1963年的这篇论文和道金斯的描述读了好几遍，这里再次叙述我对这个现象的理解。
3. 性宣誓 ：信号解读完毕，双方进入私自幽会的阶段；开始海誓山盟。双方对宣誓的测试游戏开始，直到确认下来真心相爱而开始下一阶段的探索。人类演化出做爱在私密的地方而进食却在大庭广众中；这点与大多数动物正好相反，大多数动物吃饭是在隐蔽的地方以防止争抢而做爱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4. 站立的身体探索：从上一阶段开始的手指的触碰到牵手、抚摸、接吻。一个好的接吻会增加双方的情感、加深双方的感情纽带，一个坏的接吻会决定一方退出关系。交换唾液的接吻，实际是双方交换免疫力，测试双方身体基因结合的契合度与互补的实验过程。
5. 坐着的身体探索：这是性器官探索的开始，对异性身体的好奇引起，是性交前奏的准备
6. 躺着的身体探索：性爱前双方中的一方以躺着的姿势放松表示已经做好接受性爱的心理暗示了。
7. 性爱前的前戏和调情：这个属于房中术研究的范围了，不再属于。。。。。。
8. 做爱期间伴侣的感受：按照生物学的基本观点，雄性每次贡献一次生殖细胞都会无意识地希望能产生自己的后代而不是其它竞争者、其它雄性的后代。而人类女性的直立行走带来养育后代的艰苦卓绝，使女性更会谨慎选择怀孕的对象并且只希望采集雄性的花粉（雄性生殖液）而并不希望立即怀上交配对象的孩子。所以女性达到高潮的现象有些难度。而女性高潮与怀上孩子是正相关的关系。且男性无意识中通常都会极其关心女性是否达到高潮。嘴边的话常常是：“你爽了吗？”、“你感觉怎么样？”。本人特别想统计问卷调查男女做爱的时候，男方会问到女方这个话题的比例是多少？像王岐山那样社会地位极高的人与范冰冰做爱，是否也会由人性的本能引发这个问话。以他的官位，他应该有强烈的不在乎女性感受的倾向（文化的作用）。嫖客也应该不会在乎妓女的感受；但人类的潜意识会不会也让嫖客顾忌妓女是否爽歪歪的开心感受？以求证明自己的雄性能力？这些都是生物人类学待解的课题。
而手淫，可以省去前列八个步骤而一步到位，还可以让脑子不受他人干扰地想入非非。就像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可以不经由跋山涉水的艰难论证而一步跳进结论一样，手淫可以迅速达到高潮并锻炼大脑的想象能力！
谚语说：跑步强体，手淫强脑。手淫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思考能力，丰富个人的想象力。
手淫思维模式在我们的日常文化里都有诸多表现。在3X的成人片中你也能看到东方跟西方的差别。比如欧美的色情片上来就是炒饭来发泄观者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追求女孩子的艰难感与挫折感。而东方的色情片充满了细腻的情感曲折和最后把女人弄到手的胜利感。这是因为现实中没有体会过追求女孩子的艰辛和被拒绝的勇敢壮烈过程。
这就是民间的谚语：缺什么，吆喝什么！
人类学的研究指出，因为手淫带来的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幻象太过迷人，所以男人在婚后，偶尔还会手淫。生物学上的解释，不仅仅是要享受那份比做爱还要兴奋的快感，而且婚后手淫还具有排出老化、活动力弱的精子的生物学的意义，以便真枪实弹的过程更容易使女性受孕。
手淫频繁带来的思想和行为的惯性和思维模式大致可以总结成：
· 有探索精神但缺乏或只有较少的探索行为
· 虎头蛇尾的行为作风，从荷尔蒙高昂时抬得高高的头颅，到手淫泻火完后出现疲乏和垂头丧气的情绪，且可能伴生对世界失去的兴趣
· 对现实的认知和实际有巨大差距
· 手淫频繁是对大脑想象力的训练，容易极快地认清现实的本质
· 由于自我性兴奋的想象太过美好，造成自大和自我中心心理严重
· 一遇挫折也容易立即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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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淫习惯了，在应对和处理外界事物及生活的博弈中，就会不自觉地把这种行为和思维模式代入我们的日常中来产生冒进和快速结论的现象。通常我们并没有意识感知这种模式。当整个社会都有这种行为习惯的时候，这么思这么想也就成为了社会的正常模式。这个阿Q精神是中国的文化和民族行为吗？世界其它各地的人们没有这种思维模式吗？回答当然是有，是占主流还是支流，是大多数人都这样，还是少数人群这样。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我不想过多口舌；读者可以各抒己见，见仁见智。我下边列举一些证据来说明这种模式代入的事实。
二：商周之变中被抹杀的东西是什么？它是不是手淫思维？
商周之变是中国社会走入农耕社会的巨变；也是人类社会建构分化出商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分叉点。以现在中国社会和学界依然的农耕价值观念，学术上依然无人能够理解商周之变的巨大意义；大多数学者比如秦晖教授会把眼光集中在周秦之变来检讨审视我们今天的社会转型。
以大历史的观念，人类史分作从猿到人的历史和农业开始之后，人类走出小型社会开始建构大型社会这样两个演化基本段落。从猿到人的演化历史，是人类积累创造发明文化、演变文化、积累文化的历史；从小型社会走向大型社会的演变是文明史和粘合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演化历史。
早在汉代就有人提出“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后汉书·杜周传》）；但是这里的“质”究竟为何物？今天还处于农耕意识形态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人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和看得明白。如果没有一个大历史的观念，无论如何你 走不出庐山，看得清庐山的真面目。而何为大历史？从今天纪念黄仁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几篇学者的文章里，我仍然能够看到中国学术界与外部大世界的脱轨。
