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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现在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了。只要一只手机在手，随时随地可拍，照相机之类都显得累赘多余了。而且现在手机功能繁多，还能美化相片，老的可以帮助去掉些年龄，肥胖的可以帮助去掉些赘肉，丑陋的可以帮助遮掉些丑陋，总而言之，相片上的形象看上去可以显得比真人年轻好看些。另一方面，也可以逆向操作，倘若有人好奇，想要预先知道自己老后的模样，去下载个什么软件，那么，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可以提前知道自己七老八十时候的尊容，但当然，那是电脑技术生成的，准确与否，不等个几十年是没法验证的。
曾几何时，拍照却是件奢侈的事情。本人读小学时候，几乎不记得有过拍照经历。到了小学快毕业时，有一回邻居王叔叔不知从哪里搞了一架看上去十分简陋的相机，招呼各家邻居的孩子们，分别给摆拍了几张相片。然后到了晚上，他在家里用面盆装了显影水，定影水，把窗户用毯子堵得严严实实的，不使一丝灯光漏将进来，捣鼓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把洗印出来的相片拿给各家邻居看。我们家兄弟拍的是下象棋，还记得当时正在外面疯玩在兴头上，忽然父母呼唤叫我们兄弟去拍照，不情不愿的，回到家里摆开棋盘，装模作样地假装下棋，王叔叔在边上乘机抓拍了一张，洗印出来后看，效果却是出奇之好，到了现在，回头再看这张老照片，是少年时候留下的珍贵难得相片。
读中学时，曾经去五角场拍过证件照。五角场有一家群益照相馆，是我们那一片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家照相馆。在那里拍了相片，取照要隔好几天，从我们所住的地方到五角场，电车两站路，走去来回个把小时。拍照取照至少来回两趟，是颇费事的。
1978年，恢复高考。我们那一片的符合高考条件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去参加了高考，考完大多都叫考得一塌糊涂，可是发榜时候，居然大多都合格录取了。我的要好同学里还有一人考上了北大。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有一天我们同学六人忽生兴致，去五角场那家群益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那之后，各自上学读书，又各自走上社会，工作，出国，几十年里，有的同学几乎完全没有交集。直到几十年后同学聚会重聚，各自已是年龄一把，回想起当初合影之事，往事情景历历在目，慨叹时光匆匆，青春倏忽而过。
我从学校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科里有照相设备，我因工作关系，经常摆弄相机，并冲洗印制相片。当时相机仍是稀罕之物。记得我的两个同寝室同学结婚时候，都早早来给我预约，让我在他们婚礼上负责照相。当时感觉责任重大，颇有几分紧张，生怕把他们一生最重要的高光时刻搞砸了，等拍完相片，赶紧回到科里暗室中，冲洗相片，待确认相片完好后，才松一口气。
八十年代初，有一阵孙老师常去学校找我。孙老师是我中学时候跟着学打拳的武术老师，他那时在上海体育学院做教师。孙老师由朋友介绍在香港电影公司拍摄的武打片里出演角色。他到我那里，我在校园里给他拍了几张相片，用广角镜把拳头夸张拍得很大，好像坦克车伸出的大炮。后来，孙老师又拍过多部国产武打片，比较知名的有《南拳王》和《孤独的谋杀者》，孙老师在个人制作的油管片子里放有那张“大拳”像片，我偶然前往观看，看到这张像片，颇感亲切。
说到老照片，还想起一事来。八十年代初，我与好友陈君带着相机骑车去杭州游玩。某日，在杭州某处小溪间戏水拍照，边上一个光头观看良晌，走上前来问我能否给他也照一张。他自我介绍说他来自山东，没有相机，希望在此小溪处留个影。陈君一听他来自山东，手指我笑说，他（本人）也是山东人，你们是老乡啊。我给那光头照了相，要了地址，回到单位后印出按地址给他寄了过去。大约过了三四周，某日我回家，父母说收到一个包裹，寄自山东，却不知何人所寄，打开一看是一包枣子，却原来是那个光头所寄。他收到了我寄给他的像片后，就寄来了这包枣子。包裹内附有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我给他寄去的像片。有趣的是他在信里介绍自己是一个小学老师，不过信中有不少错别字。
八十年代中后期去了日本，拍了许许多多的像片。像片由黑白而彩色，到后来又逐渐由胶卷像片进化到数码像片。像素越来越高，像片越来越清晰，清晰到鼻子上的毛孔都能分辨得出来。现在，曾经流行很久的傻瓜机也好，黑白胶卷也好，甚至科达或富士彩色胶卷，通通都成了过往历史，小孩子们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了吧。
如今，手机一只在手，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的记录生活的需求。然而，对于如我这样的过来人而言，老照片却有着无法替代的魅力和价值，它记录着曾经的点点滴滴，每当看到那些老相片，当时发生的其情其景就会在眼前重现，过往尘封的一切又会鲜活生动起来，色彩饱满栩栩如生，老照片告诉我，往事并非梦幻，它只是留在原地，安静无声地目送我们渐行渐远的背影。
本人參加工作後，拿著四十五元五的工資，第一件事就是買了一台單鏡頭反光式相機，日本原產理光 KR-10，時價八百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