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未路抱团取暖 谈“民运”与分裂分子那点事

民运分子魏京生和藏独首领达赖“亲密无间”

    中国那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
    民运分子，以“民主人士”和“思想阶级”高居，凡事不论对错一如既往地站在共产党的反对面，自诩“腐朽社会的反对声音”，思想上反政府、反法律，生活中反制度、反社会。接触了一点西方哲学的皮毛像抱着圣经一样圣神，整天看什么都不顺眼，千方百计地算计着折腾着。再加上过于空想与所处的实际社会生活环境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产生一种极度失落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便逐渐萌生反叛。民运份子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作指导，仅凭喝的那点洋墨水就认为已经深受西方文明熏陶，于是就有点云里雾里晕晕然之感，就总觉得自己是个很时髦的对现实不满的现实批判主义者了，就开始扯民主大旗，就开始用这面大旗作借口宣泄。中国民运分子其实就是一群无赖，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影响了它们的利益，从而导致这些民运分子心态失衡。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还是旧制度的受惠者，在改革开放后突然面对与普通民众一样的身份，愤世使它们开始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象魏京生、胡平、王丹之流。它们成天想着把现有的稳定局面搅混，好浑水摸鱼重新回到原来的较之普通民众优越的身份和地位。

    分裂分子，以“藏独”、“疆独”和“台独”为首，从不以中国人自居，认为分裂就是自由，妄图独立建国，崇尚暴力与恐怖主义，思想激进，受宗教洗脑和控制，以自杀式袭击和自焚对抗社会。这群人不敢正视现实，独好拿历史来做挡箭牌，藏独分子惯用的措辞就是“历史上西藏不属于中国”，他们大概不知道的是历史上阿拉斯加不属于美国、北爱尔兰不属于英国、克里米亚也不属于俄罗斯。

    这两类人的目的并不一样，却厚颜无耻地走到了一起，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诠释到了极致。魏京生等在新疆“7·5”事件后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矛头直指中国政府。温云超、胡佳等人公然支持“藏独”、“台独”思想，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与其说民运分子爱国，不如说他们爱外国。作为回报，境外的一些民族分裂组织也以“民主”的口号大肆为其撑腰，双方在网上、社交媒体上眉来眼去，好不热闹。

    一群流亡海外二十年的民运分子与一个搞了几十年民族分裂活动的达赖勾结在一起，加上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和陈水扁的追随者，形成了海外反华同盟。这些人串通一气，反对中共反得脑残了。如果中共主张中国必须统一，他们就一定要说中国应该分裂；如果中共说应该让中国人吃饱饭，他们就一定要说不让中国人吃饱饭！这些人究竟想干什么？是想推倒千百万人为之牺牲、亿万人民共同建造起来的共和国大厦？是想把西方民主输入中国，从而搅得中国像前苏联那样瓦解，像阿富汗、伊拉克那样国无宁日，像泰国那样政局动荡？还是为了生存乞讨一口饭吃？

    《京华时报》曾对民运分子有这样的描述：“这帮人折腾了二十年，越折腾人越少，其骨干人物不过百十号人，却成立了四五十个各色组织，‘总统’、‘主席’、‘秘书长’一大堆，谁也不服谁，沦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人社会笑柄”，而却“做着有朝一日‘回国执政’的春秋大梦”。

    他们最蛊惑人心的口号是“推动中国民主化”，力图用西方民主来改造中国。西方民主自有其在西方存在的合理性，然而，西方民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东欧的实验中有过几个成功的案例？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深扎于数千年中华文明之中，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这一体制需要改革、需要完善，以适应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改的方向只能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中国的国情；改的标准也只能是促进中国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和平发展。


台湾是照搬西方民主失败的典型案例

    看看被民运分子认为实现了民主和独立的台湾，国民党、民进党轮流上台唱戏，一个暮气成成、一个歇斯底里，所谓的民主照搬欧美模式了发展了几十年质量却不敢恭维。二十年民主路一路走来经济严重滑坡，台湾经济已经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最末，现在必须靠中国大陆的经济输血。民选上来的陈水扁，八年换了七个行政院长，搞权术平衡，不是搞经济建设，台湾连续8年公共投资负数，经济急剧走衰。马英九上台后执政乏力，民调已经降到了陈水扁当年的水平，但有一点是对的，他稳定了两岸关系，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融合，这也是台湾经济的唯一出路。

    归根结底，在世界环境整体趋向稳定和发展的趋势下，各国人民都愿意看到自己国家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谁又希望再次回到兵荒马乱、纷争不断的年代。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局势早已发生变化，可他们却始终冥顽不灵，在他们眼前的始终是一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