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建设性地平衡美国?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不断改善自己的国际经济行为,但并不用过于害怕西方的指责。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存在的不可或缺性。
美国“重返亚洲”急剧地改变着亚洲国家间的关系。无论是中美两国关系,还是中美两国各自和亚洲各国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即将陷入国际关系史上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趋势,即中美两国之间的恶性战略竞争。亚洲局势的恶化,使得很多人感觉到中美两国之间不可避免将发生“大国政治悲剧”,即一场争霸战争。
这个悲剧注定不可避免吗?也不见得。美国“重返亚洲”,改变了一些和中国有主权利益纠纷的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期望值,使得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遽然恶化,或大或小的冲突似乎变得现实起来。不过,中国一旦和亚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和美国有结盟关系的亚洲国家发生战争,美国的卷入或者不卷入,都会成为美国的难题。不卷入,美国在亚洲甚至全球的信誉必然受到严重的损害,导致美国的加速衰落;卷入,美国就会冒着和另一个核大国发生战争的风险。于是乎,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就感到紧张,美国官员就会到中国去,希望中国不要对邻国动武;同时美国也不希望这些亚洲国家去主动挑衅中国。这显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态度的矛盾性质。一边是和其同盟的关系,一边是和一个它视为潜在竞争者甚至敌人、但仍然需要合作的中国,在这两者之间,美国是很难中立的。
这表明美国的“平衡中国”战略本身需要被平衡。一旦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使得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失衡,美国就会面临冲突和战争的风险。既然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是来平衡中国的,也只有中国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平衡”美国。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平衡”美国手段,既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自我防卫,也决定了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亚洲和平。中国“平衡”美国既可以是负面的和对抗性的,即类似于冷战期间前苏联和美国之间那种军事上的互相威慑,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和合作性的,即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在迫使美国对中国进行“合作”的同时,弱化美国对中国可能的“围堵”战略。
在全球“再平衡”美国
就是说,要“平衡”美国,要求中国超越亚洲,走向全球。
美国“重返亚洲”强化了中美两国之间,及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但如果中国战略和政策得当,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公开对抗和冲突。可以预见,中美两国会在亚洲进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对峙局面,因此也是相互磨合的时期,但公开的不对抗和不冲突是可以实现的。这是由几个重要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国并没有像一些国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强烈的扩张野心。中国根本没有像二战前的德国、日本那样的扩张计划,更没有像前苏联帝国和美国那样的称霸全球的计划。中国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即使中国在这些核心利益问题上没有多少妥协的空间,中国仍然在尽量保持伸缩性。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已经把海上航道安全和岛屿主权纠纷区分开来,并且中国也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有关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讨论和谈判。再者,中国并没有任何计划把美国的力量挤出亚洲;相反,中国早已经意识到,美国力量在亚洲的存在,对亚洲其他国家和自己的积极作用面。在亚洲,中美两国之间互信的确立需要很长时间。
第二,美国本身力量的变化有效牵制着其“重返亚洲”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在欧洲“围堵”当时苏联的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各方面同时出击,平衡苏联,即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政治上的民主政治和军事上的“北约”。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那样强大了。到目前为止,美国“重返亚洲”说得多,做得少。鉴于其经济能力的限制,美国要求亚洲相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能力也是有限的。只要中国不步前苏联后尘,演变成为亚洲的军事扩张主义,从而对亚洲国家构成直接的威胁,一些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很难形成冷战期间的“西方集团”,来对抗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中国。实际上,美国不了解中国,其“重返亚洲”战略是建立在其高度意识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上的。从长远来看,“重返亚洲”是冷战后美国最重大的战略误判(需要另文论述)。
第三,一些国家(主要是那些和中国具有主权纠纷的国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意识到和美国“站边”的成本。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和亚洲国家之间发展出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对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随着中国内部消费社会的建设,中国经济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还会继续增加。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外交资源可以动员。如果中国学习美国和西方,动用其经济资源来应付有关国家,其所能产生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尽管有经济的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但就中国来说,主权国家政府仍然可以主导着其对外经贸关系。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外经贸关系从来就具有战略性,中国在面对外在压力时,也不可避免赋予其对外经贸关系战略性质。
