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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才华四溢，默默的执此一生相夫教子，成就了新加坡历史上两位总理，成为了最成功的男人背后最成功的女人，她是柯玉芝。
他们的爱情和国家的命运仅仅捆绑在了一起。
柯玉芝和李光耀在负笈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之前就已经谱下恋曲了。1949年毕业时，他们双双获得双重一等荣誉学位，名列榜首。 1950年6月在伦敦考取律师资格后回国，共结连理。五十多年来，柯玉芝守护在李资政身旁，不畏艰险，同他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的难关，也为他悉心照顾三个孩 子，还替他妥善打理李及李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让他能安心从政。
柯玉芝和李光耀在1950年9月30日结婚，两人自此成了生命中的绝佳伴侣，也是彼此的最大精神支柱。李资政在他的回忆录中形容她数十年如一日地给予他理性和感性的支持。
他们在负笈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之前就已经谱下恋曲了，留英期间也是生活和学习上的良伴。1949年毕业时，他们双双获得双重一等荣誉学位，名列榜首。 1950年6月在伦敦考取律师资格后回国，共结连理。五十多年来，柯玉芝守护在李资政身旁，不畏艰险，同他一起克服了一个个难关，也为他悉心照顾三个孩 子，还替他妥善打理李及李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让他能安心从政。
李光耀在1954年发起成立人民行动党，开始从政，他们的三个孩子显 龙、 玮玲和显扬的童年，难免跟一般的孩子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夫妇俩还是设法让孩子们享有和一般孩童一样的童年生活。因此，他们一直都没住进总统府内的官邸， 而李资政当年访问选区时，也常把三个孩子带在身边。
■学业上曾是竞争对手
柯玉芝婚后继续执律师业。李资政在回忆录中对她的描绘和对生活点滴的描写，足见两人的深情。但是，他求学时曾一度把柯玉芝视为学业上的竞争对手。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科成绩最好的不是我，只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 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的颁奖日颁奖，我于是从 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我们后来经常会面。”
当年的李光耀还曾经为柯玉芝而感到“万分烦恼”。原来她一直都被分配在争取女皇奖学金的特别班里。当年整个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一年只颁两份女皇奖学金，一班里成绩最好的两名学生都未必拿得到。
“我最担心的是奖学金当局也许不想把两份奖学金都颁给新加坡学生，而会根据地区平均分配，让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学生也有机会。这样就算排名第二也选不上。”
他回忆说：“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我的成绩依然不错，纯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的英文和经济仍高居榜首，历史好像也是这样。统计是经济试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数比她稍高，但我很不开心，知道争取女皇奖学金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友谊在日治时期萌芽
后来，他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开始经营生意，做黑市买卖时，遇到莱佛士学院的理科毕业生杨玉麟，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历程。当时因为市面上正闹胶水荒，战前 的存货已所剩无几。他问杨玉麟能不能制造，他说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了。于是李光耀就出钱资助这个试验。成功后，他们把胶水卖到市场时相当赚 钱，于是在两个地点制造，一个在李光耀家里，有母亲和妹妹做帮手；另一个就在杨玉麟家里，他的妻子和妻姨柯玉芝是得力助手。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柯玉芝再 次相遇，两人于往后几个月萌生了友谊。
到了1944年9月，两人之间的友谊发展到李光耀可以邀请杨玉麟夫妇和柯玉芝（从那时起，他 就一 直把她叫着“芝”)到大世界的一家华人酒楼参加21岁的生日晚宴。那次是他第一次邀请柯玉芝外出。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接受邀请，参加一个年轻人的21岁 生日宴会，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1945年底，李光耀还介绍柯玉芝认识莱佛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的管理员，让她当图书馆的临时雇员。当时她一家人搬到德文莎路一座浮脚楼，离他家只有一英里，因此他也经常送她回家。有时还会在途中停下来，到欧思礼路圣诺犹太教堂的一个安静角落谈心。
