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半官方”来源的资料分析，依旧是得不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N千万这个数字的

经宜城渔翁指点，仔细阅读了华新民的网文“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连接：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华文引用两处所谓“半官方”的资料，全部来自周伯萍父子。信或者不信，但分析的话，依旧是得不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N千万这个数字的。

第一段（蓝色部分）摘自《粮食部12年纪事》（由周伯萍之子编辑）：

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

“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

总理还决定，“三人小组”的办公地址设在过去供苏联专家办公、居住的“友谊宾馆”的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三个卧室兼办公室，一个客厅，条件很好。

总理还嘱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调拨了一台带排字、印刷设备的打字机供我们使用。

贾启允同志当时在国家统计局的任期已满，即将赴贵州省任省长，他本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国家统计局的一名秘书送给我一份统计材料，就匆匆赴贵阳上任去了。后来听说，他在贵州任上政绩不凡，升任党、政、军第一把手。但在文革期间，被当地造反派打死了，令人痛惜。（注）

经国栋同志批准，我带了粮食部政策研究室最年轻、体格强健的干部张金声同志当助手，制表工作主要由他承办，我最后核定。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印出四份，交国栋同志面交总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

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总理当即决定，把这四份材料全部销毁，并嘱咐徐明同志立即执行。

总理随后又质问国栋同志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 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粮食部不能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如发现新情况，务必立即向我报告。”国栋同志表示，一定坚决照办。

这段文字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一说，我查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那几年人口资料，没有哪一年（！）显示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所谓预期的人口增长，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一千五百万）约少三千万的（最严重的是六零年比五九年的人口减少一千）！这也就是说，这份报表中的数字有误，不准确（当然，你也可以相信这数字）。第二，陈国栋对此的解释是关键。陈国栋解释，减少是因为妇女生育率下降的结果。这就是说，所谓的人口减少，是包括了在“正常时期”预期的人口增长没有出现。所以结论是，即使减少三千万，也不是一些人所说的“饿死三千万”。

第二段摘录自周轩进关于父亲周伯萍的回忆（红色部分）：

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

关于爸爸和总理最后统计出的数据，爸爸始终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绝不透露。总理去世后，我问到爸爸时，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单独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时，爸爸似是无意地说：“我当时按照总理的要求，最后统计出来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是1700多万，一个是2000多万。”我问爸爸，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的误差会有3、4百万这么大？爸爸说，“这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引起的。”当我再想多问时，爸爸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仅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警告我说，今天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去讲！此后，任何人再问起这个问题，爸爸的回答总是那句，“记不清了”。……

这两段的关键是周伯萍“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我的问题是：缺粮人口应该是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根据前面的引述，中央当时向各个省调粮食是有困难的。但我们现在知道，缺粮是不平均的，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缺粮（但也有可能，各地都表示缺粮）。向中央求救调不来粮食，那么各地各省各县就什么都不干了？当然是要自救的。所谓自救就包括，从各个有富余粮食的地区征调粮食给缺粮的地区。所以，缺粮人口减少，一个原因是饿死，另一个原因是自救了。总之，不能简单的归于“饿死”。

人民网的一篇网文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有一些是我觉得的合理解释。现摘录于下（绿色部分）：

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这一说法被一些人看成是“历史的定论”，被写进了许多专著和文献，并且在全社会广泛流传。那么，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

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产生这一大幅度减少的真实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这一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笔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

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上述结论。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我们研究得到的数字(1912万)是非常接近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都存在着重大的学术错误，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不言有罪]

高论啊。”营养性死亡“，”饿死只是一小部分“，”250万以下“，”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以下“到多少？什么样的天灾？谁是人祸的罪魁祸首？
为我们江苏出了这样的”叫兽“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