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目养神
如果你不幸进来了，你会失望。如果在这里，你学到点什么，或有什么感受，那更是浪费你的时间了，咳，咳！
国家统计局在其曾公布的六零年人口统计数字上，有两个缺口。一个是总人口数，统计出来的六一年底人口总数较六零年底的总数，整整少了一千万！另外一个就是六零年奇高的人口死亡率，记得是千分之二十三左右，较常年好像要高出一半左右（现在懒得去查证，以后再说）。按照死亡率一算，基本上也要有一千万了。
这两个数字，我们无法绕过去，也是无法无视的。怎么解释呢？
人口总数的缺失，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人口流动。即当时从城市动员很多人回乡务农。城市户口注销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离开，当然也没有去原居住地报户口，于是形成人口数字的暂时短缺（有人已经有帖子了，按其计算我觉得能够解释六零年底人口数的暂时短缺）。我们家虽然没有从城市去农村，可是据我母亲回忆，当时国家就曾动员干部的家属从国家机关中退职，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我母亲就是当时从国务院机关中辞职回家的。
但是，用此来解释人口缺失肯定需要佐证。即这些人口缺失的数字主要来自城市方面，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但是现在国家统计局把这些资料都控制着，没有公布其资料的来源，因此无法证明。所以我们盼国家统计局早日公布资料，以澄清谣言。
那么如此高的死亡率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这是因为因为当时除了城市有大量流动人口外，农村也有大量人口迁移。合作化是一个因素，大搞水利建设大强度的劳动是另外一个因素，再有就是饥荒等，都在促成相当部分农村人口迁移。国家政府方面肯定是在阻止这种迁移（盲流）的。那么基层单位（村，小队，大队等），在面对上级领导要求阻止人口外流的文件时，怎么应对呢？
那就是按照中国几千年来的习惯做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在面对上级指示要求阻止人口外流时，将所有（不约而同地）外出人口全部当作死亡处理！当然，笔者这样假设，需要佐证的。中央乃至地方（省一级）的文件，要求阻止人口外流是肯定的（部分地区还有传说是民兵持枪阻止外出等），但基层单位用死亡来推卸责任，则无法查证。间接的证据是：八、九十年代和近期内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现在活在世上的六零年出生的人口，要高于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出生人口！而这一现象也主要在六零年出生的人口中发生。这就直接暗示着，当时有很多流失在外的人口，其出生的孩子甚至无法报进户口！
当然，我这里只是提出一种假设，有机会了需要填补更多的证据，有心的朋友也可以帮我提出佐证来。总之，饿死Ｎ千万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信的。我们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丑闻”。
同时，笔者承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肯定有超过往年的人口饿死。但这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基础薄弱和人为因素（兴修水利、超高征粮、密植、忙于炼钢等），还有就是体制因素，合作化以后人们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等。最后还要就是一个年轻的政府，缺乏应对的经验等。
总之这是一场悲剧，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下面收录二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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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有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灾害问题：
重要数据
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分析发布和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文献[1]，水利部统计归纳的资料和研究出版的[2]，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3]》，概括其记载、归纳与研究，陈述于下。
气象部门就时间、地区、降水量距平、干旱种类给出序列统计表（摘录研究时段如表1）。
表1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干旱时段、地区和降水距平 [4]
| 年 代 | 月（旬） | 地 区 | 负 距 平 % | 干旱种类评 估 |
| 一 九 五 八 | 1~5 | 云南西部 | 40~80 | 重旱 |
| 3~5 | 云南大部、川黔南部、两广大部、福建南部 | 30~85 | 部分重旱 | |
| 5~8 | 黑龙江中部、吉林大部、辽宁西部和中部 | 30~60 | 部分重旱 | |
| 6~7 | 长江下游地区 | 50~85 | 同上 | |
| 6~9 | 湖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 | 35~70 | 同上 | |
| 一 九 五 九 | 3~5 | 黄河上游大部分及河北北部、内蒙大部、辽宁南部 | 25~50 | 旱 |
| 4~5 | 黑龙江北部 | 30~50 | 部分重旱 | |
| 4~6 | 吉林中部 | 30~50 | 同上 | |
| 7~9 | 渭河、黄河下游以南——南岭地区 | 30~80 | 大部重旱 | |
| 10~12 | 华南大部地区 | 30~85 | 同上 | |
| 一 九 六 ○ | 59.10~60.2 | 华南大部地区 | 40~90 | 同上 |
| 59.10~60.4 | 广东西部、中部与海南岛 | 50~70 | 重旱 | |
| 59.11~60.5 | 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 | 45~80 | 大部重旱 | |
| 3~5 | 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内蒙东南部 | 50~70 | 重旱 | |
| 3~6 | 渭河、黄河中下游、海河地区 | 25~80 | 部分重旱 | |
| 7~8 | 长江中游地区 | 45~85 | 局部重旱 | |
| 一 九 六 一 | 3~6 | 华北大部、东北西部、山东北部 | 30~60 | 部分重旱 |
| 4~8 | 河南南部、湖北北部 | 40~65 | 重旱 | |
| 6（中）~7 | 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 45~80 | 旱 | |
| 6（中）~8 | 贵州北部、四川东南部以及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 45~85 | 重旱 | |
| 一 九 六 二 | 1~3 | 两广北部、湘赣南部 | 50~80 | 重旱 |
| 1~4 | 广东沿海、海南岛 | 40~80 | 重旱 | |
| 3~5 | 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和北部、甘南和黄淮之间 | 35~80 | 重旱 | |
| 3~6 | 内蒙中部、山陕河北北部、京津地区 | 65~90 | 重旱 | |
| 3~7（上） | 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 50~90 | 重旱 | |
| 4~6 | 黑龙江大部、吉林西北部 | 30~55 | 旱 | |
| 7~8 | 广东大部、湖南中南部 | 45~75 | 旱 | |
| 7~9 | 湖南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 | 35~65 | 旱 | |
| 8~10 | 华北地区，东北平原西部 | 50~80 | 重旱 |
从农业、水利部门统计，以及民政、统计部门汇总数据看，当代研究和出版的资料数据基准，业已完全统一。地面反映的灾情，与气象部门的记载分析，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按照《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因去冬以来降水稀少，春旱影响河北省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为历史少见。”7-9月，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遂“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的旱灾分别占其77.3%（受灾3380.6万公顷）和82.9%（成灾1117.3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5]》认为，“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年的大旱，在水文方面有显著的表现。是年，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占本省同类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州的71万处塘坝，在9月中旬有半数干涸。