当年的除夕，他带柯玉芝到安珀路振裕园参加一个年轻人的社交集会，在集会结束前还牵着她的手走到对着大海的花园，在那里告诉她准备到英国读法律的计划，要三年后获得律师资格才能回来，问她愿意不愿意等他。
柯玉芝当时问李光耀知不知道她的年纪比他大两岁半。他答说知道，还仔细考虑过了。原来他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他大，因此他要的是跟他同样成熟的伴侣。柯玉芝答应等他。
■“我有了芝 已心满意足”
这件事他们俩都没告诉双方家长。因为要他们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就是他们相处的方式，即勇敢地面对所遇到的个人难题，并且设法去解决，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
其实，他在1946年9月前往伦敦深造之前，他的母亲曾千方百计要他跟华族女子订下名分，免得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为此，他母亲先后给他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但他却无动于衷。
“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后来我决定把真相告诉母亲，母亲精明得很，一发现我打定了主意，不大可能毫无牵挂地离开新加坡，将来带个陌生的英国女子回来，也就不再找人了。她对芝的态度变得像个未来婆婆般友善亲热。”
柯玉芝在1940年进入莱佛士学院后，曾在晚餐和野餐上和李光耀见面。他们偶尔也在社交场合和讲堂碰面，彼此态度很友善。在1943到1944年，他们却是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在三年半的日治时期，柯玉芝留在公寓里做家务，学华语和看书。
因她的家庭很重视举止得体。在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李光耀有一回从图书馆用电单车送她回家时，让她坐在后座。她母亲见了既惊愕又担忧，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不久后，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让，离市区很远。李光耀当时也有了汽车，可以开车继续追求她。
在前往英国之前，他们相聚的时间很长，李光耀还叫住在他家的表弟拍下他们很多的合照。
他回忆说：“我们当时年纪轻，又相互爱恋，渴望把生命中的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作为我离家到英国三年的纪念品。”
分别后什么时候能重逢，他们都不晓得。两人都盼望柯玉芝能回莱佛士学院，然后获得修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到英国团聚。
当李光耀在1946年9月16日23岁生日那一天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时，只见她热泪盈眶，他也不禁掉下眼泪。
■在伦敦秘密结婚
隔年6月底柯玉芝写信告诉他已考取了一等文凭，有望赢得女皇奖学金。临近七月底，柯玉芝终于拍电报把她获得女皇奖学金的消息告诉他。但是，在1947年 10月开始的学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学可以让她入学，必须等到1948年。这时，李光耀开始动脑筋，看看如何能使她早日到剑桥去。
他于是去找学院的主管书记，告诉他新加坡的女朋友很聪明，已获得到英国深造的最好奖学金，想读法律，不晓得怎样才能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及时进人剑桥。这名 书记 眨了眨眼对他说：“你知道学监跟格顿学院的女院长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学监跟巴特勒小姐说情，情形可能不一样。”
那时离 新学年 开学只有两个月。他要求见学监，对方不但接见了，还愿意帮忙，接着写信给巴特勒，为了保险起见，也写信给剑桥另一所女学院纽纳姆学院的院长。两边都立即回 信，纽纳姆学院准备在1948年录取柯玉芝。巴特勒更积极，准备在1947年10月就提供一个特别保留的学额给她。
接着他写信到格 顿 学院，要求见巴特勒，见面时对她说柯小姐很聪明，比他还聪明，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期间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他之上，相信在第一年的淘汰考试中能考得一等成 绩。见到一个华族青年赞扬自己的女朋友学业成绩比自己好，巴特勒也给逗乐了，很想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不是真的那么出类拔萃。
同年8月 底， 柯玉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运兵船，10月初终于抵达利物浦。李光耀在船入港当天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分离一整年再见到她，他真是兴高采烈，立即一起坐火车到 伦敦。在伦敦，他事前已经向一个英国同学借来一辆莫里斯·牛津牌汽车，载着柯玉芝到处观光。在伦敦逗留五天后，他把汽车还给同学，两人乘火车到了剑桥。
他们一起在剑桥留学，不但讨论两人在英国的生活，还着眼于未来。他们认为最好是趁这一年12月圣诞节假期静悄悄地结婚，并严守秘密，因为他们料想如果向 柯玉芝的父母亲征求意见，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格顿学院也未必会赞同，因为学院的学监就曾在写给李光耀的信上提醒他这一点，而女皇奖学金当局也可能会表示 异议。
