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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很多“精英”们一旦说到“大炼钢铁”就从来没有好话。这些人挂在嘴里最多的,归纳下来就是这么几点:
第一,大炼钢铁炼出来的都是些废铁,铁疙瘩,没有任何用处的;第二,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所以才搞这几年,后面就停止了,说明这做错了 ;第三,农民们为了完成大炼钢铁的指标,结果粮食都烂在地里了;第四,因为要满足小高炉生火的需要上山砍伐,结果山林植被都被破坏了。
本文只想对第一第二点,做一些说明,并对这两个错误观点进行反驳。至于第三和第四点,我认为只是极个别现象,或者是以讹传讹,被一些极个别的人夸大了。同时我也认为,如果我能证明这些人口中的第一第二点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大炼钢铁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第三第四点,也仅仅只是一个经济上划算不划算的问题了。
言归正传。
五十年代末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属于计划经济。从五十年代中开始,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从日用民生到机械制造、到军事工业等对钢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这个矛盾就是,尽管钢铁厂日以夜继的三班倒,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生产钢铁,但生产出来的钢铁仍然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一方面钢铁厂本身也要损耗钢铁,比如机械本身的折损等,另一方面如果要建设更多的钢铁厂,这本身就要用去很多钢铁。但是在当时,国家的钢铁产量和国家对钢铁的需求,不能支持国家去建设更多的钢铁厂。那么结果就是国家的钢铁产量无法继续上升。
这就是典型的“瓶颈效应”。如何突破瓶颈效应呢?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采用的策略就是发动“大炼钢铁”运动。我认为,大炼钢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是从民间大量收集钢铁。比如我小时候住的新村里弄,原本一楼的窗户都是配有铁栏杆的,弄堂的大门也是全铁的,但在那时候都被拆了,拿去“炼钢铁”了。另一方面就是在广大的农村建立“小高炉”自己炼铁。也就是说每个地方和单位,都是有一定指标的,要么你去收集废铜烂铁,要么你就去“炼钢铁”。总之,每个地方和单位都要缴出钢铁来。
当然,农村里的“小高炉”就留下了很多让人诟病的口舌,比如这些“精英们”骂的最多的就是“小高炉”炼出来的尽是些废铁和铁疙瘩。但是这些“高大上”的精英们确实再一次小看了中国人。这些炼成的废铁和铁疙瘩用来做自行车的三脚架当然不可以,但是用来打一只铁锅却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些炼成的废铁和铁疙瘩用来制作钢筋混凝土可能不行,但是打造农具,比如镰刀锄头的把柄部分当然还是可以的。
正是因为这些低品质的钢铁可以满足部分民间和农村的需求,使得国家可以腾挪出一部分高品质的钢铁用于其他项目。也正是因为这几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国家有了富余的钢铁可以用来扩大生产,比如建立钢铁厂等。而从此国家的钢铁生产才逐步进入一个正循环,即钢铁生产除了满足日用和工农业生产的需求外,还可以不断的有富余,可以建设新的钢铁厂。使得中国的钢铁产量逐年攀升。所以“大炼钢铁”是寻求突破“瓶颈效应”,当然行个两三年就可以了。
在毛泽东时代,五十年代的“大兴水利”造福中国农业数十年。而与之并驾齐驱的“大炼钢铁”也为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