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上半年，北方大旱。鲁、豫、冀、晋、内蒙、甘、陕7省区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畅达300-400天，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鲁、豫、冀三省受灾均在530万公顷左右，合计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左右。山东省与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区大部分河道断流，济南至范县的黄河也有40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800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皖、苏、鄂、湘、粤、滇、川7省区因旱受灾面积都在66.6万公顷以上（按：广东、海南旱情持续了7个月，西南各省冬春连旱），川、鄂2省成灾198.1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46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本年灾情是建国后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黄河外，还有不少河流断流，如永定河、潴龙河断流5个月；子牙河及滏阳河衡水以下河道，自1959年11月断流，直到1960年7月18日才有来水；山东境内12条主要河流，有汶河、潍河等8条断流。
1961年，旱情持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西辽河流域”。是年3-6月，海河水系的赵王河、潴龙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辽河通辽站3-6月平均流量仅0.123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99%！安徽省正阳关、蚌埠和江苏洪泽湖各站6-8月平均流量较年均值偏少8成。湖北襄阳专区8个县325条大小河流，断流312条。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去冬以来，南方湘西北、粤北、川北、苏北、皖中地区雨雪稀少，2月约有100万公顷呈旱象；3月，旱区扩至豫、鄂、黔、陕等省，共计360万公顷……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伦贝尔和乌兰察布地区、晋北、冀西北、吉西北地区，旱期长达200-400天，甚至井干河断、人畜吃水困难……年内，旱灾波及北方为主的24个省区（市）2174.6万公顷农田，成灾面积878.4万公顷。”
人们习惯上将这几年的灾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从干旱灾害的延伸和转移看，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旱灾害，大致延续了四年。时间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人们在谈论和研究中往往忽视了1958和1962年也是较大旱灾年，从宏观角度看，集中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是有一个发展、高峰、减弱的过程的。
二、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在建国初期干旱灾害序列里的地位
1950-1990年全国历年受旱、成灾面积序列
1．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见，1959-1961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2. 必须强调的是，在建国初期（1949-1961年）旱灾灾情统计序列中，1959-1961年时段，各项统计指标的平均数值，大大高出前10年的平均值：
表2 建国初期平均旱灾灾情统计指标比较
| | 受旱面积 hm | 成灾面积 hm | 成灾率 % | 受灾人口 万 | 粮食减产 万吨 |
| 1949-58年 | 848.32 | 271.87 | 32 | 1824.94 | 339.7 |
| 1959-61年 | 3659.30 | 1533.46 | 41.9 | 5748.13 | 1177.1 |
3．可见，尽管1952-53、1956-57年部分省区也有严重的灾害，但建国初期，成灾率大于20%的极旱省区和成灾率在10-15%的重旱省区分布，时间特别集中、且旱区十分广阔的，是在1959-1962年期间。
部分流域1949-1990年因旱灾粮食减产率图
4．文献《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研究中国农业旱灾的长时期（1950-2001年）变化，归纳认为：“受旱面积的7个高峰期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4000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严重干旱，按时间序列居于诸高峰期的第一峰。
5．文献在对近500年典型场次特大旱灾及规律分析后，结论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1990年代以来，“与1959-1963年相比，全国受灾面积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续干旱时3812.5万公顷最低值。”
从资料和分析看，1959-1961年干旱灾害都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
表 3 1959—1962年累计成灾100万公顷以上的省市逐年统计 单位：万公顷
| 省市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累 计 |
| 河南 | 100 | 210.5 | 434.5 | 86.3 | 831.3 |
| 河北 | 64.7 | 331.3 | 61 | 93.3 | 550.3 |
| 四川 | 100 | 125.3 | 266.7 | 53.3 | 545.3 |
| 湖北 | 166.7 | 113.3 | 172.8 | 70.6 | 523.4 |
| 山东 | 226.7 | 26.7 | 174.5 | | 427.9 |
| 山西 | 18 | 170 | 61 | 93.3 | 353.3 |
| 内蒙 | 72.8 | 90.8 | 100 | 263.6 | |
| 陕西 | 46.7 | 63.3 | 72.9 | | 182.9 |
| 浙江 | 145.3 | | 26 | | 171.3 |
| 黑龙江 | | | 28.2 | 102.1 | 130.3 |
表中前5名均为我国的农业、粮食大省，干旱灾害的威胁与后果可想而知。
三、干旱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表 4 1959-62年主要粮食减产省的减产幅度统计 单位 万吨
| 省 市 | 53~57年 平均产量 | 59~62年 平均产量 | 两阶段比较平均减产量 | 减产幅度 |
| 甘 肃 | 364 | 213（60~62） | 151（60~62） | 41.4% |
| 辽 宁 | 642 | 408（60~62） | 234（60~62） | 36.4% |
| 安 徽 | 1040 | 668（59~61） | 372（59~61） | 35.8% |
| 黑 龙 江 | 763 | 530（60~62） | 233（60~62） | 30.5% |
| 河 南 | 1226 | 870（60~62） | 356（60~62） | 29.0% |
| 四 川 | 2082 | 1498（60~62） | 584（60~62） | 28.0% |
| 山 东 | 1300 | 950（60~62） | 350（60~62） | 26.9% |
| 贵 州 | 444 | 343（60~62） | 101（60~62） | 22.0% |
| 吉 林 | 534 | 425（60~62） | 109（60~62） | 20.0% |
| 湖 北 | 955 | 766（59~61） | 189（59~61） | 19.8% |
仅仅从主要产粮省的减产幅度（这里既有干旱灾害的影响，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可以估计到当时由于减产给这些省本身，或需要他们调出粮食所遭遇到的严重困难了。
====================================================附文二：
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我姨外婆，姨外公就是饿死的！！！！死在路上。还有很多人都饿死了！！！妇女都没有月经，也不会怀孕。怀孕了也难活。只有大队干部家还生孩子。
我吗她们在学校，食堂中午给上过浮萍～这样好歹没饿死。我外婆供我妈去上学，就想好歹学校不会饿死人。
我太外婆也是连饿带累怎么死的。我小姨才几岁，那时闹分家，每天一酒杯米。总之，从小，60年自然灾害就深深在我脑海中，零零碎碎听过不少。下次我妈来可以好好问她，讨厌这帮可以泯灭这段历史的人。
说没死人或死人不可能的应该去当地问一问！！！！
你说: "死亡当然不是均匀分布的，也不可能是。但是如果不是均匀分布的，那死这么多人就要有大面积的无人区，请问在那里？ 那时中国的很多县才不过10多万人，要死1000万，要灭多少个县，这些县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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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河南信阳专区(18个县市)800多万人,死亡100多万!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2/0226_2664_414318.shtml
请你看看杨继绳的书: 墓碑 链接在这里:
上册: https://docs.google.com/open?id=0B2Xr1A-A1uzTN3pZUEM4NDVrQm8
下册: https://docs.google.com/open?id=0B2Xr1A-A1uzTTnRUaERBNHlnZlk
你急糊涂了吧？那个时候的县才十几万人？你也是50后，连这点常识都没有？除非是青海这样的省份，那个时候中原地区小的县人口大都在20万以上，中等的县人口40万以上，大的县人口可以达到60万以上。你不信可以去查查统计资料！
