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
无意名利权色，只想弄明白些道道
自古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不过，小时候的我，好像哭了无数次。
能清楚地记得的最早一次的大哭，应当是我3岁多不到4岁。
我大弟弟比我小18个月。一年半以后，一个叫小芳的妹妹出生了。父亲兴奋不已。父亲在农村土生土长，但却有着和他人不一样的看法。他喜欢女孩子。我出生时，奶奶和妈妈兴奋地告诉他是个男孩。没想到，父亲“哎”地叹口气，转身就从家里走了。接下来我的大弟弟出生，大概父亲是连连地唉声叹气了。等小芳生下来，父亲那个高兴劲啊。我印象里的小芳，有着乌黑的大眼睛，精力充沛，八个月时就会扶着栏杆站在摇篮里呀呀呀地指手画脚。不幸的是，小芳只活了十个月，就因为肠套去世了。接着生下来的，又是个小弟弟。最后终于生了个小妹妹，父母才称心如意打住了。
我能清楚地记得的第一次大哭，应该是在小芳七八个月大的时候。那是一个夏夜。我被弟弟妹妹们的哭声惊醒了。我坐起来，用手摸摸，知道是小妹妹拉屎了，在哭。弟弟也在哭。可父母都不来。我也要尿尿了，于是我站起来，在黑暗中摸着蚊帐想去找到蚊帐的开口。可我沿着蚊帐转了一圈又一圈，还是找不到蚊帐的开口。只听见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丁零当啷地响个不停。是大老鼠吧。我好害怕。于是，我也坐下来，和着弟弟妹妹大哭起来。
奇怪，我一哭，厨房的那些叮叮当当的声音就没了。我一停下来，那些叮叮当当的声音又响起了。于是，我得出结论，那些大老鼠不怕我弟弟和妹妹，但是怕我。于是，我就嚎啕大哭。弟弟妹妹也跟着一起大哭。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拍窗户。我听出来，是邻居家志明的母亲。她喊着我的名字，问“怎么啦？你妈妈呢？”。我边哭边说，不知道啊。志明的妈妈就说，“不要怕，不要怕，我去叫你妈妈回来”。
志明妈妈走了。周围还是一片漆黑。我一停止哭泣，就能听到厨房里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大老鼠又来了。我只好一直放声大哭。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妈妈气喘吁吁地赶回来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记不得了。
那年头，社员们白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完活，晚上还得经常去参加什么忆苦思甜会，或者最新指示最高指示学习会。参加那样的会可以记工分。大概是每次两三分工分（四到六分人民币吧）。那天，妈妈把我们哄着入睡后，就又去挣工分了。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比我弟弟妹妹有本事。连大老鼠也害怕听到我的哭声。
五年级时，我又大哭一场。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那年的六月底，我们公社要开一个活学活用毛语录的群众大会。要么是我作文不错的缘故，要么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学校派我去代表我们小学上台发言。
我对这样的活动不是很积极，但班主任巢老师要我去，我也没办法。巢老师写好了稿子，让我读了几遍。又嘱咐我要穿得整齐一点。
这可难为死我了。平时穿的衣服，全都是补丁加破洞，又总要干农活，衣服全都破破烂烂，脏不拉几的，不能穿去开会。我们小孩子每三年才做一次新衣服。那一年的春节，我正好刚做了新衣服。是那种蓝色的灯芯绒的，不仅厚重，因为要穿三年，所以做得特别长大。下摆长到膝盖，袖子要卷起才能看到手。
中午放学回家，我和父母说，老师要我穿整齐点，因为下午要去发言。母亲就把我的新衣拿出来，让我穿。天啊，这六月大热天，还得穿这么厚重，这么新，又这么不合身的衣服，别人还不都得像看猴子那样看我啊？我怎么去见人哪？（我特别不喜欢做任何会吸引别人注意力的事。如果我上学迟到了，我宁可站在教室外面，等下课了，再混进教室）。我就跟母亲说，我要一件半新半旧，不长不短的衣服，就像我的表弟，林荣，那样。林荣是我大姨夫家的，和我同年。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他平时穿他哥哥们穿过的半新半旧的衣服，合身又整洁。
我母亲说，我们家没有这样的衣服。你就凑合着穿吧。
我不干了，觉得特别委屈，就闷闷不乐起来。我一不乐，就虎着脸，谁也不搭理。
母亲没办法，就又下地干活去了。弟弟妹妹也都去上学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我越想越委屈，就大哭了起来。
哭了半个小时，快到开会的时间了。我一看，没办法了，只好让人家笑话吧。于是我就穿着那件像长袍一样厚厚的灯芯绒新衣，高卷着袖子，顶着六月的骄阳，走去公社的大会堂。
虽然号称是万人大会，到会的也就几百人吧。都是公社里学毛选的积极分子。坐在主席台上，我浑身的不自在。我的一边坐着巢老师，另一边是仁厚大队的胡书记。等到我发言时，我局促不安，断断续续地把巢老师写的发言稿念完了。我始终觉得，人们的眼光，全都在盯着我那件崭新的灯芯绒衣服上。
不过，发言的结果却出人意料。父亲回来说，听说你在群众大会上发言了？挺好的。镇上开百货店的何伯伯，听了你的发言，很欣赏。要我来问问你，愿意不愿意过继到他家去。
何伯伯开着镇上最大的私人百货店，就在我们学校门口。他家没有儿子，只有一个比我略小的女儿。
我一听，连连摇头，说，开什么玩笑，我坚决不去。我无法想象离开父母如何活。
我的表弟，林荣，正好在我家玩。他一听，说，我去我去，他家有好多糖啊。
后来我母亲说，那时，何伯伯是诚心诚意地来说的，父母也在私下商量了许久。只是父母舍不得，就来征求我的意见。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习惯穿着新衣服去人多的地方。每次回老家，见到仍然健在的何伯伯时，和他打个招呼后，我就急急地逃离，就像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
开玩笑归开玩笑。我希望的是读者看到我大哭的缘由。那是个极端愚昧的时代，极端贫穷的时代，极端疯狂的时代，极端黑暗的时代。每当看到现在还有人在歌颂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缔造者，我真想操起长板凳猛砸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