周人在牧野之战后迅速击败商纣王夺取了殷商的天下。以“小邦周”如此迅速地击败了“大邑商”，不仅仅震惊了周人，也带给他们深深的惶恐和思考。是什么使殷商的军队反戈一击，让周人可以迅速夺取商纣王的天下呢？
是“德”，周武王和周公这么总结。
从迄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我们可以知道殷商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的“天”、“神”、“德”的观念。“德”和“神”以及今天我们用“天”这个字来代表至高无上的“神”或“老天爷”的观念都是我们从西周早期或中期继承下来的。殷商人与崇信和发生希腊神话的迈锡尼人[３]一样
1. 都处于青铜器时代
2. 都相信和崇拜某些超自然力量、都祈求今天我们称为“神”或“帝”的保护
3. 都相信这个“帝”或“神”与他们的祖先有某些瓜葛、比如性方面的瓜葛（希腊的英雄是指神与人交配产生的后代），或者吃了这个超自然力量的“神”的卵而怀了孕、生下了他们的祖先 （东亚是卵生文化昌盛的地区认为吃了图腾神鸟的卵就会怀孕生下人生不凡的孩子），这个我把它叫做“血缘定命”的哲学观。
4. 都相信“人的命运”的背后有一只手操控现世的人的生活，都祈求祖先要求改变或指导一下自己现今的生活：盖神庙或祖庙，中国古代叫名堂；用敬拜、祈祷或卜辞占卦的方法与祖先或“帝”沟通。（以我个人对帝这个字的理解，帝就是这个不凡的祖先。商代的祖先中有凡人，也有帝；到商末把自己的生父叫帝，是尊称）
因为现世的生活和行为都是被“命”操控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德”来指导现世的行为。
史书记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城的时候，依照民间百姓算卦的方法用蓍草演绎了伏羲的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写成了《易》一书并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念。“天命靡常”首先在思想上动摇了殷商的“帝之后代，命定不变”的观念。即使在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情况下，商纣王仍不以为然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商书·西伯戡黎》）[４]。商纣王相信自己是“食玄鸟之卵的后代”，是做王的命和帝的血脉，我生下来该怎么样，不在命，怎么可能在天？商纣王不信天命，而相信“血缘定命”，可见一斑！
希腊神话中的盲人算卦老头儿泰瑞西亚斯（Tiresias）
周人发明了“旻天至上、以德服人、德政治民、礼乐天下”的统治思想。这就在信仰上否定了商代的纯粹“命定”的观念而把“天”加在了“命”前，让人们开始相信“天命”。你有没有命，决定在天。而天给不给你这样的命，取决于你有没有“德”或祖上是否 “积德”。在这种带有人文色彩统 治思想下发育的中国文化，仍然跑不出：“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意识形态的虚构特点、从叨食顺序至阶层文化的演变，动物仪式到人类仪式文化的演进”这几个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从新列出以上四点，再仔细思考其内容，这对我们论及和思考这些话题，特有帮助：
· 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个从小型社会到大型社会建构的实验史、纠错史；而人类文明历史之前的从猿到人的历史，却是一个建构文化的历史。因为人不仅仅像其它动物一样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物种，更重要的是人脱离了动物文化的简约、单一、雏形的特征而发育出了复杂庞大的文化特征。
· 意识形态的虚拟特点：国家、民族、公司、金钱这些都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概念。因为你信我信他也信因而成为了虚构出来的现实。意识形态其实也是若此，都是虚构出来而成为真实的东西。一旦人们不再相信比如货币的价值，那么这个体系马上就面临崩溃的命运。人类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她能够粘合人类的个体行为而成为统一的大型社会行为。人类的文明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演化的历史。殷商的“命定”被周公引入成为“天命”在“德”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演化和改变。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开始。
· 从动物的叨食顺序至人类阶梯文化的演变：pecking order是人与动物共享的行为本能；而把叨食顺序发展为具有社会阶梯和阶级意识的所谓意识形态乃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特性。周人已经有了 “阴阳观念”，一方面鼓励和颂“德”、一方面加强以“叨食顺序”为基础的“礼制”。颂德带有“人人平等”的人文观念，鼓励只要你有德，就可以成王；另一方面却加强“叨食顺序”而规定出礼制。什么阶级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坐几匹马拉的车，后代更发展到门上能钉几颗钉子都有严格规定。