大面积的无人区是不会有的，这是因为大规模饿死人的地方其实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省，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这些地方人口稠密，即使大规模饿死人也不会产生“无人区”，更主要的是饿死的主要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社会的中层-城镇居民有定量供应，虽然饿但是饿死的少，至于社会的上层中共的干部还都活得很滋润，就连中共的基层干部 - 公社、大队、甚至是生产队的干部及其家人都可以凭借权力多吃多占，大都不会有饿死的（除非他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无人区没有但是大规模饿死人的地区是有的，河南省的信阳地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请看当时中共信阳地区光山县委的内部文件：
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去买本墓碑看看.偶之前看过电子版的,昨天看了三个小时,真是人间地狱阿.
再不服,去看看combridge的the history of china.
再上来积极歪歪,还是板砖拍你丫的
咱们就说说自己家吧，那个直系亲属是饿死的。我爷爷是59年死的，但是不是饿死的。 我小时很多同学，爷爷那一辈绝对大多数在中国各地农村，没有听说有饿死的。 那个年代，谁家有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不像现在。
但是毛泽东时代确实发生了许多悲惨的事情！如果杨白劳喝卤水自杀是万恶的旧社会所逼，那么老舍投湖自尽就是万恶的毛泽东时代所逼了。
都在怀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民风的淳朴、社会道德的高尚；都在批评改革开放以后腐败盛行、道德沦丧，所以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殊不知，五十年代初的中国人都是国民政府培养的，而现在的腐败官员都是文革培养的。
四十块,路边买了杨继绳的墓碑,虽然以前看过电子版的,这次依然非常令我震撼.
阁下列举了这么多材料,这些毛左会看吗?他们只会有选择的看.
还是那句话,善良只对善良的人起作用.
毛泽东对大规模饿死人惨案的处理
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贵州省委书记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并将粮食集中到公社食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食堂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没有保证。＂毛大为赞赏，说＂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跃进－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4页）一贬一褒，一打倒一推广，毛的态度十分明朗。特别是＂不要例外＂一句，明确告诉全党全国，在办公社食堂这样关系到巩固或是瓦解社会主义阵地的原则问题上，是不容反对不准怀疑甚至不准拖延不办的，各级领导直至全体农民，该走哪条路，对待公社食堂的态度，可以看作是分水岭和试金石。
同样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大跃进的恶果——饿死人现象开始出现。下一段摘自李兴濂《留下史诗祭冤魂》一文：
“安徽早在1959年初，已出现严重粮荒，农村公共食堂里已粒米如珠，1959年夏秋之际，全省各地已开始成批饿死人。作为省委书记的张恺帆，开始也相信那些谎言，但是在不断逃荒要饭的亲友提醒下，他下乡看到了另一种情景，一群百姓面黄肌瘦，跪在他的面前恳求救命，饥民的悲苦哀号，和村边路旁饿殍的尸臭，直接撞击他的心！他流泪了，他不能见死不救！他不能不出手了，尽管他知道这一出手，无异于飞蛾扑火，是自取灭亡之路，他还是像凤凰－样，扑向了腾腾烈焰，完成了自己仕途上的涅槃。他回到省委发出了石破天惊的真话：“百姓家已沒有粮了，已经饿死了！”并且在无为县做出了置乌纱和身家性命于度外的壮举：立即停止粮食上调，解散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得的口粮发到农民手中，归还农民的自留地，改正强迫并村的做法，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抓紧晚秋农作物和蔬菜的种植管理，惩治迫害虐待农民和食民而肥的农村干部，医治生病挨饿的穷苦百姓。”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马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此材料,立即龙颜大怒,很快做出了如下的严词批示：
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对公社食堂的最大表态。这一时期，凡是指责毛的政策饿死人甚至只不过是纠正毛饿死人政策的人，都被毛列入反党集团打倒。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揭露毛的政策饿死人, 毛不但打倒了彭,而且捎带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起当作反党集团打倒. 他根本就不承认公社食堂饿死了老百姓。就在毛泽东批语之后，张恺帆遭到残酷批斗，以“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罪名被秘密逮捕了。此后, 无为县饿死人现象日益严重. 仅统计至1960年底, 九十余万的人口大县无为县就饿死32万零422人, 其中绝大部分死于毛泽东对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的严词批示之后.(丁人卜：“实际情况是57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320422人)。
于是从1959年8月起，饿死人现象开始向全国蔓延。1959年全国饿死522万人，到1960年饿死人数就跃升到1155万人，到1961年饿死人数又跃升到1327万人，举世皆惊，中共高层大多数人已经感到压力，唯独毛泽东不信。直到1年零8个月后1961年4月毛泽东才派他最信得过的人（他的侄子和他的秘书胡乔木等）去他老家湖南省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触目惊心的饿死人后，毛才下令解散公社食堂。这时全国饿死的老百姓已经2008.8万人，大罪恶已经铸成了。
大饥荒见证人、无为县农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丁人卜先生在他一本书正文开头所记录安徽省无为县被饿死人的惨不忍睹：“------他们临死前都是瘦骨伶仃,非人非鬼。他们断气前的共同遗言,只有发出一句微弱得难以听清的呼救声：‘给我一点吃的吧！’其惨状无法形容。”“给我一点吃的吧！”“给我一点吃的吧！”“给我一点吃的吧！”安徽省无为县那三十万冤魂气若游丝般的呼救声,汇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时代最悲音,震憾了神州大地,从半个世纪前一直呼喊到今天,还会千秋万代的呼喊下去！一万年之后,人们还会听到,还会为之动容的！
【综合】
林治波:
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42],
曹树基的统计数据（单位：万） 省名 全部府数 灾区府数 全部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58-62年全国总死亡人：
中国大陸官方生死统计数据 (单位：万)[39]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6－58年 6048 2124
1959－61年 4225 3602
1962－64年 8143 2152
==============================
总死亡人数 7876万！怎么处理的？
你终于又跳出来兜售你的“尸体处理论据”了，请问南京大屠杀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也提前几十年用了你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处理办法？
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主要都是在农村，不是在城市，农村人口分散分布和城市人口大规模集中居住的特点完全不同，那时饿死人就找个地方挖个坑埋了就是了，在当时的中共干部眼里跟死个小猫小狗一样！你没看见过夹皮沟的右派饿死多少？3500名右派最后剩下600名，其余的都饿死了，夹皮沟发生了什么瘟疫了？
那个时候对广大农民的最大的生存威胁是饥饿，而不是什么瘟疫！有的地方整村整村地饿死人，谁去埋了？我在金笔上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里面就跟贴了一篇四川省荥经县杜治中的文章，里面就有这么一段：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多点，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现在已四十多岁了。”
我贴的文章你没有看？看不下去？看了也不相信？不愿相信？还是不敢相信？这些文章是充分暴露了你和金笔之流所崇拜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时候的中国人民生活在什么样的饥饿和绝望之中！
你竟敢在这里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出自己家里人是如何饿死的”，网上讲出自己家里人饿死的帖子和文章多了去了！自从金笔贴出他的“大跃进”荒谬系列之后，在这里跟贴说自己家里人饿死的就有好几个，你就视而不见？没看到还是不愿看到？
连中共中央的决议都承认“大跃进”主要是人祸（当然也不忘拉上“自然灾害”做个挡箭牌），就你和金笔这种毛左还要彻底否认是人祸，你们的思维水平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甚至连毛时代都不如！毛时代的各地中共内部文件都披露了大量饿死人的事实了，而你们在几十年之后还要否认！真正在瞎扯的不正是你这种人吗？
76年唐山地震死了24万就已经震惊全国，全国，全军动员，如何处理尸体？ 没有人知道。最后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情报研究单位，跟踪战场尸体处理20多年了，第一次用上, 效果不错。
