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政治委员制度的发展和变迁

红军初到井冈山时期，人事制度没有建立，军队中的军政干部任，免，升，迁都由朱德提出，会同陈毅，王尔琢及龚楚商讨决定，待到与毛泽东会合后，即由前敌委员会决定。选拔原则根据党性（包括党龄，思想），能力，资历，功绩而取决。中共苏区时期，团长以下干部由军长，政委提出，军党委决定，即可实行。师长以上干部由红军总司令部提交党中央领导同志决定，但师长之任免，则军长军政委有权提出意见，报告总司令及总政委提交党中央领导决定。对于任，免干部，无论任何职级，都是一纸便条通知，并没有正式任命状及免职令，也没有官阶之指明。

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的公开代表，其职权是：监视军事指挥员及所属部队，执行上级党组织给予的一切命令及所规定的任务，巩固党对红军的控制，并领导所属军队里面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施。为了保障政治委员在红军中的绝对权威，硬性规定各级军事指挥员（如军长，师长）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及对上级报告，都须有政委副署（签名或盖章），方能生效。各种命令，若无政委副署，上不承认，下级亦不执行。政委和同级指挥员，无论平时或战时，是相处在一起的，在政委工作规定下，为了要发挥指挥员的军事才能，举凡军队的作战，行动，各种计划和决心，在不违背上级意旨的前提下，政委必须尊重指挥员的意见，不得妄加干涉。同时，在各种场合，必须注意保持指挥员的威信，下级政委对上级指挥员（如师政委对军长），必须以长官看待。上级政委及指挥员，对下级指挥员如有错误，须予以指责或教育的，不得当着他的下级部属面前实行，以免损及其威信。损害了同级指挥员威信的政委，须受到党内和行政上的处分。但如果同级指挥员有背叛革命的行动时，政委有将之逮捕的权力，如果因情况紧急，不及逮捕时可以指令特务员枪杀指挥员。甚至下级政委对上级指挥员亦有权指令特务员捕杀之。

党在红军中的组织，是军，师，团各级均有委员会之组织。党书记，通常师以上的由政治部主任或政委兼任，团，连党书记由团政委，连指导员兼任。一般而言，红军中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非党员是秘密的。

红军政工制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南昌暴动失败，朱德所部编入范石生部。这个时期是政治指导员制，政治指导员在军队中的地位低于指挥官，但高于下一级的军官。其主要任务是：一，负责军队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协助指挥官达成战斗，训育，管理，给养等任务。二，早晚点名做政治性训话，定时上政治课。组织和领导士兵的文娱活动，维持军风纪。三，战时鼓励士气，向战士讲解作战意义和目的。慰问伤员，教育俘虏，发动战地群众协助军队，对敌军做战地宣传等。四，行军时若无敌情，政工人员先行出发，发动沿途民众准备茶水，供应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发动群众准备出卖粮食，供应部队。

这一时期，指挥官和政治指导员关系是融洽的，原因是政工人员能帮助指挥员的一切军队工作，而且以指挥官的意见为主。

第二时期，是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起至一九二九年年底古田会议止，是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地位与同级指挥官相等，但有代表党监督指挥官之权利，其任务，一，领导党的工作。二，与指挥官共同负责军队的领导指挥，但军事方面须尊重指挥官意见，政治工作则负完全责任。这一时期，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关系是，地位平等，互相合作，但有时也经常因不同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有些指挥官觉得党代表妨碍工作进行。总体而言，他们的合作程度远不如指导员时期融洽。

第三时期，古田会议后改为政治委员制度。这一时期，因政委的职权高于指挥员，故而常常引起指挥员不满，在红四，五军中均曾经发生过提出取消政委制度的意见，彭德怀也是其中之一，但为党所拒绝，并且引起一次纠正反政委制度倾向的斗争。

朱德本人，在指导员及党代表制度时期，都与政工人员相处得很好，他自己也经常参加政治工作。他对军队的一切决策均召集军政人员共同商讨，政工人员对他也很尊重。但对毛泽东则常有不满表示，他常对政工人员说：一切为了军事胜利，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一目标，这可见得他对政工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