第四,无论中国还是其它相关国家的政府作怎样的努力,在很长时间里,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主权纠纷将长期存在下去。今天,世界各国,社会力量崛起,权力分散化,加上社会媒体等方法的出现,国家政权弱化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传统上代表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很难再以传统方式和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主权争议问题上达成协议。就是说,随着外交的民主化和大众化,主权争议很少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不过,主权问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而在中美关系中,中美两国本身无论对东海还是南海都没有直接的纠纷。很难想象美国会代理一些亚洲国家,为了这些国家和中国的主权争议而和中国开战?只要中国没有扩张野心,也就是没有把美国挤出亚洲的计划和行为,美国不会公然代理一个亚洲国家而对抗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有能力来管控主权问题的纠纷的。
避免军事竞赛 持续经贸合作
在亚洲,要达到平衡美国的目标,中国要两个战略平衡进行。
第一,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军事竞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常的国防现代化是必然的。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不具备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不被他国欺负,更不用说是成为大国了。但同时,中国也必须竭力避免一场军事竞赛。军事是美国的最大优势,一旦走上和美国的军事竞赛,中国很可能就会步前苏联后尘,很容易走上一条失败的不归路。美国和中国的军事竞赛,有助于美国的私营部门经济复苏、技术革新、可持续发展,正如上个世纪二战的开始,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一样。但中国不一样。无论从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来说,一旦走上军事竞赛,最后必然走上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就和当时的苏联一样。这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一旦军事竞赛开始,大量的经济资源必然导入国有部门。一旦军备竞赛开始,国有既得利益必然借国家利益和安全之名,把整个经济导向军事化。前苏联就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在军事上,中国能够维持在防守和威慑程度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中国需要根据既定的和平崛起路线,继续把重点放在经贸合作上。但中国必须改变从前只讲经济不讲战略,或者经济和战略不相配合的情况。尽管中国针对亚洲国家可能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实行战略性贸易,但对大多数亚洲国家,中国仍然要敞开经济大门。和亚洲国家的持续经济整合,是制约军事冲突和战争的有效手段。对大多数亚洲国家的人民来说,重要的还是经济生活。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能够软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政策,也能防止他们在中美两国之间作简单而轻易的选择。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更进一步迫使美国也回到经济竞争的轨道上来,而不是一味地迫使中国和亚洲国家走上军事竞赛的轨道。经济竞争是良性的,而军事竞赛是零和游戏。
要建设性地“平衡”美国,中国也要在亚洲之外的其他地区开辟新的领域。这也是有可能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经济上“走出去”,速度很快。不过,中国战略上“走出去”没有跟上,导致两条腿不平衡。这一方面造成中国的海外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造成了外交资源的大浪费。同时,因为战略上缺失“走出去”,也使得国际社会很难相信中国有能力承担国际责任,美国更是指责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搭便车”。实际上,在承担国际责任的话语下,中国的战略“走出去”是有可能的。中国军舰到索马里海湾护航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刚开始时,也引出了国际社会的一阵怀疑,但很快就没有这种声音了。只要战略“走出去”是利己利人的,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战略“走出去”符合中国国内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中国战略走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地区,中国就可以有效减轻在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和美国竞争的激烈程度。为了“重返亚洲”,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美国在其它区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撤退,这就为其他大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空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可以竞争这些新出现的战略空间。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些地区的秩序重建上,扮演一个有效的角色,如果不是领导角色的话。维持其作为唯一的世界霸权,仍然是美国的最高利益。美国从这些地区的后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真想放弃这些地区。中国战略进入这些地区,扮演有效角色,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同样,和这个国际秩序变得相关了。中国和美国的互动就不再局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具有全球性质。这样,和美国的合作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平台。
并且,中国是有能力建立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区域秩序的。中国的“走出去”战略行为不可避免被西方指责,例如被视为是新殖民主义。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是中国的强势,因为中国做的和西方做的不一样。尽管中国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国际经济行为,但并不用过于害怕西方的指责。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存在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就有了和美国合作的资格和机会,也具有了迫使美国“合作”的能力。
简单地说,中国和美国全球范围内的接触政策,可以转化成为中国“平衡”美国的有效政策。全球性接触不仅可以避免把自己的后院(亚洲)演变成为战场,更可以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有责任感又有能力履行责任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