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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正式开始于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大致是三年时间,社会上经历了 "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运动,大字报大辩论,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和揪出人民内部的 "阶级敌人",以及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等曲目。到一九六九年各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 "革命委员会","暴风骤雨" 式的群众运动终于停止,为文革的结束拉下帷幕。
但世面上也有 "文革十年" 一说,指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 "四人帮" 后,文革才结束。毛泽东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每隔七,八年都要来一次",要是文革十年,那这七,八年来一次就显得太频繁了。毛泽东自己也认为到六九年,中央和各地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紧接着动员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文革就此划上句号。持文革十年说的主要是一些被罢了官的 "老家伙" 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他们的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地位,工作和自由,以及得到补偿等都是到了七六年十月以后才相继完成的,因此有 "十年浩劫" 一词。
说文革是一场 "文字狱",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文革前你写过什么,或说过什么,文革中,都被 "革命小将" 拿毛泽东思想的 "照妖镜" 来审视一遍,如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立马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除了搞文字狱,还对所谓的 "阶级敌人" 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 "残酷斗争"。笔者在文革开始时还不到十岁,对文革的记忆是零星的,但对红卫兵,造反队,批斗大会以及 "武斗" 等还是留有深刻印象。自觉得当时参加的人数不少,可现在写文章回忆文革的,清一色,都是当年的受害者。当年的 "风云人物" 一个不见,即使被人指名道姓后,不得不出来说一句,也一概都称自己是受了 "蒙蔽" 的受害者。
记得七七年恢复高考,一位考进上海某名牌大学的考生,入学前是市郊农场一个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文革时是市重点上海中学的高材生。在大学读了不到一年,被揭发是文革时期的 "三种人"。当年参加红卫兵运动时,将他老师的一只眼睛打瞎了。因此他被勒令退学, 当时他说了一句颇为意味深长的话,他 "对那个教师造成的痛苦是皮肉的,但对他自己造成的痛苦是心灵的"。所以,说文革只有输者,没有赢者,大概也不会有人反对。
"文霸","文痞" 和 "小爬虫" 都是文革中常用的名词。
文霸,霸者,听不得不同意见,压制他人,并打你不得还手,骂你不得还口,还要将你打倒在地,并踩上一只脚。批斗你,你还得歌颂我,此乃霸也。但文革中,有众多人物被 "创造性" 的冠以 "专业霸" 的称号,如文霸,学霸,粪霸,以及党阀 (霸) 和军阀 (霸) 等。
文痞,痞子,打手也,为主子服务,为他人作嫁衣裳。写文章骂人的就是文痞,动手打人的就是武痞。他们对文革起到了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作用。
小爬虫,这类人极多。爬虫者,利用文革,或挑拨离间,或上窜下跳,或打击报复,或升官发财,或数者兼得。这类人在文革中造成的危害极大,全国冤假错案满天飞,这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和这些 "小爬虫" 有关。但因为文革是毛泽东发起的,所以这笔帐也可以算在毛的头上。
毛泽东在文革中确实霸,只要他的一句话,"中宣部是阎王殿",一大批中共高官就被打入地狱。但老毛在文革前并不霸,他能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啊。吴晗从五九年六月开始写《海瑞的故事》,《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到六一年完成京剧《海瑞罢官》的创作,老毛一直都在忍。到了六五年才让江青找来姚文元做打手。但老吴自己是不是打手呢?吴晗是旧中国的文人,应该很懂得 "士为知己者死" 这个道理,彭真的重用,他能不 "肝脑涂地" 吗! 他是自告奋勇,还是受到唆使充当了 "打手" 的角色的?
毛泽东本人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到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是从姚文元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开始的,他接着指出:
"那个时候(指1965年初),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这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文革前 "霸" 的不是毛泽东,姚文元也不是第一痞。
除了共产党内有 "霸",有 "痞" 外,文革前旧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学术权威们多多少少都很有些 "霸" 和 "痞" 的作风。他们从心底里瞧不起工农干部,还压制工农家庭出生的新大学生,跟共产党是面合心不合。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实行独断专行,惟我独尊和排斥异己,说这样的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被很多人推崇的陈寅恪是个敢于对共产党说 "不" 的知识分子,其实他对共产党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做一天他的副手,同事或学生试试,不被压的喘不过气来才怪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俞平伯和李希凡,当年要不是毛泽东出来说话,李希凡还有出头的日子吗?
笔者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国内一流的大医院工作,那时曾接触过一些老 "学术权威" 们,还经常听到同事们说起文革时的野史。有不少学术权威文革前特别霸,有个专家如果对住院医生的病历报告看不顺眼,随手就扔到窗户外,还逼着住院医生赶快下楼拣回来。另一个所谓 "权威" 文革前一上手术台就破口大骂。骂下级医生,骂护士,骂街坊,骂共产党。有脸皮薄的当场被骂哭了,跑出手术室。这样的权威,专家到了文革可就受苦了,不仅被洗头脑,而且还要受皮肉之苦 (笔者写出来不是为文革辩护,但人民大众不是圣贤,公报私仇的恐怕不少)。经历过文革,这些老 "学术权威" 们终于学乖了。当笔者跨进医院大门后就发现,这些老的 "学术权威" 们,真的很好相处,为人谦和,倒是那些中等地位的上级医生最难侍候了。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就叫:冤有头,债有主。文革前作乐,文革中吃苦。
所以我们说文革没有赢者,只有输者。还可以再补上一句:文革没有 "对" 的,只有 "错" 的,说这样的话应该也不会离谱。
(下一集预告:文革的 "对" 与 "错",如果还有下集的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