一位香港“教授”说：死了4500万。相当于187.5个唐山市，58－62年，5年，平均每年死37个唐山地震的遇难人口。开什么玩笑？ 怎么没有万人坑啊？ 万人坑要4500个，省市数量就算有30个，平均每个省要有150个万人坑。处理这么多尸体，要多少人工？ 那时没有机械设备，比如推土机，挖掘机更没有了，要多少人去挖坑? 如果真有4500万人死，最少要有上亿人次挖坑才行，怎么没有人讲起过?尸体多了是要深埋的，不是一般的坑。没有挖过死人坑，树坑总挖过吧？ 一块石头，一根树根都是拦路虎，挖地手上起泡。 当时根本没有油，飞机汽车都没有油，更不可能去火化。这么多尸体是如何处理的？ 大家一起死，棺材那里来，木料那里来？ 当时很多县才有10多万人。 犹太人在波兰被杀了1－2百万，就得用卡车往多瑙河里面倒整车的骨灰。
我们又不是在说秦始皇那时的事情，很多人现在还活着，自己去问问就知道了。如果真有那么多人饿死，那时的单位里面就是哀号一片。年轻的问问你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就知道。不能用”hearsay” （Hearsay is information gathered by one person from another person concerning some event, condition, or thing of which the first person had no direct experience.）
我们家人包括四川川东老家的（川东是非常穷的），没有那个被饿死，我从70年代问过很多人，没有一个能说出他的直系亲属家人是那个年代被饿死的，甚至没有人能说出亲戚朋友被饿死。 倒是很多人都能说出来，四川饿死了1000多万，河南饿死多少万，却没有一个能讲出自己家人如何饿死的。这说明都是以讹传讹，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还引经据典，好像是多有学问，多有根据，千万别上这种人的当。文革时候，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比你们写的好多了，断章取义，托梁换柱。 49年前饿死人是真的，我奶奶就是44被饿死的。 我爷爷是59年去世的，但是不是被饿死的，因为那时食堂还很丰富。
相反问谁家有党员吗？几乎家家都有。按照自然正态分布的原理，饿死的人不会超过当时党员的人数。党员的人数当时可能是600－700人。 有上山下乡的吗？都有，知青有多少万？1000多万而已。几乎遍地都是。 如果有3000万人被饿死，那我们今天一定能人人讲出，家人被饿死的情形。
我们辨别真伪，要用好一般常识。
（1）非正常死亡 〔2）出生减少
几次人口普查证实60年前后出生人口大量缺失：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478336.html
由于今天是假日没上班，我起得很晚，刚刚看到您的留言。我们是倒韩运动中的战友，对韩式的辱骂和文风深恶痛绝，当然不会去效法。和那些韩粉论战，我不会先骂人，但如果那些韩粉开骂，我一定回击，要不然他们以为胜利了、得意了，以后就会骂得更凶了，网坛都会被占领。对金笔这样的毛左，只要他不删贴、不骂人，我是不会去骂他的，我也不赞成别人去骂他。
对“大跃进”的问题，我和在韩寒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当然就是为了求得真相。如果没有死那么多人，我们一定要说死了那么多人，那么我们不就成了造谣者了吗？多说几千万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于您的疑问，我只是大略看了一下，因为等会儿就要出门，来不及查许多资料，只能根据我现在的认知，答复如下：
大跃进中各个省的饿死人数和非正常死亡率是有很大区别的。饿死人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这几个省：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基本上哪个省的领导和毛跟得越紧，执行毛的路线越坚决、越彻底，越是想往上爬，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几个省的领导后来因为饿死的人太多，在中共党内都遭到了严厉批评，有的被撤职、降职，比如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就大饥荒问题多次做检讨，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叫他不要再检讨了，因为再检讨下去只能说到毛的身上去了！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被降职！
大饥荒的主要成因并不是因为没有收成，甚至不是因为欠收，其实许多饿死人的地方是有丰收的，当然不是亩产万斤，但是由于中共的干部搞“浮夸风”，吹自己的地盘上生产了多少多少粮食，要给国家缴纳多少多少粮食，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出政绩、要升官，于是把所有的粮食都缴了出来，甚至把农民的基本口粮都缴了，这才造成大饥荒的惨剧！所以，三年自然灾害之说完全是胡扯！
你对自然死亡率的看法有误差，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我国年度自然死亡率在62年以后最高的是1964年的千分之十一，进入70年代之后，我国的年度自然死亡率没有超过千分之八。
我现在因为有事情要出门，只能先写这么多。您看后，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我回来之后，会比较详细地答复您。
（腾讯网：http://view.news.qq.com/zt2012/snjh/index.htm）
近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发微博说“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年—1962年饿死几千万”，并声称“有人走访当年饥荒最严重的安徽河南农村，当地百姓只是听说饿死人，并未见过”。此语一出，舆论哗然，随后林在微博上针对此事道歉。[详细]
尽管林治波已道歉，但仍不断有人质疑1959-1961年饿死上千万人的说法，甚至说根本否定大饥荒饿死人现象的存在。比如，吴法天在微博中引用孙经先的说法，认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并引用《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一书说三年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1039753人。那么，关于三年饥荒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2012-5-4 第7期
1962年大逃港风潮是大饥荒的直接后果 [详细]
一、说1959年-1962年没有饿死人完全是瞎扯！
近年来，不断有人声称1959年-1962年根本没有饿死人，认为被广泛接受的饿死人的说法是为了污蔑毛泽东所创造出的谣言。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尊重最基本的史实。如果说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都不可信的话，那么，当年当事人的材料足以说明他们的观点完全错误。
胡乔木明确向毛泽东报告：韶山附近的公社饿死人了
1961年4月14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一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如果说现在的人出于某种目的有可能诋毁毛泽东的话，那么当年身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不可能直接当着毛泽东的面造谣，而毛本人又把这种谣言通过中共中央转发刘少奇等人。
安徽省农业厅长1961年的报告说凤阳全县死亡情况更是惊人
不仅中共中央的材料中有提及，当时各地方的报告中随处可见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在1961年2月在《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明当时凤阳县因饥荒大量死人的情况：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淮阳县档案局当年的档案明确标注了饥荒引发的死亡人数
在淮阳县的档案局中也保存着一份当年的关于死亡状况的档案，其中明确标注了由于饥荒引发的浮肿等引起死亡的具体人数：
淮阳县共13个公社，273个大队，2,842个生产队，635,517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10日，共死亡11,967人，占总人口的2.5%。其中因浮肿病死的1,455人，占死亡人数的12.2%，因干部作风死亡的371人，占死亡人数的3.1%，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占死亡人数的75%，中毒死的14人，占死亡人数的0.12%，因其他方面死亡的1,116人，占死亡人数的9.3%。从死亡年龄来看：老年3,474人，占死亡人数的70.7%；青壮年2,366人，占死亡人数的19%；小孩1,227人，占死亡人数的10.2%。从死亡时间上看：属于1959年冬死亡的2,867人，占死亡人数的24%；属于1960年春死亡的5,575人，占死亡人数的29.4%。（《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号各种疾病和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19。转引自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
所以说，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来看，说当时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纯粹是胡扯！
二、为何不同地方人们对饥荒的认知差异极大
浏览一下网上对于大饥荒的发言就会发现，人们对于1959年-1961年大饥荒的记忆和认知差异极大，有人对大饥荒饿死人有刻骨铭心的痛，但也有很多人像林治波微博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对饥荒记忆很深，但是并不记得有饿死人的现象。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人口死亡的地区差异
