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水爱山
古语道-仁者爱水，智者爱山。
最近在城里读了博主“沉勇科学路”的关于纪实八九六四的系列博文，读着读着觉得博主应该是在大连医学院读的研究生，顿时产生了想打听一下博主是否认识我的好朋友爱民，因为九十年代初，我的最好的闺蜜朋友孙爱民就在大医读研究生。
果然不出意外，沉勇博主是我闺蜜的师弟，案子破了，我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几天内不能自拔的思绪缠绕着。于是就写下此文。
我的初中曾经是个女中，一九二八年三月张作霖创办的同泽女子中学，三十八年前，好像在我上初二时学校开始把学生按照成绩分班，十二个班里，一班，二班是成绩好的甲班，其余是乙班和丙班等大杂烩。我在二班，就是那时我认识了孙爱民，她皮肤黑，长方形脸，下巴出个尖，鼻梁直挺，有着一双凤眼，看起来朴实，她有个动作很有她的特征，如果她想讲个究竟，就用拇指和食指分成八的形状放在嘴角的两边往下抹蹭，说话嘴角有时冒出一点沫子，就更要做这个熟悉的动作，尤其我们俩讨论一道题的时候，如果是化学，语文和英语题，基本是我说给她答案，如果是物理，数学题，基本是她解释为什么。
我不记得当初是怎样开始和她逐渐认识的，整个一个班六十左右学生，只有不到一半的同学和我初一就在一个班上学，大多数都是陌生人。学校的楼房很漂亮，室内地板是木头地板，同泽女中当年是住校中学，有个宿舍楼，楼外有个后来做的简易长条水池，供我们夏天喝水，洗手用水。到此时突然想起好像在中小学上学时是只有中午回家吃午饭时才能喝上水，学校里就那么几个水龙头供学生喝水，洗脸，放学后洗拖布，抹布。 老师们可以在水房打开水，学生享受不到的。
每天放学后有值日生打扫卫生擦地板，，我当时做班干部，本应该多干活，孙爱民特别能干，每到我们俩一起值日她总抢着擦地洗拖布，我很感激她，我比她个子小，她是在不认识我的时候帮助我，我自然开始注意到了这个同学，后来一点点的发现她很聪明，学习也用功，大考小考公布成绩，她也在前十名，我基本领先全班。我们越接触越多，一遇到难题或者有活动，就很自然的在一起，课间在一起，有时下了课回到各自家吃饭写完作业，就又互相串门在一起说话。和孙爱民在一起时，我们俩总是那样和谐，我俩性格都是不紧不慢，都是从小在大城市的普通人家长大，因为住的距离不远，所以才被分到同一片的初中上学。
她家在古城大西门外，从我家走十分钟路左右就到了一片矮砖房区，那一带的胡同是土路，家家户户要去外面的厕所如厕，她家有火炕，火炕下有个炉灶可以烧水做饭取暖，这是东北的民居特点，我小时父亲带我去农村的姑姑家就是这样子，我睡完一觉鼻子流鼻血，姑姑说我城里的小人儿，睡木床的身子睡不了火炕，上火了才流鼻血，打那后再没去姑姑家，都是姑姑家当海员的大表哥来我家串门。
孙爱民的爷爷和她家一起住，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她家有两个很大的对面屋子的房，她父亲好像在一个工厂里做车间主任，妈妈在街道上班，两个哥哥都是下乡回城的工人，姐姐和爱民年龄小就没有下乡。他们一家除了两个姊妹不抽烟，其他人都抽烟，我至今记得她妈妈坐在炕上盘着腿，手里拿着自己卷的烟抽，这个我很不习惯，我家大院里，没有几个女人抽烟，尤其是爸爸的同事阿姨们，一个个都打扮的干净整洁，妈妈公司的同事们也是都有些文化，没有抽烟的。
爱民的妈妈非常和蔼可亲，每次见到我问长问短，非常关心我，非常热情，总是想留我吃饭，但是我妈妈嘱咐我下午尽量早回家，毕竟我要穿过几条闹市街道才能回家，那时候马路上汽车很少，自行车很多，红绿灯没人看，大家都照样骑，照样闯。我不记得曾经在她家吃过一顿饭，也是因为我爸妈特别会做饭菜，我家动不动就摆上一桌子招待爸妈的同事朋友或者老家的乡下亲戚。
为了能考上重点高中，我去邻居阿姨银行同事介绍的补习班进行课外补习，老师们都是区里不错的老师，每个星期两个晚上，我和几个同学骑车五分钟去老师家上课，同去的还有几个同班同学，我也把爱民叫上，我们在一起补习。老师家没有桌凳，我们差不多5，6个同学就利用老师家的炕上课，几个个子高的男同学坐在炕沿，几床被子叠起来高高的，我们几个小女生脱下鞋，坐在被摞上，老师站在地上用粉笔写板书上课，那间黑暗的屋子，那条胡同，夏天的夜晚，我们骑车说说笑笑，在那课堂上憧憬我们的未来。
我和爱民到了上高中分开不在同一个学校，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也是当年张作霖办的同泽男校，她考上了也很不错的市重点高中，两个高中分别在城市的不同区，高中里竞争和紧张的学习气氛也没能把我们分开，到了周末，尤其节假日，我们互相走访，更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从来不说少女少男的话题，那时是男女授受不亲，多看一眼让别人看到就会丢尽脸面。再说了，我俩都是学霸女，目中无人，但是我俩心里都明镜的很，白马王子不是没有，只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上高中，上大学，然后再说别的，我俩目标都很明确，我们的父母也都全力支持我们，补习班价格不菲，我们补了差不多半年，做拟考题做的天昏地暗。。。