· 动物仪式到人类仪式文化的演进：从动物交配前的“求偶仪式”、“交配礼物”到社会关系中的“订亲财礼”、叨食顺序的仪式行为，只有人类把这种仪式复杂化且赋予某种意义，使人类的仪式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
道德和良心是人类的小型社会建构需要的方法或者手段、是所有社会性动物都具备的一种本能[５]。它在从猿到人的发展演化中出现并扮演了重要角色。道德和良心随着动物社会属性演化的强烈程度而趋于强烈；这也就成为比如狼群对其群内成员相互利他的一种社会粘合剂。但是人类有了农业，社会规模趋向日益扩大，个体或某些小团体的行为或信息阻塞或缺乏流动、造成仅仅依赖道德本能就不能满足社会变为大型的需要。张三伙同李四干了缺德的事并获得了某些利益，在大型社会极易隐瞒起来；其它社会群体不容易知道；这就需要神或者意识形态来约束其行为。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人们相信神等编排的故事并因为这个故事的内容而协作起来，就成为意识形态演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青铜时代的意识形态，在希腊神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相信神话也相信神话所折射出来的意识形态。被安排的命运时刻左右着你现世的遭遇就是其中一种信仰和意识形态。无论是殷商时代还是希腊的迈锡尼时代，人们都不甚了解这被安排的命运是谁在负责[６]！ 即使是神也无法阻挡自己的命运和最后的归宿。到了孔子与柏拉图的轴心时代，希腊人依赖工匠精神，在神话里体味到了命运被安排的“逻辑”；因而希腊人开创并出现了逻辑观念并发明了逻辑学。而商周之变，中国人被后稷周发明的一套文化观念，斩断了商代的殷商人可能出现的“逻辑决定的命运”观念。直接冠以殷商人所没有的“天”的概念，出现“天命靡常”、和“易”即“变”的观念。《周易》的“变”或演化观念弥足珍贵，但周易不解释为何有“易”的逻辑，就像不解释为何“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一样。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是被理解为理所当然的，《易经》的卦象变化也就是理所当然。
殷商人的“天”就是我们看到的物理的天，它只表示大的意思，如“天邑商”就是“大邑商”。而周人的“天”却带有至高无上的殷商人所没有的“至上神”、“老天爷”的观念。这种“天”的观念延续至今天的中国文化依然存在；偶尔也会有人说“人的命，天注定”。这里的“天”已经跟殷商人的“天”是不同的观念了。而殷商人同希腊神话时代一样的“天”的观念，只在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些许的用途。如“今天下雨了！”这样的简单表述。殷商人的宿命观念像迈锡尼人一样朦胧模糊，也都是到了轴心时代才有“天”的至上神观念来注定宿命的观念。
我们遵从郭沫若先生的建议[７]，凡是商代的文献有把至上神叫做天的，都是不可信的材料。他特别点出《诗经·商颂》和《尚书·商书》。这样我们就知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西周的宋国人学着周人的观念而续写的文献。这个现象我们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把周人的观念或文献也说成是商代的观念或者习俗。因为殷商与周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比较殷商和和周人的不同，就如同今天比较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不同。虽有渗透，虽有雷同，但互相差异极大，是本质的差别。这就是汉代人讲“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三观的改变。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等的改变；也是社会转型的观念改变，犹如今天我们自“同治中兴”以来，社会转型所看到的不断的改变。郭沫若先生认为商代末期也出现了周人的“天”的至上神概念，本人并不认同。因为后期这个“天”的概念，都是在周代的器物上出现的。从上边商纣王的那句话的断句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商王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命运不是自己命该如何而是由天来决定的惊诧。
王国维先生在中国开启工业化道路的档口，也意识到了这种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改变。
蓍草占卜，殷商时代也有；不能取得那么多骨甲的平民使用蓍草；王室才有能力使用骨甲。史载周文王在羑里城被囚期间，用蓍草来占卜算卦，最后演绎八卦，是跟平民学来用蓍草，还是他在周地本就用过蓍草，不得而知。但是周人在克商以前，也会用甲骨占卜，是有记载的。《诗经·大雅·緜》里说：“周原膴膴（音同呼，肥沃的原野）、菫茶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这是周人借助龟甲在占卜问询，是否可以在周原建设自己的王都。
殷商人相信被安排好的命运，世间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也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的观念。行坏事的人也是被神秘力量安排来做坏事，所以这跟此人的人品没有关系，因而也就不会有周人所强调的“道德”的德的观念。因而被周人骂做“无德”。周人为解释自己“克商”的合理性，首先要否定“玄鸟生商”的图腾神的后代享受“王”命的命定观。同希腊英雄的后代享受财富、享受世俗的奢华是祖先与神交配的后代应该享受一样（君权神授，血缘定命）。要打破这种 “食玄鸟之卵”的后代具有某些神的血统，本就应该坐享王位的观念，周人就必须宣传“天命靡常”。但是“天”不可靠，“天不可信”（《君奭（音同逝，恼怒的意思）》）说服不了已经落败的殷商人，于是又反复强调并提倡了“德”的观念。认为商人能得夏人的天下，也是因为商汤有“德”；今天周人能得商人的天下，也是因为纣王“无德”。为了表现纣王无德，后世越来越杜撰并添油加醋商纣王无德的故事。为了表示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而拼命褒扬了二王的“德”事。
