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
无意名利权色，只想弄明白些道道
正文
话说当年“伟人”驾崩时，我上高一。
不久以后，就宣布恢复高考了。
在这之前的N多年，农村人唯一能够跳出农门，换个城市户口的途径，就是当兵后提干。对农村人来说，弄个城市户口，好比登天。
这恢复高考的政策宣布后，我上高二了。就要毕业。但我和我家，对高考好像无动于衷。
我的父亲，虽然只上了三年学，却因为会打算盘，又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从16岁起，就做大队会计。20岁左右当大队长。几年后又兼任大队书记。不过，这就是他最高的官位了。当了十多年的大队长和大队书记后，在我上初中时，被公社里派去县里的化肥厂，负责我们公社在化肥厂做包装合同工的30多位老乡。这，说起来是县里对我们这个贫困公社的照顾。其实，那活太苦太累又臭气冲天。也只有像我们那样的穷地方，才有人愿意去干这种活，而且大家都还争着去。只有当过小队长的，或家里特别贫困的，才能争到这个工作。为了争取这些农民工的最基本权利，父亲曾领着这些人罢工。像他这样不知道讨好上面的干部，是没有官途的。
我的母亲，聪慧又争强好胜。当年，她是我们生产队里连续几年拿公分最高的社员。让我从小就觉得，母亲高大强壮无比。其实，母亲身高不过1.6米吧。如今的她，那么矮小，因年轻时的劳累而满身是病。
那高考的消息，为什么我会无动于衷呢？因为，我压根就没听说过什么“大学”，也从来没想过这“大学”和我有什么关系。像上大学这样的好事，反正也轮不到咱。
那时我们的高中老师，很多是从城里或大学里下放来的。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他们个个精神振奋，人人努力，全心全意，为考生着想。
首先，他们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要求严了起来。以前大家都是混日子。现在，他们好像有目标有奔头了。可大部分学生不明白。因为他们和我一样，觉得大学遥不可及。
也是。我们整个公社，77年几百人去赶考，也就一个人考上了中专。好多教我们的代课老师，也没考上。可想而知，我们这些学生对高考的自信心了。
学生们混日子，可把老师们急坏了。在一堂语文课上，我们的刘老师要我们背诵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被叫起来背的，都是平时班上的好学生。可没人能背。整个班50多人，差不多全站在那。老师气得满脸通红。我一看，大事不妙。就举手，自告奋勇站起来，背了。
从此，刘老师对我刮目相看。
离78年高考还有几个月，老师们又开办了晚自修补习班。老师们自己出钱，在教室里点个大大的煤气灯。学生们只要愿意去，老师们都欢迎。还不用交一分钱。
刘老师也要求我参加晚自修。我自己心里没底，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说，家里这么多活，哪里有时间去自修。也是，那时，母亲一天到晚在地里劳作挣工分。家里做饭，洗衣，打猪草，喂猪，洗碗洗锅什么的，都得我和我弟弟妹妹们做。
于是，我没去。
一个月明星稀，蛙声四起的夜晚，刘老师要我带他去我们家，做母亲的工作。从学校到我家，也就300米路吧。路上，刘老师说，你不仅要争取考上大学，还要考上清华北大。我蒙蒙的，心里说，什么青蛙田鸡的，能给我换个城市户口就好 （我们家乡话里，清华和青蛙发音完全一样）。
刘老师在我母亲面前把我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我是我们350多个毕业生里唯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母亲也就同意我晚上去参加补习班。
之后的两个月里，我的各科成绩突飞猛进。在县里的几次模拟考试中，我每门课的成绩都比各科的第二名高20分左右（英语除外，当年高考不算分的，所以不浪费时间）。
这下热闹了。学校里大会小会，我被树成了典型。什么样的刻苦学习的故事都编出来了。校长也信誓旦旦地在大会小会上说，我是我们毕业生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我们公社今年一定会有零的突破。
当这“零的突破”的希望全都放在我身上时，他们突然发现，我，这个“唯一的希望”，居然还不是团员！
学校有些不好意思。
学校团委书记巢老师来找我，要我写一份入团申请书。
巢老师新近师范毕业（应该是工农兵学员），人高马大，梳着分头，不拘言笑，一脸的严肃正经。他弟弟和我是同班同学。