他在回忆录中说：“但我们都是20多岁的人，已经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一个来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 们的 真正动机，把当地的一家小旅馆介绍给我们，认为那是欢度圣诞假期的理想地点。我们还可以到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剧院观赏莎翁名剧。然而，我们一到达艾文河畔 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诉当地的婚姻注册官，并在住上两个星期后，依照手续结婚了。我们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伦敦稍作停留，以便 我到摄政街给芝买一枚白金结婚戒指。回到剑桥以后，芝用一条项链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尽管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 仍 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读书。李光耀要确保自己能够达到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的程度。柯玉芝到了剑桥之后，第一年是选修她已在莱佛士学院读过的经济学，后来 在经济学研究主任玛乔里·霍兰的建议之下，透过她在三一学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丈夫哈里·霍兰教授帮忙，取得特别通融，可以直接参加法科第二阶段的资格考 试。但是，她直接进入第二年的课程，在应付时有点困难。
李光耀在1948年5月参加的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中，果然考到一等成绩，柯玉芝则在法科第二阶段资格考试中获得二等成绩。她对此感到很失望。其实她参加的不是荣誉学位考试，并非十分重要。李光耀安慰她，然后两人决定到欧陆度假两个星期。
1949年5月，他们参加了法科的最后考试，李光耀在法科第二阶段的荣誉学位考试中又考到一等成绩，还成了这一年唯一获得特优奖的法科学生。柯玉芝也考获一等成绩。
■回新后“二度结婚”
根据当时剑桥大学的规定，法科学生在考取学位之前，必须完成至少九个学段的课程，一学段是八个星期。柯玉芝在剑桥大学只有时间完成六个学段，李光耀也只 修完八个学段，但是当时他们都获得校方的特别准许，得以在这一年6月21日领取学位。他们过后留在英国，参加1950年5月的律师资格最后考试，6月获颁 律师资格，然后搭乘荷兰邮轮威廉勒伊斯号于同年8月1日回返新加坡。
李光耀一回来，就被从报上得知他和柯玉芝在剑桥大学考获优异成绩的律师王长辉邀请到他合办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当见习律师。由于他们决定不留在英国的律师馆实习以获得执业律师资格，因此必须在新加坡的律师馆从实习律师做起，要实习一年才能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有了工作之后，李光耀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拜访在华侨银行担任总经理的柯玉芝父亲柯守智，恳请他把女儿嫁给他，还同他商量婚期。柯守智听了虽然感到惊讶，不 过并没当面说什么，只是在过后向柯玉芝发了一阵牢骚。两人同意先订婚，在9月底才结婚。带李光耀实习的黎觉律师得知他们订婚的消息，还聘请柯玉芝到同一家 律师馆当实习律师。他们结束了一年的实习期后，双双在1951年8月7日参加颁发执业律师资格的仪式。
他们在伦敦秘密结婚近三年之后，又于1950年9月30日在新加坡婚姻注册局“二度结婚”。双方家长当天下午还在莱佛士酒店设酒会招待亲友，两人从此在欧思礼路38号的住家生活。
■总在一旁默默支持
李光耀后来投身政治，柯玉芝也总是在一旁默默支持，还陪他四处访问选区及出席群众大会，有时还当司机。
他在回忆录中说：“每天晚上，芝都准备好背心和衬衫，让我在每一次演说过后换上。现在我所用的交通工具更有气派了，因为知道自己输不了。1959年2月 当我们决定争取选举胜利之后，芝就买了一辆马赛地220型汽车，取代用旧了的史都巴克。新车有深浅两色，车顶是浅灰色，车身的灰色比较深，引擎好极了，运 转得很平稳。芝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坐这辆车子，从而无须犯疑就了解我不当总理，也已经买得起。”
这凸显了柯玉芝有着极高的政治敏感度。
当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参加自治邦第一次议会选举，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得以组织自治邦首任政府时，在政府大厦举行的内阁宣誓就职仪 式，部长们的妻子都没受邀观礼。对此，柯玉芝一直都在埋怨，因为她在幕后很卖力地协助竞选工作，盼望自己也能够到场见证这历史性一刻。
虽然李光耀当时以“这只是个象征性的小典礼”来安慰她，但她却很不服气。虽然如此，李光耀碍于别的党员和部长的妻子都没受邀，而没作出让步。
■夫唱妇随,相濡以沫
李光耀亲切地称妻子为“芝”,对于李的工作,柯玉芝从来不质疑或有所犹豫。每次在同外国领袖的夫人会面后,柯玉芝都会告诉李光耀她的看法。通过观察这些夫 人的言行举止以及她们跟柯玉芝说话交流的态度,柯玉芝可以看出她们的丈夫态度是否友善。虽然李光耀从来都不会把芝的看法当做定论,却会重视这些意见。