后代的文人不了解武王克商后发明的“德”的观念，在司马迁和《资治通鉴》中，夸赞某某人多以什么什么德而服众，有以火德立，有以木德立，有以土德立；实际都是后人的想象，也就是没有论证的意淫，是手淫模式直接跳到结论的思维方式。
自周以来的中国文化和今天的学者们没有识破开创中国文化的周人的伎俩，一是因为史料不足；再一个是还没有具备今天“大历史”的观念和方法，没能了解青铜时代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征。为什么史料不足呢？我们知道孔子距离武王克商的时代也不过六百年，《尚书·周书·多士》还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那为什么到了孔子的年代，就“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殷册殷典也被周公毁掉了。即使殷商的后人宋国也没有了这些本就保存在王都的文献。当然也可能是自然毁灭的，周人没有好好另外抄录保存肯定是必然的；因为要毁灭前朝的文化。
历史似乎没有没有丝毫周公毁册的记载。我们当今所有的文献都始自周代。
殷商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与周人大不相同。殷周之变，实在不能说成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或“殊异”的关系；而是逻辑斯蒂方程一分为二的分叉的关系。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分道扬镳的关系。
殷商人继承中国拜祖先的文化也许有上万年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拜祖先的孝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东南亚、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的诸多原生态文化部落[８]。这个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演化趋同（convergent evolution）。如果相隔遥远的两个地方地理与气候条件相似，那么他们在这两个地区演化出来的植物或者动物就会非常相似并且不具有任何血缘关系。另一个就是真的具备血缘关系，如4~5万年前东南亚的古代智人开始向北沿着今天已经被埋入海底的海岸线进入中国和向四处扩张到了太平洋岛屿的土著人。中原的气候与地质条件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散布的岛屿极端不同，那么拥有相同的拜祖先的孝文化就极有可能源于同一批早期古代智人祖先。DNA的证据支持我们与太平洋土著同源的假设；那么我们进一步假设孝文化与拜祖先的风俗继承自四万年前共同的祖先也是合理合情的。
拜祖先的文化，我们一直继承到今天。
殷商人拜祖先，并且有祖先简狄食玄鸟之卵而生契的传说。在我看来，这就如同希腊人拜自己的神庙，认为自己是神与人结合的英雄的后代一样，享受人间奢华与富贵的“定命”也就理所应当。所以殷人的上帝，实际就是自己的祖先且带有某些超自然能力而已。这虽与郭沫若先生的意见近似，但并不如郭先生所言殷商人的上帝乃至上神的观念。把自己的具有卓越功绩的祖先想象出超自然的能力，无论就情感方面还是人类从襁褓至儿童以及成年的心理成长和成熟路程，也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郭沫若先生以及王晖教授有关殷人上帝的论述都是功亏一篑！[９]
西汉礼学家戴圣的著作《礼记·表记》中有：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这里讲夏人尊依“命”，应该是事实，符合大历史意识形态演化的观念；而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段说的整个“夏道”没有根据。处于那个青铜时代的人信仰宿命，应该不是什么稀奇大事。不但夏人尊命，殷人也遵命。这就是汉代人所讲“殷因于夏，尚质。”另外殷人还不知道“神”是什么；神的观念出现在铁器开始的时代。这是春秋以后的人也不了解的地方。“神”这个字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的《宗周钟》上，“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似乎很符合铁器发展的事实。也有人认为宗周钟是周厉王时代的作品，那就更符合大历史的规律了。戴圣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才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敬拜鬼是事实，因为殷人继承着孝文化，只崇拜往生的祖先，祭拜完祖先之后才去拜日月星辰的灵。这是万物有灵论的继续。戴圣不懂得这些，也缺乏探究的精神，却凭着想象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那就完全是意淫了，手淫之祸。