我说，我写过了。不重写。
他说，可是找不到你的申请书啊。
我说，那一定是你们搬家的时候搬丢了。我们学校刚刚从2里之外的村庄搬到我们的邻村。
他要我补写一个。我就是不写。
因为，我曾暗暗下过决心，“有你们这样的人在团里，我就不入团”。
那，还是初中的事。
以前说过，小学5年级时的林彪事件，让我对伟大领袖，政府官员，和老师，以及共产主义什么的，产生了怀疑，甚至不屑。其实，更早些，昨天批判“刘少奇的读书无用论”，今天又批判“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已经让我觉得政府和老师咋就像小孩一样，反手覆手，毫无定性。我看不起这样的人。
到初中时，老师要我们放学后去上团课（那时我是班长），争取入团。一来我放学后有很多家务要做，哪里有时间？二来实在不想入团。于是，我每次都逃团课。
久而久之，团委对我也不感兴趣了。
后来，几个学习成绩平平常常的同学入团了。同学们中的传言是，他们放学后去给老师倒尿壶洗马桶。
我就暗下决心，有你们这样的人在团里，我就不入团。
所以，到高中快毕业了，也没写过申请书，当然也没入团。
可现在，书记让我再写申请书，我的倔脾气又来了。就不写。反正是你们让我入的，又不是我想入。
书记也没辙。就说好吧，就当你是写过的。填表吧。
于是就填表。然后就等公社团委批了。
一天下午，巢书记把我和其他7,8个同学叫去开会，说公社团委的批复下来了，要我们轮流表态。
于是，我们就开始表态。“如果我这次被批准入团了，我一定戒骄戒躁；如果这次没被批准，我也不气馁，要加倍努力”等等。每个人都说的一模一样的。
轮到我表态时，正好这巢书记去办公室拿什么东西。我就说，“大家说的一模一样，拿个录音机录下来，放放就好”。还没说完，巢书记回来了。
然后宣布公社团委的批复。前面的都被批准同意了。每个人都很激动的样子。我是最后一个。没批准。
这下，我可下不来台了。这一批的，就我是高二的。其他的，有很多是初中的小弟弟小妹妹。大家也都认识。这不是拿我出丑吗？
巢书记非常严肃地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在办公室，巢书记端坐在办公桌后，冷冷地说，公社团委没批准，因为你不诚实。
为什么？我有些气愤。我历来最讨厌的就是不诚实。
“你家在小河一带有没有亲戚？”
我想了想，从来没听说过那里有我们什么亲戚（小河离我们家约5公里）。就说没有。
“那你回去，好好问问你的父母”。
这闹得。于是赶快回去问母亲。母亲说，小河那边从来没有过亲戚啊。
于是，第二天我去和巢书记说，问过我母亲，小河那边我们没亲戚。
但巢书记不信。
这，事态严重了。不入团不要紧，对组织撒谎，可不得了。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了（文化大革命把村里人全都搞成了派别重重，互相明争暗斗）。
于是，赶快托人给在县化肥厂工作的父亲捎信。
父亲回来问明情况后，就去公社团委打听。
因为公社的办公地点就在我们大队。父亲又是大队长又是书记的干了十几年，公社的大小官员他都熟悉。
下午，父亲回来了。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
他说，公社团委的一帮人在审批我的申请时，突然一个团委委员说，这个XXX不诚实啊。他把他家表现好的亲戚，什么小学校长的舅舅，上海当工人的姨夫，都写上了。为什么他另一个吃官司的舅舅，就是那个蔡XX，就没写上？
这个委员这么一说，其他人也附和，说是啊是啊，为什么没写上呢？不诚实。
以前，我唯一的舅舅在我们中心校当过校长。我上中学起，他就病休在家了。他姓蔡。正好学校里有一个也姓蔡的老师，家住小河，因为调戏女老师而吃官司了。
父亲告诉他们，那个姓蔡的，和我们根本不搭界。我的亲舅舅就只有一个，是我们同村的。
我听后，也只能哭笑不得。姓蔡的都是我舅舅啊？那那个蔡畅（好像是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什么的）是不是我姨妈啊？
就是这样一帮弱智，就是这么个荒唐的程序，却要决定谁是先进分子，谁是落后分子，谁有前途，谁只能啃泥土。
后来，在高考前几个星期，我入团了。
只是可惜，78年，我们那个公社仍然没能实现“零的突破”。350多个应届生里，我是唯一一个过了体检线的 （326分）但没被录取。倒是有两个教我的代课老师，考上了大专。
一年以后，我以我们公社的最高分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按我老爸的说法，入团的出师不利，是我对政治生命和组织不感兴趣的原因。其实，这个经历，只是加深了我对那个组织由来已久的厌恶而已。
