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 陈昌浩 在关键时刻 没办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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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

临行前的（1935）9月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在院中见了徐向前。他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直言相告：“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听了他的回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默默地点了点头，呆了一会，就走了，并且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是完全拥护的，陈昌浩也是同意的。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2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可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也是徐向前所不忍看到的。加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都使身负重任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 其实这个人是 许世友，当时红4方的四军军长。】

　　在紧急关头，徐向前坚决果断地命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这极明事理、掷地有声的一道命令，反映了徐向前在大是大非前面、在长征最紧要关头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的明确明智的抉择，是他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许世友 时 红4方 四军长

 李先念 时 红4方 卅军政委 

徐向前最后的临终遗言

　　1990年6月，徐向前因为肺病住院治疗，那天出门前，他无比留恋地望着自己居住的小院，轻声说“这次去，就回不来啦……”住院后不久，他发起了低烧，病情日渐加重。6月29日，病中的徐向前也许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李先念郑重地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8月5日，病情更加严重，他对围在病床前的子女吃力地重复了自己的三条遗言，并再次叮嘱子女：“我死后，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