综上所列，周公及周成王在西周初年为合理化“武王克商”而创建了流传至今的“德”的观念、“天”的观念、“神”的观念；这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轨迹的大事。由于“德”之观念也是社会型动物建构小型社会所依赖的人性本能，结合周文王的“易”之演化观念，中国在西周就过早地出现了具有人文和人本主义精神的萌芽。这对神话和宗教的发展极端不利。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发展出来真正的宗教。日本华裔历史小说作家陈舜臣在《中国历史风云录》中指出，由于中国的历史乃后朝推翻前朝的事实导致后朝不断阉割纂改前朝的神话和历史。中国缺乏连续和完整的神话体系，也许真是跟这个有很大关系。但就意识形态的发育和发展，中国文化出现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早熟现象；实际上中国文化是早熟的儿童。在文明建构之初就显现了人类成熟社会的思维模式成为了过早触及大人话题的小孩子。不成熟的人文和人本精神当然不能满足大型社会建构的需要，必须佐以后来的“儒释道”和“唯天皇子”的天子观念。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扼杀农耕社会对立面的商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潮迭起，导致以商鞅为代表的农耕社会出现的“争夺式竞争”[１０]异常激烈而登峰造极。中国社会今天走入具有完整的人文和人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困难重重原因也多潜伏于此。一方面传统保持者骄傲着自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这种朴素的、不完整的人文精神又不能对现代社会的建构发挥作用。而统治者又在拼命建神和造神、抵御外部文化的输入。我们今天检视这种人文精神在周初的发芽和发育，也就好似看手淫的人一步跨入了想入非非的、天马行空的精神境界。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发育历史，显然没有按照理想状态的发育规律：
万物有灵 -- 超自然力想象 -- 图腾崇拜 -- 半人半兽神 -- 全人形人性神 -- 多神论-- 一神--人文和人本主义
中国意识形态的发育历史可以看作是区别于西方和希腊文化的变体或变种。这样建构起来的大型社会使逻辑斯蒂方程发生分叉：分叉的一个方向是农业社会，另一个方向是商业社会。希腊之后的罗马帝国深受希腊文化影响，政治制度也采用了民主的共和制。虽然其间多次被各种政治形式篡夺、修改，但民主的种子，一直对后世影响深远。
人类社会走出采集狩猎的小型社会开始建构大型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大约两种不同的社会建构模式：一种是权力模式，可以叫做权力文明；一种是发生自组织现象的商业模式，商业文明；当然有许多中古社会的建构游走于这二者之间；既带有商业文明的特征，又带有权力文明的特征；二者同存于一个社会。权力形成武力可以保护商业运作，不被抢、被虏；商业对权力形成的集中力量有依赖；商业丰富权力的日常生活。
商代的祖先就是做买卖的人，商代灭亡后其后人被封在宋国，周公仍然让他们从事他们拿手的“买卖”活动。而周人却是农耕的好手。“武王克商”的一次趁商朝大军向南讨伐的空档时间，农人代替了很会做买卖的商人，中国文化也开启了农耕社会的由权力建构文明的不同于以往的时代！
商代是青铜器的时代，文字又极其发达；时间横轴上与产生希腊神话原型的迈锡尼文明相当；但是商代的神话却异常缺乏，简直无法同《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希腊的神话歌颂的都是迈锡尼时代的故事。经过荷马的黑暗时代（相当于中国的西周），到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期，希腊的城邦民主蓬勃开展，世界范围内的轴心时代出现。中国出现了孔孟等百家争鸣，希腊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杰出的人物。人类社会开始了两种社会建构的形式实践和发展。
而整个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核心还不仅仅在此，而在于这从西周开始的中国文化的建构和发育。由农人建构起来的社会，具有许多农人的特点。
早熟的、类似手淫的人一步到位的性福模式，中国西周初年就出现的人文萌芽，缺乏探索和研究等中间的认知过程和坚韧不拔、坚持到底的追求和精神[１１]；必然无法顾及社会建构的方方面面，无法体会人文主义的光辉。人人享有同等政治权力的人文思想，不可能在那个依然相信统治者是神的后代的观念中继续发育。神的后代如何能与普通“众”人享有平等的人生？于是周代制定的礼法与宗法制度，成为了塑造社会秩序的核心。依照官阶的大小高低，穿什么样的衣服，享受多少匹马拉的车，所有的社会等级都标识在人类“炫耀”的本能之上了。
我们品读商周之变的历史，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意义及其重大。
从思维方式上来讲，中国在文明建构之初就升起了人文精神的闪烁光芒；它扭转了中国社会在走向大型社会建构之路上采取的重商、崇商之路。虽然人文精神在科学建构社会的路途上是我们今天所能认识到的终极手段，但一步到位的早熟，缺乏路途中间所能经历与克服的艰难险阻，犹如手淫的一步到位，终让我们的精神多出许多负担和多走许多弯路。这表现在我们今天的国学人士看到现代的科学发现，每每不屑地说，我们老祖宗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中国今天社会转型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三：中国一神论社会的手淫思维模式
