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100)
2007 (142)
2008 (123)
2009 (93)
2010 (67)
2012 (58)
2019 (57)
2022 (100)
2023 (112)
曾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六零年代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起因有过很好的总结(不是原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至今仍被人们广为引用,不少人将其奉为至宝大作文章,用来攻击当时的中国政府不顾民生。甚至还有人认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在极左路线下,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后造成的农村经济的严重失衡,进而引起“大饥荒”。
如果认真的逻辑思考,虽然五十年代的中国农业基础差经济底子薄弱,就算是风调雨顺的常年,国家仍没有解决全体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中国那么辽阔,究竟有什么灾难(指天灾)能够造成饥荒、并且还延续三年之久呢?这在逻辑上好像讲不通。
要弄清楚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起因,还得从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入手。
现在的人们都很有知识和经验了。比如说要造三峡大坝,光论证就论证的十几年。其建设对周围及长江下游和南部中国的生态环境、水文地理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人甚至将某年南方大雪,或者来年云南干旱的都怪罪在三峡大坝上。虽然不少是无稽之谈,但很多人还是健忘的,他们忘记了“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前几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了。
我这里要提醒那些健忘或者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朋友们,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前三年或更早些(主要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及农村合作化走人民公社道路后),中国农村进行了改天换地的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比如拦河筑坝、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闸等等、等等。有些地方在一条河流上,大大小小的建立起十几座水库和水电站。所有这些工程,对国家水文地理乃至气候的影响是巨大的。
举几种可能的例子。一些良田因为修闸筑坝被水淹了,或者因为断水或者气候改变变得干旱颗粒无收了。当然也会有更多的荒地开始灌水可以播种,但因为它们很贫瘠产量很低,需要好多几年的调理才行,等等、等等。因为水利建设工程铺的很广泛,所以它们对广大地区气候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干旱暴雨、水患洪灾等。肯定有不少地方还需要整个村落的移民(移出来、移进去等)。
我不否认有些地方因为当地官员谎报产量造成部分农村饥荒、或者吃大锅饭坐吃山空等。但这些因素似乎不可能连续影响三年。而能够连续影响三年甚至更久的,甚至在这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后,继续需要调整或改造的就是农村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比如安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灾区,当时治理淮河(拦坝筑堤)很可能就会造成不少农田的丢失(原来是水泛区域)。
总之,将三年自然灾害的起因归咎为地方官员瞒报谎报粮产或因为极左实行吃大锅饭等因素是不对的,至少是很不完全的。国家政府在后来实行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并缩小基建规模是为证例。
当年中国农村进行的大量的水利建设,对后来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肯定是起到促进作用的。甚至今天的中国仍在吃这些老本。但在当时确实有点悲壮。假如我们当时的领导者头脑不要太热,水利建设的规模不要一下搞那么大,而是慢慢的稳步的搞;假如当时的建设者和领队者们对于水利建设对气候改变等有更多的认识的话,可能一些地方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刘少奇总结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自然灾害肯定也是有的,但不少主要的。主要的是一些地方的灾害就是因为人为因素而造成的。如果要我用最重的口吻批评的话,我也只能说这是“心急办坏事”了。
三年大饥荒,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政府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你读一读所有中国领导的回忆录,有几个人谈到打开国库救济饥民的?没有。但是你一定会读到1959/1960年由于国际粮价高,中国甚至加大粮食出口;你一定会读到领导人坚定地讲:战备粮一定要保护。悲哉!中国人!
资料一:根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记载,“庐山会议结束后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
资料二“1959年,国内粮食紧张情况已开始露头。这一年的春天,在国务院会议厅讨论当年外贸进出口计划时,正式开会之前,赵发生同志同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同志正在研究出口多少粮食合适,两人争论得比较热烈。总理一进门就问,你们在谈论什么?赵发生同志讲,外贸在表上列的出口粮食数,我们认为多了(我按:怎么不知情???已经有人反对出口粮食了赵是当时的粮食部副部长)。总理当即表示,不用争了,定下来吧!为了偿还苏联债款,维护国家信誉,自己有点困难,另想办法克服。为了保持中国人民的志气,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带领我们节衣缩食,如期还清了苏联的债款。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周恩来>>回忆怀念 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 杨少桥 赵发生,:
点评:从以上资料来看,中央最早从59年春天,最晚到59年冬天已经知道农村的困难情况了。那采取了什么补救措施?我看到的是59年出口了415.75万吨粮食,而60年还出口了272.04万吨粮食。对外援助数额更是在58年基础上逐步提高,61年还有个阶跃。
杨尚昆日记:
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
点评:毛在赫鲁晓夫前的面子保住了,但千万中国人,中国农民饿死了。
ZT:
资料一:
1950-64年中国偿还外债和对外援助支出(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资料来源:偿还外债数摘自《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第 135-136页。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资料二:
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被“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叁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一九八九年版《扶绥县志》第十七页。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叁个月不杀猪”,,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新华文摘》一九九○年十一月号,,。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一九八叁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叁八页,,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中央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第二七二页;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叁十四页;中央文献出版 社《不尽的思念》第二六一页。
一九五九年叁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叁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叁第六十叁页。
资料三
中国历年粮食进出口
1949—1974
单位:万吨
年份 出口 进口 合计进口小麦
1950 122.58 6.69
1951 197.11
1952 152.88 0.01
1953 182.62 1.46 1.36
1954 171.1 3 2.68
1955 223.34 18.22 2.16
1956 265.12 14.92 2.26
1957 209.26 16.68 4.99
1958 288.34 22.35 14.83
1959 415.75 0.2
1960 272.04 6.63 3.87
1961 135.5 580.97 388.1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P368,P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