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隆中对》所论诸方略,远近都有所本,谈不上诸葛亮的“原创”。
后世对《隆中对》评价很高,因为它成功预测了天下三分,并成就了刘备以一个政治基础极弱的割据政权,最终实现与曹魏、孙吴分庭抗礼的建国神话。滚滚历史长河之中不乏以数言定天下,影响时代走向的政治家,《隆中对》也由此成为诸葛亮智慧的代名词。但若以三分天下的故事都出自于诸葛亮的“奇策泉诵,智谋纵横”,这显然只是小说家的思路。事实上,《隆中对》所论诸方略,远近都有所本,谈不上诸葛亮的“原创”。
早在秦末乱时,萧何、韩信就向刘邦建言过“隆中对”。项羽与刘邦鸿门相会后,分封诸侯,立刘邦为汉王。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十分恼怒,欲与项羽一决胜负。周勃、灌婴、樊哙一般武将也极力赞成刘邦起兵与项羽决战。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的萧何,清楚地了解楚汉力量相差甚为悬殊,所以极力反对立即决战,主张刘邦先经营巴蜀,待力量强大之后,再夺回关中,进而与项羽争夺天下。(《汉书·萧何传》: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再看《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也曾向刘邦指出:项羽所封的三秦王章邯、董翳、司马欣率几十万秦子弟兵降楚,大部被杀亡,此三人反而封王关中,关中百姓对之早已恨之入骨,秦人不会再拥护他们。而汉王入武关,进关中,秋毫无犯,约法三章,深得百姓敬仰。关中父老无不以刘邦未封关中王而义愤,早已翘首而望汉军再至关中。因此,只要汉军举兵东进,三秦可“传檄而定”。这之后,刘邦完全采纳了萧、韩的意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后让项羽饮恨乌江,建立汉朝。
《隆中对》中言“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而诸葛亮以后制定的伐魏策略,也几乎拷贝刘邦出川的路线。但三国时期的中原和楚汉争霸的中原已经完全不同。东汉以来一直以洛阳作为都城,而曹操挟天子以许昌为都城近半个世纪后,诸葛亮才出祁山。诸葛亮制定《隆中对》时,许昌作为曹操的都城已经一段时间了,加上刘备还要夺荆州、益州、汉中三地,到北伐时中原的政治中心早就转移到许昌。这样即使蜀汉出汉中攻下长安,对曹魏也不会有致命的打击。这些恐怕是后来诸葛亮数出祁山,有心无力、无功而返的原因所在。
诚然,诸葛亮一意北伐的理论前提,在《隆中对》也有所申明,那就是“跨有荆益”,百余年前公孙述据益出荆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决策的参照。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 25-36年),公孙述在成都建号立国,史称其时“蜀土清宴”,当时与诸葛亮身份类似的谋士李熊,就曾给公孙述提出“跨有荆益”以期进一步图谋的设想。(《后汉书·公孙述传》:李熊曰:蜀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李熊所设想的割据境界,含荆州西境,与《隆中对》立论大体相当。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对此也有所记述,可知公孙述后来接受了这一战略方针。(《华阳国志·公孙述志》:不东出荆门,北陵关陇,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久安也。……乃出军荆门、陈仓,欲震荡秦、楚。)
刘邦以汉王定鼎天下的历史早就流传,而公孙述和刘备两者的割据形式极其相似,则更可能是诸葛亮《隆中对》的重要认识来源。公孙述北上秦川之议以及所谓不进取则“王业不全”之语,《隆中对》与之高度雷同,以后诸葛亮连年北伐之事也与之符合,说明二者有着某种思想认识上的关联。
诸葛亮无法走出时代的局限,也无法改变蜀汉政权在他死后无力回天的现实,更不用说创造比肩汉高祖的伟业。在诸葛亮去世 28年后,蜀主刘禅自缚请降,比之公孙述宁死不降刘秀,刘禅在史书上留下笑柄,这更是诸葛亮无法预见和不能接受的了。在汉末动乱纷纭的年代,除了诸葛亮以外,其他有识之士也在观察时局,探寻出路。在《隆中对》之前,东吴的鲁肃已对时局作过类似的分析,向孙权提出过相似的策略建议。
鲁肃在早于“三顾茅庐”的建安五年( 200年)初见孙权时,就曾密谓孙权类似“隆中对”的策略。他认为现在曹操已经掌握了先机,因汉室天子在他之手,且曹氏在北方的势力又已得到巩固,而孙权的发展余地只能是南方,从而建议孙权分步以图进取。第一步,鼎足江东,稳固根本;第二步,据扬取荆,窥探上游;第三步,并益州而尽长江所极,形成南北对峙;第四步,徐图天下以成帝业。(《三国志·鲁肃传》: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以鲁肃之议与《隆中对》比较,虽有差别,基本构思却是相同。此外,曹军南下前夕,东吴名将甘宁也曾劝孙权取江夏黄祖,进图刘表、刘璋,他也认为须先灭江夏黄祖,再向西占据楚关,并逐渐并吞巴蜀。(《三国志·甘宁传》:今日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鲁肃和甘宁、诸葛亮三人的见解都比较准确地认清了形势,具有十分高明的战略眼光,但由于后世给诸葛亮抹上了过重的油彩,《隆中对》成了他一个人的灵光乍现。
刘备入蜀虽然是诸葛亮《隆中对》的重要应验,但入蜀本身却不是诸葛亮的功绩。历史地分析这个问题,“入蜀”本是刘备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赤壁战后,刘备对入蜀仍犹豫不决,主要在于他没有必胜的把握,倒不是《三国演义》中念及刘璋为同宗的顾虑。这也说明至少在此时,刘备似乎仍未将《隆中对》作为立国战略。此后,他在法正、庞统等人的劝说或策应下(《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可权借以定大事。),方才建立起巴蜀的偏霸之业。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诸葛亮本人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可视法、庞等人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
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他的《隆中对》虽可称睿智非凡,但也只是历史和时局的产物。不论个人的素质与才能如何,诸葛亮能起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荆州失守后,两路北伐之梦破灭,诸葛亮只有兵发秦川一策,已然无法完成统一大业了。
文章来源: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