经过轴心时代的发展，结束了战国纷争的中国进入了秦代的中央集权政治。意识形态历经汉代的尊儒和东汉道教的兴起以及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入，中国勉强形成了儒释道三合一的一神论意识形态，且也是非常环境下的一神论的变体。一神指的是天的儿子，天子。儒家把人类本能的“叨食顺序”一跃且不经发展验证、去伪存真地说成是人类文化的“长幼顺序”。由“长幼顺序”投射到大型社会建构的阶梯顺序或曰阶级顺序，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的非专业人士，是无法看到从“叨食顺序”到“长幼顺序”再到社会文化层面的阶级意识的优点与缺陷的。
我们以母爱为例子。
生物的核心与本质是自我复制。生物之间的竞争是基因之间的竞争。母鸡是产生更多鸡蛋的工具。相同的基因即使存在于不同的个体也会通过“绿胡须效应”即外在的行为或身体特征形成合作与协作的利他主义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母亲或者父亲都会本着基因的核心竞争原则设法扩大自己的基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有两种策略，生物们都会通过自然选择偏重其中的一种策略并刻写在身体里且遗传下去，把另外一种策略做为辅助形式，保存起来伺机而动。大量繁殖法， 我们称为R策略。另外一个是减少繁殖并把剩余的能量用于对子代的照顾，我们称为K策略。
母爱做为一种K策略的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动物中普遍存在。哺乳动物是发生母爱行为，母亲对子代投资最多的一类。但是这种投资并不是像文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无条件的，母亲的基因已经编程了在恰当的时机实施R策略的意义，也在某种条件下会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更好地散布自己的基因。所以我们会看到母爱并不是很强烈的、母爱并不是很负责的母亲存在于我们的周围；也会看到偏心的母亲存在与我们的周围。要说明这些行为的存在和来龙去脉，情况比较复杂。
生物界里传递和扩散自己基因的行为和策略是一个广泛连续的广谱分布。从没有母爱行为（比如大多数半翅目甲虫的雌虫把卵产在植物的宿主上就离开了，如我们熟悉的蝉）到一半母爱行为（比如某些昆虫会一直守护着卵块直到若虫出现）再到接近全套的母爱行为（比如网蝽、盾蝽，若虫会跟随母亲从一地游走到另一地；）最后到全套的母爱行为（比如巴西蝽象还要给若虫提供营养；蜘蛛綱的动物也广泛分布出现抛弃卵、保护卵和出现腹部分化出来的育幼囊来保护幼儿）你都可以在自然界找到例子。下图是鞭尾蝎的雌性腹部育卵室刚孵化的前若虫：
雌性鞭尾蝎（Mastigoproctus giganteus）腹部的育卵室和刚孵化出来的前若虫（上图和下图）
人类由于全球范围内地理环境造就的文化多样性，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的生殖和育儿策略变化万千。有原生态社会采取合作育儿（cooperative breeding）、社区托儿（communal care）协同育儿（alloparenting）以及在文明社会采取的核心家庭的育儿方式。在现代文明社会人类仍然免不了实行杜鹃鸟策略，也就是弃婴和认养、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典妻），育儿方式仍然遍布从无到半，从几近全套到全套都有的方式。
育儿方式的广谱分布必然造成母子之间情感纽带的多样化。亚文化人群和怨恨父母的心理疾病也就随之而生。儒家提倡的孝文化也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社会现实。
其次是杀婴现象（infanticide）在生物界特别是灵长类中普遍存在。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扩大和伸展了来看，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埋藏在人性深处的希腊神话中的美迪亚情结（Medea complex），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母亲的身上。
除此之外，人类的女性由于直立行走，子代变得更加孱弱，最初是依赖母亲对正在生产的女儿施以援助，照顾刚出生的孱弱的婴儿，使人性成长为女性之间更容易合作的本质。因而人类也同其它许多动物一样演化出了兄弟姊妹或叔叔阿姨照顾婴幼儿的协同育儿行为、社区托儿行为。女性对与自己交配的男性，报以极大期望，希望他在交配之后能够留下来提供婴儿及母亲自己的食物和照顾，以此为交换女性出现忠于丈夫、摒弃花粉效应所带来的利益和冲动这样一种“贞操”行为。
但是一旦丈夫背叛，正如希腊神话中女魔法师麦迪亚（Medea）的故事，女性通过衡量“协和谬误[１２]”，杀死自己亲生的儿女；在现代社会通过降低儿女的成长品质而施以“另类的杀婴报复”也是司空见惯。
伊阿宋的背叛导致愤怒的麦迪亚杀死自己亲生的孩子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孝”，但出现这种“衣冠禽兽”的父母也是在社会的大样本中必然发生的事实。子代对父母孝的行为是早期婴幼儿施予关爱行为的自然投射，起源于子代在婴幼儿期间与父母建立起来的情感纽带的因果关系。如果这个情感纽带在婴幼儿期建立的薄弱或者扭曲，子代不仅仅出现成年后的各种心理问题或心理不安全感，更不可能出现孝顺行为。由孝文化投射出来的君臣关系，其实也是如此。
最后一个发生在母亲身上的本能现象是对子女的偏心。父母有最钟爱的孩子，而忽略自己亲生的其它孩子；这也是一种人类演化出来的本能。父母具有这样一种本能这样一种策略，是具有演化意义上的考量的。也就是至少会有一个子代会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保证策略。偏心长大的孩子，在以后的成长中会取得身体外在的优势和以后兄弟阋墙中的心理优势。