不久以后，就宣布恢复高考了。
在这之前的N多年，农村人唯一能够跳出农门，换个城市户口的途径，就是当兵后提干。对农村人来说，弄个城市户口，好比登天。
这恢复高考的政策宣布后，我上高二了。就要毕业。但我和我家，对高考好像无动于衷。
我的父亲，虽然只上了三年学，却因为会打算盘，又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从16岁起，就做大队会计。20岁左右当大队长。几年后又兼任大队书记。不过，这就是他最高的官位了。当了十多年的大队长和大队书记后，在我上初中时，被公社里派去县里的化肥厂，负责我们公社在化肥厂做包装合同工的30多位老乡。这，说起来是县里对我们这个贫困公社的照顾。其实，那活太苦太累又臭气冲天。也只有像我们那样的穷地方，才有人愿意去干这种活，而且大家都还争着去。只有当过小队长的，或家里特别贫困的，才能争到这个工作。为了争取这些农民工的最基本权利，父亲曾领着这些人罢工。像他这样不知道讨好上面的干部，是没有官途的。
我的母亲，聪慧又争强好胜。当年，她是我们生产队里连续几年拿公分最高的社员。让我从小就觉得，母亲高大强壮无比。其实，母亲身高不过1.6米吧。如今的她，那么矮小，因年轻时的劳累而满身是病。
那高考的消息，为什么我会无动于衷呢？因为，我压根就没听说过什么“大学”，也从来没想过这“大学”和我有什么关系。像上大学这样的好事，反正也轮不到咱。
那时我们的高中老师，很多是从城里或大学里下放来的。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他们个个精神振奋，人人努力，全心全意，为考生着想。
首先，他们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要求严了起来。以前大家都是混日子。现在，他们好像有目标有奔头了。可大部分学生不明白。因为他们和我一样，觉得大学遥不可及。
也是。我们整个公社，77年几百人去赶考，也就一个人考上了中专。好多教我们的代课老师，也没考上。可想而知，我们这些学生对高考的自信心了。
学生们混日子，可把老师们急坏了。在一堂语文课上，我们的刘老师要我们背诵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被叫起来背的，都是平时班上的好学生。可没人能背。整个班50多人，差不多全站在那。老师气得满脸通红。我一看，大事不妙。就举手，自告奋勇站起来，背了。
从此，刘老师对我刮目相看。
离78年高考还有几个月，老师们又开办了晚自修补习班。老师们自己出钱，在教室里点个大大的煤气灯。学生们只要愿意去，老师们都欢迎。还不用交一分钱。
刘老师也要求我参加晚自修。我自己心里没底，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说，家里这么多活，哪里有时间去自修。也是，那时，母亲一天到晚在地里劳作挣工分。家里做饭，洗衣，打猪草，喂猪，洗碗洗锅什么的，都得我和我弟弟妹妹们做。
于是，我没去。
一个月明星稀，蛙声四起的夜晚，刘老师要我带他去我们家，做母亲的工作。从学校到我家，也就300米路吧。路上，刘老师说，你不仅要争取考上大学，还要考上清华北大。我蒙蒙的，心里说，什么青蛙田鸡的，能给我换个城市户口就好 （我们家乡话里，清华和青蛙发音完全一样）。
刘老师在我母亲面前把我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我是我们350多个毕业生里唯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母亲也就同意我晚上去参加补习班。
之后的两个月里，我的各科成绩突飞猛进。在县里的几次模拟考试中，我每门课的成绩都比各科的第二名高20分左右（英语除外，当年高考不算分的，所以不浪费时间）。
这下热闹了。学校里大会小会，我被树成了典型。什么样的刻苦学习的故事都编出来了。校长也信誓旦旦地在大会小会上说，我是我们毕业生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我们公社今年一定会有零的突破。
当这“零的突破”的希望全都放在我身上时，他们突然发现，我，这个“唯一的希望”，居然还不是团员！
学校有些不好意思。
学校团委书记巢老师来找我，要我写一份入团申请书。
巢老师新近师范毕业（应该是工农兵学员），人高马大，梳着分头，不拘言笑，一脸的严肃正经。他弟弟和我是同班同学。
我说，我写过了。不重写。
他说，可是找不到你的申请书啊。
我说，那一定是你们搬家的时候搬丢了。我们学校刚刚从2里之外的村庄搬到我们的邻村。