虽然当时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但是各地灾情不同，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比如安徽、河南、四川、甘肃等）饥荒相当严重，饿死的人也非常多，而大部分地区虽然也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并不普遍。例如，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
在人口死亡严重的省份和地区，人们对饿死人的情况当然印象就极深，而在其他省份，人们则较少会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曹树基教授认为：“在一个资讯完全封闭的时代，以个人经历来描述这场灾荒，或以一个地区的灾情描述来推论全国，很难说是准确的。”（曹树基《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
人口死亡的城乡差异
由于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所以当时的城镇居民就很少会有什么深刻的记忆。比如说，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 经过权衡，中央决定牺牲四川，让四川省书记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这也加重了四川的饥荒。（《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原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以安徽凤阳为例：饿死的都是普通群众，干部受饥荒影响很小
在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干部们几乎掌握了普通群众的所有生存权力，老百姓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能力。这就强化了某些干部的特权意识，在大饥荒的情况下，他们不顾百姓死活，只管自己享乐。仍以安徽凤阳为例，三年饥荒期间部分干部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愤慨：
在今年春天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刻，却有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生活特殊化，不关心群众疾苦。（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以及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据初步统计，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一次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于食堂断炊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充耳不闻，竟与梅树岩在大赵小学吃肉吃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见后，端了他们一碗饭，缪竟把饭夺过来，指责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么教育社员的”！缪到乔山检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队杀猪。他外出检查工作，经常有人跟在后面提肉拿酒。在山河大队检查工作，5天吃了5斤香油。公社开了1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乔山大队长张永家1天3顿喝酒，50天喝掉烧酒70斤，并以每月45元工资专门雇生人捕鱼给他吃。乔山大队书记梅树华、会计梅如山等，为了达到他们的兽欲，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了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随意任他们奸污的有了人，仅有1名因嫌丑未奸，公社党委常委兼长塘大队总支书记梅德兴，夏天在外乘凉，要3个妇女给他扇扇。（《中共凤阳县委向地委的报告》，1960年11月24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不仅基层干部如此，凤阳的县委书记和副县长等人更是作威作福，据陈振亚递交的报告称：
赵玉书（原凤阳县委书记）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份，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抬，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环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1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1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华龙，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像，借以取乐。公社副书记石玉萍，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正因为干部们有权有势，而且多数没有受到大饥荒的影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得了便宜当然也不愿意给自己抹黑，他们对大饥荒的解释与回忆必然与普通百姓的回忆差别极大。
此外，还有部分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的确存在一家人或者一村人死绝的现象，他们关于大饥荒的惨痛记忆也就永远无法描述了。另外还有大批人因为大饥荒被迫外逃到的人，即便他们后来返回原籍，恐怕对当地饿死人时的惨状了解不深，没有惨痛的记忆。
三、这三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不可信
吴法天在微博中引述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的说法，认为持“饿死三千万人”主张的人“既然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那么为何无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1959非正常死亡17853人；1960非正常死亡374890人；1961非正常死亡647010人。三年灾害期间合计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详细]那么，这本书中的数据是否可信呢？
经考证，这本书中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显然远低于实际数据，比如说，该书第267显示的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确是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但在第273-273页各省的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明显可以看出严重的漏报情况，以河南为例，本书中显示1959年河南春荒非正常死亡7289人，1960年为71658人，总计近8万人。但1960年信阳地委呈交给河南省委和中央的关于信阳受灾情况的报告中却显示：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30页。）
另外，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组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1960－3017）
也就是说，正阳、新蔡、息县三县仅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死亡人口就有30万人（注意，这里明确说的是死亡人数，排除了人口迁移因素），姑且认为这里边包含正常死亡的人数，那么即便按照孙经先在书中确认的全国平均死亡率14.19‰计算正常死亡人数，全信阳八百多万人中全年的正常死亡人数为11.35万人，将此人数全部从这三个县的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死亡人数中扣除，剩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将近18万人，比《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1959、1960两年河南省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还要多10万人，其数据漏报之严重可见一斑。由于这属于灾情报告，不可能用于邀功，所以不存在信阳地委和中央调查组多报人数的情况。即便按照孙经先在网上发布《关于我国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一书中分析得出的“信阳事件”中“可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8万的结论，也要比《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两年河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总数多20万，孙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谈到总人数时又称这本书的数据可信，岂不是自相矛盾？此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1959年没有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数据，1960年的数据仅为14人，而上引1960年陈振亚报告中仅凤阳县就有60245人非正常死亡。
