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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年代初,我那时候还在纽约读博。是一个穷学生。实验室里有一些同事,他们来上班时,会在附近的报摊上买一份当天的报纸带到实验室来。我在吃午饭或者喝咖啡时,会拿他们读过的报纸来看。其中有一份叫“Newsday”。在它靠后的版面里,有一页是几位专栏作家专门回答读者来信的。其中一位专栏作家叫Ann Landers。
有一天,一位女读者来信问Ann,她的教会里有一位鳏夫,她想跟他发展关系,两人经常来往。可是这个男人经常借口什么机会到他亡妻的坟头送花,打理,或者干脆小憩片刻。这令她不快。而据教会的教友们,他亡妻在世时,他们过的不愉快,经常争吵。女读者请教Ann,她的男朋友这样的行为是为什么?
Ann的回答很简单:后悔(Regret)。接着,Ann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鳏夫的行为,并给女读者一些提示和建议。但我只记得前半部分,大意就是一些人在用行为减轻内疚,会出现一些“过犹不及”(主要是过分)的行为。
有时候我不甚理解那些从中国跑出来的中国人。他们对批评中共的声音,特别不能容忍。但我知道很多跟我背景差不多的中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他们在国内时过的不愉快,有的人甚至是在跟单位闹翻后,负气出走的。是不是这当中有这些成分呢?
我个人而言,我跟中共没有世仇,跟原单位也没有吵架。我出来后一直没有回去,但单位一直保留着我的编制,直到两千年前后单位改制。对此我是十分感激的。对于六四时期共产党的血腥镇压,我是采取原谅但绝不忘记的态度。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我和很多同一时代的留学生一样,改变为对中共的支持态度。毕竟直到二零一零年前,中共还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尽管胡锦涛那届的吴邦国在最后的讲话中厉声说“中国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但温家宝也说“不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得到的也会失去”。但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说说而已。可是,今非昔比,有谁会想到今天的局面呢?
但要说我一点没有后悔,其实也不准确。
我的后悔是没有记住Ann那天写给那个女读者的建议了。所以,如果有人要解药,那我也是没有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