开始考大学了，那一年的试题前所未有的出格的难，苦读了两年的高中，爱民的总成绩高出录取分2分，我没过录取线，我俩都非常沮丧，她非常犹豫是否应该选一个分数要求不高的学校就去，还是放弃，和我一起重新补习，第二年再报考。最后她选了一个本地的大专医校卫生系就读三年。我又回到初中母校，因为我知道我熟悉的最好，最关心我的老师们肯定还像以前那样，会给我鼓励，支持和帮助，不像省重点高中里，我在那里只是一只鸡。我在初中母校曾经是凤凰，现在回校复习只是暂时的缓冲阶段，我会考上大学的。
一年了，我去爱民的宿舍看过她，觉得为她惋惜，总觉得她应该上好一些的大学学理工科，她物理数学都很棒，尤其是物理学的比我明白。
我第二年考上了第三志愿的大学（参看我的另一篇博问），也算是没浪费化学生物，都用上了，放假期间我们俩一起去逛街，交流八卦学校里发生的事。三年很快过去，她毕业后去了离她家不远处的红十字会医院上班，一次我去医院看她，她穿着医生的白大褂，带着听诊器见我，她说在看病人的心电图。我感觉纳闷，学卫生专业不是应该去防疫站工作吗？
后来她说家人同事给她介绍男朋友，她挑来挑去好一阵子。而我还在上大学，也开始关注身边的男孩子，我们都是二十出头了。我大四时她有了男朋友，是学工科的东北男孩，在一个机械部的工厂工作，看起来人很朴实，皮肤也有些黝黑，配爱民的肤色正合适。最后一学期我也找到了现在的老公，我和爱民都在热恋的时期，个忙各的，见面就少了很多。
我毕业后我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加上自己的工作上班，见面机会就不多了，那也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我上班单位很远，到了周末又想回父母家或者公婆家，后来儿子出生就更忙活，老公要出国准备考英语办理出国，一切变得更忙，出我国前好像孙爱民来看望我，她很幸福，也有了儿子，房子，那时的她兴许已经有了想深造的决心。
记得我89年出国后我们互相写过为数不多的几封信，她几经努力在90年考上了大连医学院的研究生，她告诉我她舍不得孩子留在沈阳，但是没办法，只能让爱人和家人帮忙照顾孩子，她也提过想好好学英语，争取有机会出国，可以想象生活和事业煎熬着她。
另外一个好朋友张宇，在初中时，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张宇是回城的孩子，她做医生的父母都被下放到农村，她父母都回到市红十字会医院工作，他们一家七口人，有个小脚的老奶奶和三个姊妹，最不能让人忘记的是，文革后回城的知识分子没有都被安排妥当，张宇家住在一间由厕所改造的屋子里，这一住就是几年，她当年与我和爱民聊的最多的就是她父母的上访，但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医生，又能上访出出什么结果呢？那个时候的张宇经常冒出当时认为很反动，很激进的词汇，我和爱民都非常同情她一家的遭遇，但是我们太单纯幼稚，很少懂得那些词汇里充满辛酸，怨恨的意义。
九三年的夏天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回国探亲，爸妈告诉我孙爱民已经去世了，消息是张宇特意探望我爸妈时告知的，她讲了爱民为了考上研究生，每天上班，做家务，带孩子，只有晚上才能看书复习，每天看到半夜一，二点，睡四，五个小时后又要起来做早饭，上班。辛辛苦苦的努力没有辜负有心人，她终于被大连医学院录取，准备读三年的硕士研究生。她读书深造不是没有顾虑，去大连上学就意味着一个人去大连，孩子和爱人不可能跟着一起去大连，那时的中国户口制度还很严格，和文革前的情况差不多，夫妻分居成了眼前的事实，但是也是临时的三年，说不定就是两年，最后的实习还是可以回到孩子和爱人身边的。
据博主“沉勇科学路”介绍，爱民读研特别用功，因为她知道这一切来之不易，既是自己的辛勤努力和聪明，还有爱人无私的理解，爱慕和支持。然而命运就是这样的不公，不知道是不是一学期后她开始咳嗽，就到校园隔壁的大医附属第二医院看病，放射科拍片没有发现异常，但一直还是咳嗽，迁延不愈。寒假回沈阳，她又找沈阳的医生看片子，但沈阳的医生看出片子上的问题，最后确诊为燕麦细胞型肺癌，恶性度极高的一种类型，她就再也没有回到大连。当她被确诊而且得知剩余时间不多时，丈夫和她抱头痛哭，丈夫情绪激动，说要和她一起走。他们的儿子才只有三岁。可怜的孩子啊！
虽然在国内，我再也见不到孙爱民了，我犹豫了很多天，在探亲的三个星期里，主要探望父母和公婆，我终究没有勇气去探望爱民的父母，我怕引起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回忆。张宇那时也辞掉了出版社的工作出国了，和她的二姐，三姐去了南非。
我写本文为了纪念我的好朋友，闺蜜孙爱民，她曾在79-81年沈阳二十中读高中。
我和孙爱民并未见过面，我研究生第二年进科做课题时，师兄师姐们介绍过她的情况，都说她刻苦，大家对她印象极其深刻，时至今日，很多细节对他们来说如数家珍。
燕麦细胞癌进展非常快，细胞增值迅速，估计当年大医二院的放射科大夫以为她是肺炎，只要没发现炎症就草草下结论，根本就没往肺癌上想。等两三个月后回沈阳仍然咳嗽不止，沈阳的医生就会怀疑肺癌了，再拿片子细细地看，就看出了问题。医生想当然是对患者的不负责，大医二院后来也从中吸取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