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
汉武帝元朔五年冬（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初任丞相，推动重用贤良文士，设立东阁，鼓励廷议。
上奏内容：
公孙弘奏说：“有十个强盗持弓弩作乱，使得百余官吏不敢前进。请下令禁令百姓不得携带弓弩，以维护秩序。”
吾丘寿王的反对：
他以“古代五兵”论点为主：古人制作弓矢等兵器，并非为互相残杀，而是用于讨暴救乱。以秦国灭亡为例：秦虽然废除兵甲，但随之百姓互相用锄棒等械争斗，盗贼四起，最终国家瓦解。因此，贤明的君主应重视教化，以减少对严格武器禁令的依赖。
礼仪传统也明确：男子生后用桑弓蓬矢射天地为大射之礼，从天子到庶人皆有示范意义，这是三代以来礼教传承。吾丘寿王从没听说过弓矢曾被全面禁止。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禁令针对盗贼使用弓网络夺杀掠取行凶，那罪该处死且应严惩。但若禁止一般民众持械自保，反而剥夺良民防卫权利，邪恶势力借此恣意横行，法令难施于无辜百姓，是“擅用贼威、夺良民救护”，非常不妥。
吾丘寿王的奏章斟酌礼制与现实治理之间的平衡，最终说服武帝，武帝以难公孙弘之言治其难，公孙弘不得不让步。
这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较早涉及公民自卫权的明确论辩之一。公孙弘代表法治与中央集权的绝对性，吾丘寿王代表实用与百姓生存权。双方观点的冲突，反映了古代立法中“安全 vs 自由”的张力，与现代社会关于持枪权、治安与个人防卫的争论有相似之处。
吾丘寿王的这次争论，首次在中央政治场合、面对皇帝与百官，明确提出“良民自备武器以防坏人”是合法且必要的，并用逻辑推演说明禁止的弊端，因此在中国史上很突出。
以下是资治通鉴原文：
冬，十一月，乙丑，薛泽免。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每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弘尝奏言：“十贼彍弩，百吏不敢前。请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侍中吾丘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鋒刃；其后民以耰锄、棰梃相撻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竊以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弘，弘诎服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