他要我补写一个。我就是不写。
因为，我曾暗暗下过决心，“有你们这样的人在团里，我就不入团”。
那，还是初中的事。
以前说过，小学5年级时的林彪事件，让我对伟大领袖，政府官员，和老师，以及共产主义什么的，产生了怀疑，甚至不屑。其实，更早些，昨天批判“刘少奇的读书无用论”，今天又批判“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已经让我觉得政府和老师咋就像小孩一样，反手覆手，毫无定性。我看不起这样的人。
到初中时，老师要我们放学后去上团课（那时我是班长），争取入团。一来我放学后有很多家务要做，哪里有时间？二来实在不想入团。于是，我每次都逃团课。
久而久之，团委对我也不感兴趣了。
后来，几个学习成绩平平常常的同学入团了。同学们中的传言是，他们放学后去给老师倒尿壶洗马桶。
我就暗下决心，有你们这样的人在团里，我就不入团。
所以，到高中快毕业了，也没写过申请书，当然也没入团。
可现在，书记让我再写申请书，我的倔脾气又来了。就不写。反正是你们让我入的，又不是我想入。
书记也没辙。就说好吧，就当你是写过的。填表吧。
于是就填表。然后就等公社团委批了。
一天下午，巢书记把我和其他7,8个同学叫去开会，说公社团委的批复下来了，要我们轮流表态。
于是，我们就开始表态。“如果我这次被批准入团了，我一定戒骄戒躁；如果这次没被批准，我也不气馁，要加倍努力”等等。每个人都说的一模一样的。
轮到我表态时，正好这巢书记去办公室拿什么东西。我就说，“大家说的一模一样，拿个录音机录下来，放放就好”。还没说完，巢书记回来了。
然后宣布公社团委的批复。前面的都被批准同意了。每个人都很激动的样子。我是最后一个。没批准。
这下，我可下不来台了。这一批的，就我是高二的。其他的，有很多是初中的小弟弟小妹妹。大家也都认识。这不是拿我出丑吗？
巢书记非常严肃地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在办公室，巢书记端坐在办公桌后，冷冷地说，公社团委没批准，因为你不诚实。
为什么？我有些气愤。我历来最讨厌的就是不诚实。
“你家在小河一带有没有亲戚？”
我想了想，从来没听说过那里有我们什么亲戚（小河离我们家约5公里）。就说没有。
“那你回去，好好问问你的父母”。
这闹得。于是赶快回去问母亲。母亲说，小河那边从来没有过亲戚啊。
于是，第二天我去和巢书记说，问过我母亲，小河那边我们没亲戚。
但巢书记不信。
这，事态严重了。不入团不要紧，对组织撒谎，可不得了。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了（文化大革命把村里人全都搞成了派别重重，互相明争暗斗）。
于是，赶快托人给在县化肥厂工作的父亲捎信。
父亲回来问明情况后，就去公社团委打听。
因为公社的办公地点就在我们大队。父亲又是大队长又是书记的干了十几年，公社的大小官员他都熟悉。
下午，父亲回来了。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
他说，公社团委的一帮人在审批我的申请时，突然一个团委委员说，这个XXX不诚实啊。他把他家表现好的亲戚，什么小学校长的舅舅，上海当工人的姨夫，都写上了。为什么他另一个吃官司的舅舅，就是那个蔡XX，就没写上？
这个委员这么一说，其他人也附和，说是啊是啊，为什么没写上呢？不诚实。
以前，我唯一的舅舅在我们中心校当过校长。我上中学起，他就病休在家了。他姓蔡。正好学校里有一个也姓蔡的老师，家住小河，因为调戏女老师而吃官司了。
父亲告诉他们，那个姓蔡的，和我们根本不搭界。我的亲舅舅就只有一个，是我们同村的。
我听后，也只能哭笑不得。姓蔡的都是我舅舅啊？那那个蔡畅（好像是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什么的）是不是我姨妈啊？
就是这样一帮弱智，就是这么个荒唐的程序，却要决定谁是先进分子，谁是落后分子，谁有前途，谁只能啃泥土。
后来，在高考前几个星期，我入团了。
只是可惜，78年，我们那个公社仍然没能实现“零的突破”。350多个应届生里，我是唯一一个过了体检线的 （326分）但没被录取。倒是有两个教我的代课老师，考上了大专。
一年以后，我以我们公社的最高分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按我老爸的说法，入团的出师不利，是我对政治生命和组织不感兴趣的原因。其实，这个经历，只是加深了我对那个组织由来已久的厌恶而已。
很欣赏老乡的性格和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