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
无意名利权色，只想弄明白些道道
孙关宏：政治学研究不能媚上
2015-09-25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也可以自己有所创新。最重要的是研究的过程和结论要有科学的依据，要讲真实，讲真相，决不能造假、武断，这是科学性的起码要求，也是最终的要求。”9月19日，在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的“第十届中国青年政治学者论坛”上，80岁高龄的复旦大学教授孙关宏在对青年政治学者的寄语中如是讲到。在孙关宏看来，从根本上说学术与做人是统一的。学术上讲科学性，真实性，追求真理，同时也是对做人的要求。做人要人格高尚，心底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孙关宏在演讲中指出，目前，政治学界有一种乱象，即有人不是从科学性出发，而是从唯上、媚上出发。如不加分析地提出所谓“中国民本主义比西方的民主好”，还有人说民主就是要有组织领导，这样有序，西方民主太自由，容易混乱。这些话看似符合主流，但有什么科学性？有的话甚至就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臣子讲给皇帝听的，连常识也不顾了。
以下是孙关宏教授的演讲实录（发表时有删节），经演讲人审订并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发：
中国政治学从上世纪80年代恢复和重建以来，在教学、科研、应用，特别是在人才培养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步。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胡乔木说寻找政治学人才就像寻找石油一样。所以，当时培养人才是学界最重要的任务。三十几年来，从全国来看，可以说是人才辈出，学者如林。如果从我们这一代算起，现在应该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今天在座的是青年学者的杰出代表，看到大家意气风发，年轻有为，我们的政治学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欣慰。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今天主要以长者的身份对你们提几点希望或想法，不一定对，供你们参考。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在理论模式上，处理好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
现在国内还是有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例如研究中国的公民身份、公民社会问题，公民权利和维权问题，维权和维稳的关系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问题，公共事件问题，反腐问题，治理现代化问题……还有中国的政治史问题等，我说的肯定不全面，只作举例而已。
研究学问无非一个是要掌握充分的资料，一个是运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这些资料，而且为何取得充分的实证资料，还有一个方法问题。这就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现在通常首选是美国。美国的政治学应该是世界最先进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这方面在座的各位比我清楚，我现在老了，孤陋寡闻。但我记得我国政治学三十几年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学习和借鉴美国的政治学。阿尔蒙德、达尔、伊斯顿、亨廷顿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及其他们的著作，可以说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中国政治学者。
当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美国政治学属于全世界，欧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也属于全世界，中国政治学只要遵循科学原则，也应该属于全世界。
中国这个30多年以来发展很快，有成就，有经验，这是好事，学者根据科学原理和客观实际，全面研究中国的经验，包括存在的问题，完全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对于成绩和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夸大。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性问题，无限夸大某些方面，掩盖另一些方面，并且把它和世界文明对立起来，这就不免离谱了。
其实，我们冷静地看，三十几年来的成就主要在经济上，这和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注意发挥市场经济作用有关，也和我们积极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有关。这里面就包含了国际经验，包含了世界文明的内容。同时也要注意，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例如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使得我们的发展模式如果不转型就很难可持续。
当然，有成就应当充分肯定，但不能骄傲自满。何况，三十几年来，我们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例如，分配制度不公，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严重，官场腐败加重，治理不善，法治不彰，等等。照理我们应该深刻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肯定成绩，发现问题，借鉴国外经验，以利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文过饰非，大吹大擂，并且抵制世界文明。
大家知道，西方不完全是一个地理概念，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概念，或者说成了地理因素加上更多的文明因素的综合性概念。所谓称得上是西方民主国家的究竟有多少？我现在手头上没有比较权威的统计资料。我记得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统计过，第三波后约有70个民主国家，但我最近没有查到，而且从那时到现在，又有不少变化。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看起来还比较严谨的。里面说完全民主和部分民主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拉丁美洲，共47个，加上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印度、日本、韩国约50几个。混合政权的约100个，独裁政权主要在中东和北非，约20个。（以上数据是在全世界167个国家中分析得来的）可见民主国家遍布世界五大洲。因此，说它是“地方性知识”说得过去吗？大家研究比较政治学，比较研究的起码要求就是可比性。将中国一个国家和全球几十个国家相比，这有可比性吗？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又是国际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参加国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实际上也就以国家的名义，承认了上述国际公约作出的关于“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等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还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在多种场合表示赞赏和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念，还庄严承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一定给中国人民民主和自由。但我们有些学者完全不顾这样的历史，一味地排斥西方的民主，甚至也排斥一般意义上的民主。