由此可见，《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各省数据严重失实，完全不靠谱，那么总数据就更不可信了。
人口大规模减少是因为户口漏报而非饥荒饿死人？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我国 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认为现有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年鉴和县志等人口资料得出的饿死上千万人的结论不成立，他认为造成统计资料中60年代初减少1000多万人的主要原因是“1956－1959年期间出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144万人重报了户籍；这些重报的户籍在1960－1964年期间被注销。我国1960－1964年期间出现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人。这是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1959年－1961年“我国有一千万至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并认为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为104 万。
其实早在1995年，杨子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中就将1959年－1961年人口异常减少的原因归结为户口漏报的问题（详见《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P1521-1523），从而认为不存在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
这种为人口统计数据找的一种合理性解释并非没有可能，但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也不能否定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同样的，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不可信的话，我们可以从当时各省的报告中找到饿死人的直接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从村到公社再到省市直接上报的，而不是杨子慧和孙经先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得出的数据。这方面的资料有很多，比如：
1958年11月18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毛泽东呈报书面检查报告。报告说：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大理州在大跃进3年中，发生肿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详细]
“通渭县这三年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人孩子失去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1965年7月5日下发的《通渭县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1960年底青海湟中县委书记刘择西的揭发：“全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达40％。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田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1961年7月1日青海省《小组会议简报》，农业区第14号。此件藏青海档案馆。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河南省委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写的则是“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1960年11月1日）这个数据后来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仍有大幅增加。
赵继士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察知，1960年前后，甘肃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详细]（赵继士《一九六O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
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 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14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高淳事件的通报》, 中发( 60)309号文件, 1959年1月22日。蔡天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
……
从这些直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确确实实存在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人口的急剧减少并非仅仅是因为户口漏报（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
当时的官员和记者关于饥荒情况的回忆
近年来，关于1959-1961年大饥荒各地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有很多当时的省市一把手或者负责人、新华社记者在回忆录或者采访中给出了一些死亡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众说纷纭，一时难以证实，但是在权威资料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回忆的数据中略略看到当时饥荒的惨状。
关于河南信阳，据当时在信阳行署办公室担任秘书的余德鸿回忆：“国务院内务部曾于1960年春派郭处长（编者注：具体姓名不详）来信阳了解情况。……他们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关于四川梁平的情况，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回忆说：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八万。那时粱平的人口是五十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那时是县委的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确实的。”（明朗《“大跃进”中在梁平》，《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关于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原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回忆，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张凯帆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就饿死200余万人。当年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关于山东的情况，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回忆中说：“1960年山东省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961年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会议通报：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
关于饿死人总数的争议
1959-1961这三年总共饿死的多少人，由于资料的限制，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现在的学者专家们多是根据1953、1964、1982年等年份的人口资料以及一些县志、档案等材料加以推算。
比较官方的说法来自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首次确认了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详细]
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根据80年代以来出版的人口资料和各地的县志，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推算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推算出的数据约为1700万。上海大学教授金辉以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认为“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 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他还认为总计损失人口数为6000万-7000万，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5：2。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则认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葛剑雄认为，“三年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另外还有国外的学者测算出从890万到3300万不等。（李成瑞、尚长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
