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海鸥牌手表

那些年—海鸥牌手表
过去，手表是三大件之一，其他两件是缝纫机和自行车。后来，又出了五大件，加上电冰箱和电视机。在凭票供应的时代，这几大件是婚嫁必备，家庭财力的标志。
那时，北京市面上的外国表一大堆，王府井，西单有亨得利的专卖店，后来，到处是日本精工表专卖店，但其价格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问津的。国产表也有好几种牌子，知名的有北京牌，上海牌，海鸥牌等。海鸥是天津产的，据说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个产品，而第一家手表厂是建在上海的。
我第一次戴表是老妈借给我的，小学升中学考试。妈让我带她的表进考场--忘了表的牌子，以掌握考试时间。考试结束，表在手腕上还没捂热乎，就还回去了。尽管我是考生中少有的几个戴表人之一，技不如人，还是辜负了老妈的心愿，没考上第一志愿--清华附中，尽管后来有机会在与其比邻的某大学晃来晃去。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老妈同事邻居的孩子们，在一片被北大附中，师大附中录取的雀跃中，我只流落到老妈工作单位对面的中学—那时属北京市的中等水平，现在居然也混成市重点。邻居问起，去那个中学，我脸皮厚，无所谓地直言告知，老妈脸上当时有些灰溜溜的。
过去不像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时间，是个人就有手表。那时，人们收入有限，吃饭第一，没表的人居多，无表人要看时间，只能找有表的人问。
刚工作时，我没表，办公室也没钟。处长参加过援外，算我们里提前达小康的人--有块外国表，他的表就是我们大家的公用表。吃中饭和下班时间，全靠处长掌握。中饭时，他招呼大家到食堂去，下班时，他说可以走人，大家收拾自家小包袱—那时还没有名牌包，我提着布购物袋走人，他最后一个走，要锁门的。
工作后，和父母同住---分不到房也没分房资格，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写。住父母那里，基本啃老，但也不时地向家里贡献从单位购买和分发的各类紧俏食品。一段时间后，手头宽裕，想买块表。有个表方便很多，至少上班不迟到，不无意识加班，出门在外，知道吃中饭时间。
我买的第一块表和以后买的几块表，都是机械式海鸥牌。执著地买这个牌子的原因说不清，可能就是喜欢，喜欢女表式样的娟秀，小巧，还有质量不错，更主要的，同外国表相比，经济上还能承受。我那块表，样式简单，只有时间，忘了多少钱，同工资比，应该不便宜。每天上弦，一年去清洗一下。有时忘了上弦，表就不走了，我这人忘性大，觉得有些不方便。
80年代，流行电子表，老弟去广东，给我带了块香港的电子表。那表看着很漂亮，也省事，装上电池能嘀嗒好几个月，但绣花枕头不劲用，换了块电池后，表针脱落，表壳松动，只好扔了。想想，还是机械表地久天长，那块海鸥表质量很好，表带都带坏了好几幅，表却从未坏过，最后的结果是丢了。之后，买的新表还是海鸥牌机械表。
海鸥表后来还出了很多品种，受电子表花里胡哨的影响，我也忍不住地俗气一把，新表买了个带金黄色边，彩色日历的新品种，好像是120多大洋，同当时的工资水平比，不贵。这块表很耐用，从未坏过，我后来懒，也没有一年送去清洗一次，他照样吭哧吭哧地走着，只要别忘了上弦。麻烦的是，遇到有30日的月份，要调整日历。后来，我皮肤过敏，夏天不能戴手表，将表扔在包里，需要时拿出来看看。这一恶习，后来发展到一年四季。
进入信息时代后，人们生活在时间的世界里，处都是时间：车里，手机，电脑，大街上的墙钟，大屏幕广告，恨不能是个物件就有时间，满大街都能看时间，手表牌子更多，国内国外都有，功能也与时共进，像个小型记事本。
我带表但不戴在手上的习惯依旧，也赶时髦换了块电子表，最后买的那块海鸥牌机械表早扔在家里那个角落睡大觉了。现在，带手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看时间，而是应急时能找到家人。这块表比海鸥牌大些，戴上后沉甸甸的，有些不舒服。
现在的年轻人，钱多，选择多，不会像我们那一代，只局限于买国产表，国产表的市场非常有限。面对外国名牌手表抢滩的严峻竞争环境，生产海鸥牌手表的厂家，也不得不适应市场潮流，更新品种，估计，我过去带的那种样子，早成了老古董了。我希望厂子还在，毕竟也算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