儒家文化靠自我约束的“德”与“孝”而投射来对天子的“忠”，从它诞生之初就先天发育不全。它寄希望于人的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而有自我反省意识的人却又是起源于“手淫”后的自我责备心理。手淫后的自责心理是某些人能够自我反省行为的种子，而有些人又绝对不会自我反省，因为他不会有手淫带来的自责的种子。这种文化下的中国历史的官场所发生的自然选择与淘汰机制，多是选择出来那些有手淫心理和行为的、缺乏男子汉气概和气度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的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一种“读书人情结”。进京赶考的孱弱书生路遇有钱人家的阔小姐，靠红袖救助而一举夺魁、状元高中。书生缺乏奋斗和拼搏的精神在这种文学作品中一直是个情结。内在反映的也是手淫思维的由“亢奋”（拼命读书）直接“成功”，路途上处理社会的人生百态需要女性的搭救，也就是缺乏上述1到8的各个步骤。
这就是中国文化先天不足的原因和源头。所以它必须以其它天子观念，释迦牟尼和道家的观念来填补不足。
四：翟田田事件中的手淫思维模式
翟田田因为追求一白人女性遭到拒绝而继续穷追猛打，被女性投诉到学校。学校试图了解情况但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翟田田认为学校不应该插手这类私人事物而对学校粗言相向。学校只好拿他拖欠学费施加卑鄙的阴招。而此时的翟田田没有意识到美国人施加起阴险来比中国人又稳又狠又准得多。用语言误解的方法不仅仅取消他的学籍且动用政府的力量来迫害这一“性亢奋”起来准备斗架的公鸡。
翟田田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对待学校的询问“粗野”、“没有礼貌”。而被美国人阴招算计起来招架的功夫属于斗败了的公鸡。即使回国之后也貌似有“性亢奋”准备与学校继续纠缠这场官司，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些行为的特征都非常属于“手淫”造就的行为模式。由开始的亢奋到迅速的泻火都缺乏中间那种坚韧不拔、亦步亦趋的顽强奋斗精神。这在同一个文化的社会里可能不是大问题，可是到了不一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社会，却显得极端幼稚和轻微的行为失常！
“性亢奋”起来把没有事情的芝麻小事弄成、弄到惊天的大事。而“手淫”过后的自责又对兴奋起来需要追求攀登的过程缺乏兴趣。“亢奋”起来对整个过程缺乏细心周到和耐心；“亢奋”到自己把握不住的高潮又快速和潦草结束。这些都是手淫的特征。
（完）
附录： 花粉效应
人类最麻烦的事情就在于不像那些有统一发情期的动物们一样。所以强奸这种事情，只发生在人类。野外自然环境下的动物们是不会有强奸这个事情发生的！
现代社会，设备完善，观察细致，而且又有花粉理论支持！ 知道动物界的繁殖规律是什么！
过去的生物理论学家一直搞不懂，为毛雌性动物在发情期都与多个雄性发生关系。因为理论上说，雌性动物只需要一颗雄性生殖细胞就能怀孕生孩子，可是雄性一次交配，都要贡献上亿颗生殖细胞。而且雌性还有在发情期与众多雄性交配的现象。
生物理论无法解释这个现像。直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过农业，但又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的一位华裔移民，温斯顿·武，完全出于兴趣，提出花粉效应理论，生物演化理论学界才完全明了这其中的奥妙。
花粉是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花中的柱头是植物的雌性生殖器。当柱头上的花粉越多，雌性授精的速度就越快。这个叫花粉群体效应。并且柱头上其它物种的或其它不同个体树木的花粉越多，果实的风味、成熟度、种子的质量越好，这个叫花粉质感效应。比如苹果花的柱头上沾染了梨树的花粉，那这苹果果实的风味就会带有梨果的口味。瘪粒玉米的籽粒出油率高，如果柱头上再沾有饱满籽粒的玉米花粉，那么瘪粒玉米就变得饱满且出油率高。
花粉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雌性动物，那么好色滥交！而最近20年来对雄性果蝇生殖液sf的研究又从分子水平上解释了花粉效应之所以发生和如何改变处女雌性果蝇的行为给出了表观遗传学方面的解释。
马蜂是只交配一个雄性的蜂类；蜜蜂蚂蚁是与2~3个雄性交配。这样马蜂的社会，子女都是一夫一妻的女儿。而蜜蜂、蚂蚁这类动物的子女，都是一母多父的。这样造成“姐妹阋墙”的同人类一样的人性反应。
马蜂的社会无法解决下一代谁来享受酿造的指甲盖大小的蜂蜜，开始生孩子的问题。而蜜蜂的子女们“姐妹阋墙”干架的话，对任何个体都不利。于是他们好似商量了一样，干脆让母亲不停地生育，一切听母亲的安排，子女全都暂时不生育。于是我们人类可以吃到蜜蜂的蜂蜜，却吃不到马蜂的蜂蜜。因为马蜂在产蜜产到指甲盖大小的时候，“姐妹阋墙”，社会就分崩离析了。所以马蜂是非常不文明的社会。而蜜蜂和蚂蚁是被生物学家誉为文明社会的的文明动物。
但是在建造文明的方式上蜜蜂蚂蚁这类膜翅目昆虫与人类大大不同。（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目）膜翅目的子女工蜂或者工蚁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姐妹；从基因的亲缘关系上讲他们形成协作是天经地义的也应该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任何生物都要遵循亲缘选择的生物理论。但人类建造文明的个体之间协作起来就非常困难，因为个体之间亲缘关系太过疏远。人类也同其他动物一样是天性具有识别“我们”和“他们”这种亲疏亲缘关系的物种（哪个生物物种不是呢？亲缘选择理论这么问）。人类要协作起来建设文明，靠的是讲故事，编故事；最后产生了你信我信他也信的故事，这就是神、魔鬼等意识形态的产生的演化历史。人们相信同样的故事，于是在这种故事感召下一起来做事情，修建教堂、修建神在人间的代表“天子”的陵墓和宫殿。