除了完全否认有饿死人现象者，关于总人数最少的说法来自孙经先，他根据其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户籍错报的说法，相信《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我国1959－1961 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 万，其中1959 年1.8 万人，1960 年37.5 万，1961 年64.7 万”的说法是可靠的。事实上，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统计数据完全不可信。
结语
首先，我们绝对可以肯定的是，1959-1961年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政策失误被饿死。
其次，关于这三年中国一共有多少人饿死，尚未有最权威的资料出现。关于人数的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在关键史料解密之前，真正的数据依然只能靠各种推算和猜测。但我们有权呼吁官方公开史料，给死去的千百万人一个说法；我们有权要求将遇难人数精确到个位数……
最后，在探讨具体的遇难人数的同时，需要真正认清那个时代的悲剧，如此才能让让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系列文章见：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478099.html）
一） 似是而非的问题： 60年出生的人，到了82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反而比60年的出生数多了。
这个假象，常被否认大饥荒的人拿来作为“证据”（例如文学城网友的文章）。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60年出生的人口数，是用下表中的总人口和出生率计算出来的。
表1 1957-1965年户口登记人口数字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6,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转引自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2） 到了1982年人口普查，60年生的人应该满22岁吗？
因为人口普查调查的固定项目只有年龄，没有生日。所以82年人口普查的是到人口普查标准时间那天以前满22岁的人。那哪些人被统计到22岁的总数里了呢？看看百度百科对1982年人口普查的介绍。
第三次人口普查
1982年人口普查是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2年2月19日分布了《第三次人口普查办法》共28条，规定1982年7月1日零时为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
普查项目共19项，按人填报的项目有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那里；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文化程度、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子女数和存活子女总数、1981年生育胎次等13项，按户填写的有湖的类别（家庭户或集体户）、本户住址、本户人树、本户1981年出生人数、本户 1981年死亡人数和有常住户口已外出一年以上的人数等6项。
根据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我们知道82年人口普查时满22岁的人是1982年7月1日零时满22岁的人。那么这些人就应该是1959年7月1日到1960年6月30日生的人。这与人口统计中60年出生的人显然不是一个时间段。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总结明确注明是年中数据。
链接：统计局表格 3-4 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 (年中数)
为什么82年人口普查时满22岁的人数比人口统计中60年出生的多呢？很简单，59年的出生率比60年高。（24.78‰ vs. 20.87‰)。
所以，这个60年出生的人越查越多的谬论， 就不要再提了。
"在言论自由的海外这些毛左反而猖獗了，确实是一个怪事。"
突然想起来了,这样的现象心理学上有个名词能解释:斯德哥尔摩效应
柏杨先生：善良只对善良的人起化学反应。
面对流氓，偶直接上板砖，不罗索
有用吗？这么多证据，jb同学信吗？明明是鹿，他歪着嘴说这是马。你再怎么列举证据，他还说是马。
这丫的只要有一点良心，翻几篇文章就能发现真相。
偶直接上板砖。
--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4月29日否认 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他说那是有人污蔑。他断言“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
出于上述的疑惑，我问了我父母家乡（湖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情况。
我父亲的回答是：（1）他们村没有饿死人。当时每户的基本口粮还是有的，壮劳力还有额外的补助。（2）大家都偷东西吃。生产队的红薯啥的，没熟就被偷光了。（3）他本人没饿肚子。他考上县中，户口迁移到县里（当时中学也迁移户口），每月口粮绰绰有余。学校组织种菜啥的，他是种菜能手，经常受表彰。我母亲村里的情况没没问，但她下面有5个弟弟，在1960-1962年间，都是婴幼儿或者少年。都安然度过了3年的困难时期。
当然，我的家乡虽然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湖南毕竟是鱼米之乡，肯定不能代表陕甘宁的情况。我说这些不是要否认1960-1962三年人为灾难，更不是要为执政党开脱。
请用事实和逻辑说服我，谢绝韩寒式的人身攻击。谢谢！
--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4月29日否认 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他说那是有人污蔑。他断言“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
1960-1962年饿死很多人，人祸大于天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1960-1962非自然死亡（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可能有点夸大。
首先，根据wiki数据，1960-1962年中国人口大约6亿左右：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Population_and_Natural_Increase_Rate_of_PRC.jpg
非自然死亡（饿死）三千万，即总人口数的5%。
1960-1962年中国人均寿命大约60岁左右：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559.htm
也就是说，三年自然死亡人数（老死）人数，占总人口数的3/60，大约为三千万。
因此，1960-1962年中国自然和非自然死亡人数约为六千万，占人口总数的1/10。
我们假设，1960-1962年，平均家庭规模为5人（五口之家）。六千万自然和非自然死亡人数意味着，每两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在这三年中失去一个亲人。这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三年灾难，十年浩劫，执政党罪孽深重。但夸大乃至谎言，无助于厘清事实和责任，有害无益。
请用事实和逻辑说服我，谢绝韩寒式的人身攻击。谢谢！
日本：人口1.27亿，国土面积 37.78万；耕地面积4.2万。
本或主要原因是什么？真的是“自然灾害”吗？刘少奇曾在１９６２年中央
七千人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权威的薄一波
更直截了当地认为：
发动大跃进，是我们党在５０年代后期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教训
非常深刻。
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他的这种权威看法
显然吻合于更权威的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
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自然灾害”是原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
如此看来，如果有人实在舍不得“原因”，非要凸现不可，在给那三年
命名的时候也应该搞准确，叫做“三年大跃进时期”或“大跃进时期”为妙。
“文革”收场２０多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二十年，为什么至今
还要天老爷替我们背黑锅？实在令人费解。
原载商务早报 2000年9月5日
不是为了给金笔和无理98之流看的，而是给那些到这里的一般读者看的。
文学城里面在大饥荒问题上面只有金笔一个人在这边大放厥词、大讲他的谬论，这个局面要改变，我也在想办法。
老兄你也不用太着急，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你花点时间到国内的相关论坛网站上找一些资料转贴在这里，效果要好得多。这些资料不用太长，但要有一定的针对性。
在国内的各大网站上面，像金笔这样的荒谬文章早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看见甘肃的那个林治波都被迫道歉了？在言论自由的海外这些毛左反而猖獗了，确实是一个怪事。
没用的,你还玩这个,jb基本不看,认的是死理.
你接茬吧,换防,偶盯着这贴,你不在,偶顶上.