我认为，中国学界的这股歪风，不仅是对上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倒退，也是对一百多前满清王朝后期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郑观应、严复等人思想的倒退。他们当时看到了中国的落后，认为只有放眼世界，学习西方的文明，中国才有希望。
现在倒是有一批我们党的老干部和老学者头脑清醒，看到我们的问题所在和应该前进的方向，也敢讲真话。如周有光老先生就说，中国总有一天要走入世界文明大道，他说世界就像一个运动场，里面有许多跑道，有共同的竞技规则，看谁跑得快，但你不能离开跑道自己乱跑。人家不承认你的，你终究要到跑道中来。他还说我们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要从世界看中国。
第二，在遵循原则上，处理好为现实服务和科学性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学界的前辈赵宝煦先生有段话很精辟：“中国政治学必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政治学只能靠坚持自己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甘做氢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便成为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赵宝煦先生这里说的是强调政治学者在为现实服务时要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科学性首先要讲究真实性，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前面说过，现在我们大批学者在做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时是坚持这样做的，他们对自己的专题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掌握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了科学原理和科学的方法。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也可以自己有所创新。最重要的是你的研究过程和结论要有科学的依据，要讲真实，讲真相，决不能造假，这是科学性的起码要求，也是最终的要求。
例如，有人研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身份构成发现我国人大代表中90%以上都是官员、管理层或社会精英，社会底层民众只占很少比例，这样的学术研究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人大制度具有参考价值。有人从公民权理论研究职业健康问题，以工人尘肺病为分析对象，这个角度很好，对我国职业病治理和公民权推进很有现实价值。有人用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这涉及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有人研究公民身份问题，这是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基础性问题，如何从臣民到公民，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是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我手上有一本《上海青年政治学年度报告（2014）》里面就有几篇研究综述，为国家建设研究综述，政党政治研究综述，社会管理研究综述，政治改革研究综述，民主化研究综述，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还有研究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这里面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现在信息不灵通，掌握的资料很有限，只是举几个例子，说明政治学的科学性对研究我国现实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前面说了，政治学界有一种乱象，即有人不是从科学性出发，而是从唯上、媚上出发。提出所谓“中国民本主义比西方的民主好”，还有人说民主就是要有组织领导，这样有序，西方民主太自由，容易混乱。这些话有什么科学性？就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臣子讲给皇帝听的，连常识也不顾了。什么叫民本？民本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民为邦本”的意思。“本”是统治基础，是被统治地位，统治者是君主，是皇帝。皇帝是作主的，他能为民作主，就算是明君了。这和现代化的“民主”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是对立的。民主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的大教授怎么连这一点常识性的东西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中国式民主是好东西”，我觉得应该慎提“中国式民主”这个概念，我甚至认为这是伪命题，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中国的民主还在建设之中，还在发展之中，何来就有了个中国式民主的呢？这不就意味着我国的民主已经建成了吗？事实上邓小平就说了，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就愈发展，说明我们的民主还在过程之中，应该说起步还很晚，成效还不彰显。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写了两厚本《论美国的民主》。美国民主很有特色，但托克维尔没有说美国式民主，而是说美国的民主。并且由外国人来写，更加客观。中国民主如果有特色，最好由外国人来写，这样比较客观。我们又拿不出多少科学资料，仅用一两篇文章就来提出那么大一个论题，完全有点轻率。上海的《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学术讨论，本人也写了一篇小文章，比较婉转，说慎提“中国式民主”。我现在说的是就事论事，不针对具体的人。大家是同行，是很友好的朋友。
现在学界还有一股风，就是批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人专门著文论证西方国家民主在衰落，甚至全球民主在衰落，以反衬中国式民主或中国式不民主在兴起，口气颇为幸灾乐祸。甚至有个别做学问比较严谨的学者也参与其中。这个问题很大，需要做专题研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但我总觉得，这种态度反映的心态似乎有问题，就类似于一个没有多少钱的人看到一个有钱人遭致了什么不幸然后幸灾乐祸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民主长期以来还是一个贬义词。亚里士多德把平民政体看成暴民政体。美国18世纪的思想家，不大用民主概念，而是用立宪概念。到20世纪熊皮特提出精英民主理论后（把民主看成一种方法，一种程序，一种少数人经过多数人的同意而取得政治决定权的制度安排），民主才逐渐成为正面的概念。即使如此，到上世纪60、70年代，亨廷顿等人还写了《民主的危机》一书，总是对民主有所担心。到第三次民主浪潮，特别是苏东民主转型后，西方学者才对民主充满了信心，民主一词进一步热起来。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把20世纪民主的发展概括为三次高潮，而每一次高潮后，都有一次民主的回落。他们并没有把民主制度说成是十全十美的，而是看到其中不足的地方。他们只是认为在现存的世界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者说的那些话，并没有多少新鲜的地方，而是早在一些西方学者的预料之中。任何事物都是在波浪式前进的，在一个时期民主的衰落并不说明民主的永远衰落，而可能是为下一次新的民主浪潮准备条件。而且，它更不能由此说明，我们就理所当然不去发展民主，就不去推进民主化的进程。有的学者研究民主的崩溃，但并不是说明民主没有前途，而是为了探索更好地向民主转型并取得成功。