光靠讲故事还不够，因为从过去的演化历史中，人都是生活在小型社会里。具有头羊性格的基因分布在人群的基因库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是人群大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出现的现象。人类的大型社会中，具有这种基因的个体也随着人群的增大而增加。已经做了“天子”的个体必然打压下边那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个体。这就出现了生物界的另外一个现象：群体大到一定规模之后出现的“鹰”与“鸽”策略的人群消长规律。
人类行为演化的现代特征：指成系统的一套行为与认知的人性特征，区别于其它演化史上的具有解刨学特征的现代人类、人族和灵长类。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和具有争议的定义，但是学者们基本同意下列分类：
· 抽象思维
· 深度计划
· 象征行为（如艺术、装饰、音乐、大型动物猎获探索、刀刃技术等等）
这些是现代人类的基本特征。它与人性中的动物属性相区别。有一部分人把上述三项特征称为人性，而把吃喝拉撒睡，针扎了你的肉体会疼这类特征称为本能。当我们在讨论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时候，对人性、本能的不同定义，会导致我们对社会建构、法律体系、国家机器等各个社会方面产生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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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花粉效应在本文末尾给出注解，请参考附录
[２]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和汉密尔顿1963年的两篇论文《Geneti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 II》汉密尔顿提出了动物社会行为的演化和选择模式
[３] 古代希腊文明分作四个时期：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相当于中国的商代）、黑暗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西周）、希腊城邦民主时代、希腊化时代（春秋战国时代）
[４]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八页 个人认为商王受的话可能是真的，只要这么断句就非常合理：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体现了商王第一次听说不是命的观念，而是天命观念的惊诧，和对天的观念的反问。
[５]参考灵长类学家的演讲：《动物的道德行为》，弗兰斯·德瓦尔 http://open.163.com/movie/2013/9/O/T/M97ITMKO9_M97ITR8OT.html
[６] 社会生物学兴起之后的今天，我们才明白是我们身体里的基因安排操纵了我们的命运；而环境做为对基因开启关闭的控制当然也影响和左右着我们的命运，形成不可预测的混沌结果。
[７]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
[８] 参考《野蛮人的性生活》
[９] 参考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郭沫若先生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１０] 社会生物学总结了十个因素来描述人口高过单位面积的生态环境所能支撑的人口总量的时候所发生的人口制约因素。其中含有争夺竞争和分摊竞争。如果人口总量低于所能支撑的生态环境容纳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摊式竞争。比如一棵树上产出100斤果子，第一个人去了摘取了10斤；第二个人去了又摘取了10斤。这个时候的状况就是分摊式竞争。如果100个人来摘取，就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打斗，这就是争夺式竞争。
[１１] 人类有天生的“我们”和“他们”的潜在意识，我们即是同伙儿的认同；他们即是陌生人或敌人。人类又有天生的害怕陌生人（xenophobia）的本能。没有经过宗教的教化，对信仰同一个宗教的陌生人的认同感，人文主义就不可能有对陌生人表达平等和同情的可能。这里说中国人文主义萌芽过早还不具备任何发展发育的可能，要教化大社会的个体，人文思想又阻挡了宗教的发生；所以中国历史是走了另一条道路。
[１２] 协和谬误指法国协和飞机公司投资大笔金钱设计一种飞机，在快要完工时突然发现设计有重大漏洞；如果弥补漏洞需要又一大笔的投资，如果放弃原有设计意味着之前的大笔投资完全打了水漂。是继续投资弥补漏洞还是完全放弃承认失败，这在博弈策略上是一种两难选择。显然对于已经生下孩子的女性也是两难的博弈选择：放弃孩子这个投资还是继续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在生物界，大多数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会放弃之前的投资。这是生物学家认为杀婴现象是最好选项的生物策略。而在农业社会和在工业社会，政府对此现象视而不见和对单身母亲提供政策优惠，会对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并在孩子长大成人对社会产生不同的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