:--)
这些话激怒了不少人，他们摆事实，讲历史，引用各种研究数字。学者冉云飞说：“我家饿死五口人，整个村庄饿死三分之二的人，有名有姓，以后公布。现在否认大规模饿死人的人，没有任何一点像样的调查，相反认定者却有调查，不管是来自档案还是田野调查”。
后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做了更正和道歉。
但是律师吴法天写道：“近日又有人翻炒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孙经先发现，…….六十年代初户籍统计少报2654万人”。学者郭宇宽反驳道，在毛统治下，“党支部建到每个村，到处是民兵，出门要饭都要开证明，居然还能漏报2654万流动人口”？
蔡咏梅批判那些否认大饥荒存在的人说：“这些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维护毛的形象，完全不顾事实。”
王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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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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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
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
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
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
然灾害”名列第二。 [1]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
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
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
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
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4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
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
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
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
图运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
了解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
称为灾害。[2] 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
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
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
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
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
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
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
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 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
灾面积的一半， 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
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
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3] 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
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
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
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
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
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
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
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
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
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水，海河流域
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
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
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
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
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
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
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4] 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
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
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
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5]，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
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
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对应的历史
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
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
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
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
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 例如，1959年5月中
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
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
涝灾害； 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
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
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 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
洪灾。 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
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
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
东旱情严重 [6]，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 [7]，这些基本
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
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
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 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
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
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
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 [8]，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
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
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
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
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
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
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
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
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
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9]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
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
严重干旱，成灾面积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
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干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
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
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分地区
也有旱情； 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
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
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1978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
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
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
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
[10]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
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 导致缺粮和饥荒、 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
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
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 [11]，主要的减
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 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
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 因而减产；
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
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 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
万亩。[12]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
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
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
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
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
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
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
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
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
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
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
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
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
“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
党内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
个人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
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
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
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
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
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
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
黄金和美元 [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121％。出口耗尽了粮食储
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
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
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
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
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直到1960年春全
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
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
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
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
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
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
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
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 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 过去两
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5]。 1961年1月，中共
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 “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
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
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
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
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
习惯于不说真话、专门逢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
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
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
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
际上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
变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正式说法：主
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
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
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分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
害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
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1957年秋在莫斯
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
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
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
年-196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 1960年甚至
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当时只
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任何“严重的自然灾
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的现象，受灾的局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次，当时出现
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
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大量人口
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注释】
[1] "官方民意调查吓坏中南海"，《争鸣》，2000年第2期。
[2]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第
ＶＩＩ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张德江（民政部长），"我国救灾的根本出路"，出处同上,第5页。
[4]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中国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
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5]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
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第7页。
[6] 旱灾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90天内
的降雨量为70-170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制，90天的干旱最多影响一
季收成。参见《湖北省自然灾害和防御对策》第402页(梁淑芬等编，湖北科
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中国水旱灾害》，出处见注[4]，第305页。
[8] 出处同上，第305页。
[9] 该表利用遍及全国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将每年的旱涝情况分为涝、
偏涝、正常、偏旱、旱五个等级。其结论是：1959年13个涝、34个偏涝、35
个正常、25个偏旱、13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75；1960年14个涝、21个
偏涝、33个正常、44个偏旱、8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92；1961年12个涝、
36个偏涝、28个正常、29个偏旱、15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08。而在洪
灾严重的1954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658，在干旱严重的1972年，全国平均指
数为+0.88。这一对比进一步表明，从1959年到1961年是平常年景。参见金辉
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5月号。
[10]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11]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
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
308、557-559页。
[12]《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卷）》，1989年，第193、194页。
[13]丁抒，《人祸》，第286页。
[14]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561页。
[15]丁抒，《人祸》，第281页。}
【参考文献】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
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湖北科学
技术出版社，1992年。
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
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
地震出版社，1992年。
郭建增等，《未来灾害学》，地震出版社，、1992年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香港。
郑德荣等，《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李锐，《毛泽东的功与过》，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香港。
《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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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聿，《中国左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
李文海、周源，《灾荒和饥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晓冲，《祸国的辉煌》，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年，香港。
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年鉴》。
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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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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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文表1和表2的链接如下：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jnhv01_1.html#T1
---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
金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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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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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
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
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
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
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
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
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
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
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二
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
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
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
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从表1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
～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
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
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
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
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
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 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 而只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
步增长。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
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 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
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
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
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
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
为 68，1957年为 67，1962年为 74，1963年为 89，1978年为 97，1979年为
67，1981年为 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 72。 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
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
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
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
“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
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三
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
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
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 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
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
况统一划分为 5个等级，即 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
4度偏旱，5度为旱。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
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
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
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 偏旱由4度改为1度， 旱由5度改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 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
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
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
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
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
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9， 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
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
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
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 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
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
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
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 平均指数－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
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
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
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
＋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
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
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
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
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
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
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
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
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
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
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四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说：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
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
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
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
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
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
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
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
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
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
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
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
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
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害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
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指
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
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份析
研究小组，国情系列报告之一《生存与发展》）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
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本文仅论及三年灾难的自然层面因素，
至于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等等，容当另论。
(原刊于《方法》杂志199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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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专业文章，那么多的专家学者，jb同学就是不信。Wuli98居然还大言不惭的说“金笔的研究值得肯定。 我就看不起那些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人。”。
有本事两位去验证一下牛顿定理啊，那是牛顿“云”的，你们两位不要跟着“云”啊，直接拿出你们两位的推理和公式啊！有本事两位去验证一下庞加莱猜想啊，那是庞加莱云的，你们两位这么高的智商，不要跟着云啊，直接推导一下庞加莱猜想啊。
丫的，什么叫无耻的n次方，n还趋向于无穷大，偶总算见着这样的渣子了。
金笔的研究值得肯定。 我就看不起那些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人。
还真有捧场的，都是五矛吧，抑或换个马甲。
两位继续认真为癞皮狗舔沟腚吧，记住了，围绕档中央舔。
老教授居然说，天灾是因为大炼钢铁砍树，所以是人祸。 可笑，根本就是无知！ 卫星云图看看就知道，大面积干旱的灾害是那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