我觉得在民主的讨论中，福山的态度比较理性，他也指出了西方民主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他并没有否定世界民主发展的大趋势，对主要的民主国家基本上还是肯定的。
第三，在价值取向上，处理好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关系。
我很赞成王元化的观点。“学术和思想应是分不开的。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深化思想。不可想象，没有以学术作为内容的思想，将成为怎样的一种思想，而没有思想的学术，这种学术有什么价值？”
学术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应该是统一的。
什么是学术性？我想大家很熟悉，研究一个问题要有依据，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最好由充分的材料、数据。还要有理论依据、理论预设、引经据典，用什么研究方法，有一番逻辑论证，最后才得出结论。
什么是思想性？比较难说。例如，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来自哪里），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说明什么问题，或为了使某一问题朝什么方向发展。总的说，是学术研究的一种价值追求，思想追求。
一般说，任何学术研究都有要表达的思想，纯学术研究是很少的，甚至是没有的。那么我这里说的两者要结合起来，主要是说，这个思想是你自己的思想，是你自己经过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不是你去论证别人的结论，而这种论证又不符合科学要求，是一种片面的，夸大其词，甚至是胡编乱造的。就像我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学术乱象，那里的结论，谈不上思想，不是严肃的，经不起推敲的，可能是为了迎合上面而写的。我认为这样的学术态度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所不可取的。
社会科学是应当有一种精神的，民国时期，人文社科学界以北大为代表的崇尚“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特别是政治学，更应该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终极关怀的精神。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政治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亚氏这里讲得很清楚，政治学是最重视人类如何能过上最好的最善的生活，最有道德情操的生活。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对人的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直贯穿和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至善”精神。
政治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精神使我想起了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W.西瑟写的《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中说的，他说自由民主政体的第一个哲学家是托克维尔。他说托尔维尔认为，新的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学。他的书所作的努力不仅在于创造这一政治学，而且还在于把这一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事业加以展示。所以，西瑟认为，要把政治学作为自由民主政体中的一项社会事业来看待。他说：“自由民主是大多数政治学家的归宿，大多数政治学家将自由民主（或它的一部分）作为其终身工作的重点”。政治学既然是一种事业，就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要有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思想境界。
我认为托克维尔和西瑟所说的对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
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是开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宗旨应当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学术的支撑。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文明和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或者说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现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在朝这个梦前进，也可以说我们正走向世界文明，融入世界文明。
在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历程中，如果政治学能够尽微薄之力，也算尽到了一点责任，也是政治学者的光荣，是政治学者的精神追求、思想追求、事业追求。当然，对学者来说，主要是做学术，思想上也不要苛求，只是不要“帮倒忙”。“帮倒忙”是对政治学的忘本，也背离了政治学的宗旨。
说文章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说到底是学术与做人的关系，所谓文为其人。从根本上说学术与做人是统一的。学术上讲科学性，真实性，追求真理，同时也是对做人的要求。做人要人格高尚，心底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河南大学有两句校训非常好，在我国高校中是可以排上名的，叫：“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语出《大学》中的第一句话。意思是要弘扬人好的德性，使民变新，立于至善的境界。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做人的经典性要求。这和亚里士多德说的善德、至善，应该是一致的。我想要明德起码的要求是讲真话。当然，完全讲真话，可能有困难，但要尽量讲真话。不要明知是假话，还要把它论证成真的，用假话去蒙骗群众。要把名利看得淡一些，不要为名利而附炎趋势，丧失人格。
我们过去一些老学者，如梁漱溟、马寅初、梁思成、吴祖光、黄万里、李慎之等，那种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的精神，值得人们学习。像李慎之，他宁愿不要副部长的级别和教授的职称，一心宣传自由民主思想，耐心做民众的启蒙工作，令人感佩。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是我国建国以后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这是当之无愧的。这使我想起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谢泳对胡适的评价很高，说他不仅是学术界的代表，还是中国道德的代表，说他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人，一生中朋友很多，他认为做学问要去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何等境界！他有一段很重要（经典）的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段话说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胡适这里说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也是中国政治学者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自由，既与我们的学术有关，也与我们做人的人格有关。本人在这方面也做得很不够，提出来和大家共勉。
也不知现在他还敢不敢，能不能，这样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