柯玉芝为丈夫省却了很多时间和烦琐的工作,替李光耀修改口述的演讲草稿以及其在国会和访问中讲话的文字记录。由于柯玉芝很熟悉丈夫的用词,所以速记员抓不 到的字眼,她也猜得出。不过,李光耀刻意不跟夫人讨论制订政策的事情。而柯玉芝对那些具有敏感性的记录或传真文件的态度也是严谨的,避而不看。
柯玉芝有自己的法律专业,如果有必要的话,她照顾得了自己甚至能够一手把孩子带大。这使李光耀无须挂虑他们的将来。孩子让李光耀感到快乐和满足。在柯玉芝 的调教下,孩子们品行端正,虽然是总理的孩子,却从来没有仗势欺人。柯玉芝的办公室在马六甲街,离在欧思礼路的住家只不过是7分钟的车程。柯玉芝几乎从来 不同客户共进“商业午餐”,而是回家跟孩子一起吃午餐,跟他们保持接触。每当孩子们特别顽皮或不听话时,芝会动用藤条。
李光耀从不体罚孩子,严厉的责备已足以收效。1959年李光耀出任总理时,就决定不要在总统府范围内的斯里淡马锡,也就是其官邸里生活。孩子们年纪都还 小,李光耀不想让他们在有管家和清洁工人服务的舒适环境中成长,以致对这个世界和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产生不实际的想法。看着他们一天一天地成长,李光耀不 时提醒自己,必须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安全和有益身心的生活环境。
■曾有一次走到台前
不过，柯玉芝在李光耀从政的道路上，还是有一次走到台前的机会。原来当年行动党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那就是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 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因此必须让妇女跟男性平等，受同样的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行动党在竞选期间可以利用所分配到的以英语、马来语、华语和 淡米尔语发表政党竞选广播的机会，提出关于妇女权利的政策，但却找不到一个女党员能用英语发表演说，后来吴庆瑞博士和拉惹勒南建议由她上阵。当李光耀征求 她个人的意见时，她犹豫了一阵，终于同意了。拉惹起草了初稿，让她改写，好让演说听起来像是她自己的话，经过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后，再译成其他语言。这 篇讲稿由她以英语在当时的马来亚电台宣读。
讲稿中以下这一段影响深远。“我们的社会仍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认为妇女在社会、政治 和经 济上都比不上男人。这个神话被用来作为剥削妇女劳动力的理由。许多妇女跟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在这次选举中，我们推出了五名女候选 人……让我们向它们（其他政党）表明，新加坡妇女对它们的装聋作哑和插科打诨感到厌倦。我呼吁妇女们投人民行动党一票。行动党是唯一有理想、诚恳和有能力 落实竞选纲领的政党。”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表明这是个认真的承诺，否则他不会让妻子到电台去广播。
李光耀谈照顾病妻
李光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透露李夫人病后的情况及他当前的心境。李光耀当时谈到照顾两年多前因中风而从此卧病在床的夫人，并直言那是种持续的精神压力。
李光耀说：“有个医生对我说，你可能以为她走了之后，就会如释重负了，但是如果她走了，你会很伤心。因为至少她人在这里，你还可以对她说话，而她也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会想念她的。”
“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这就是生活。”
他说：“这该如何是好？我可以说不要护士，但是女佣不知道如何为她翻转身子。我要尽力为她做到最好，而最好的事就是为她找一名能干的护士，懂得移动她，为她按摩和转身，以免长褥疮。她是躺在气垫病床上，所以没有褥疮。这就是生活。我要让她感到舒适。”
李光耀还透露他每晚都会坐在床边看着妻子，对她说话，还为她朗读她所喜欢的诗篇。“我还能做什么呢？我不可以倒下来。生活还是得继续。我尝试让自己忙碌，但在闲暇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会回到我们还能一起走动的快乐日子。”
李光耀说：“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的。我不知道谁会先走一步，是她还是我，所以我对她说，我一直在看着基督徒的结婚誓言，最好的一句是‘无论病痛或健 康、无论结果如何，都爱他、照顾他、珍惜他，直至生命的尽头’。我告诉她我会尽量陪伴她，能多久就多久。她是明白的。”
李光耀说，每当他看到自己和李夫人的旧照片时，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拥有了61年的幸福生活。”
柯玉芝是李光耀“一生的最爱”，“两人结婚超过60年鹣鲽情深，夫妻恩爱之深令许多认识他们的人羡慕不已”。
李光耀在柯玉芝的葬礼上发表悼词，字里行间尽露难舍之情：“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当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有意义的一生。”
今生缘未尽，来世再相聚！
这难道不是新加坡史上，乃至华人上，最浪漫，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