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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位处湘赣两省交界之处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在战略上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在经济上能够生存，在政治上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由于具备这些特点，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选择此地为红军根据地。
毛泽东初入井冈山时，正逢蒋桂战争，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 这种混乱情况加上井冈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共产党得到了修生养息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在毛泽东率红军上井冈山之前，山上由一股土匪统治。头目是王佐和袁文才。王袁二人各有一帮自己的人马，王佐率领的是一帮土籍（世代居住本地的）人，就是所谓的地头蛇；袁文才率领的是客籍，就是所谓的外来人。王佐势力较大，但他是个文盲，大字识不到几个，而袁文才是个能够断文识字的“秀才”，用何长工的话说，“王佐是坐镇井冈山上的土皇帝，他和袁文才，一文一武，是土客籍的两个领袖，占山为王多年了。”王佐袁文才的人马当时自称为“农民自卫军”。
左袁文才 右王佐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湾整编之后毛泽东率部由湖南到达宁冈县茅坪，茅坪是袁文才的地盘，袁文才派代表欢迎毛泽东。
袁文才与王佐在联共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袁文才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客籍外来人，所以迎接红军的态度较之王佐更为积极。
毛泽东与袁文才见面时，送给袁文才一支手枪作为见面礼，袁文才回敬了一批粮食，毛泽东又再回敬六百元大洋作为筹办粮饷费用，袁文才作为回敬答应让红军在茅坪设立一所医院。
袁文才主动接待红军，王佐接受红军的领导则比较勉强。王佐对红军戒心重，甚至一度有敌视态度，当时毛泽东部下里有提议打王佐的。毛泽东后来派何长工去做王佐工作，王佐告诉何长工他与井冈山七县的民团总指挥尹道益有血海深仇，何长工保证帮他报仇雪恨，后来何长工果然设计干掉了尹道益，赢得了王佐的信任和敬服，心甘情愿接受了红军的改编。
井冈山的土匪“农民自卫军”，原本是王佐第一把交椅，袁文才老二的，改编成红军后，称为三十二团（毛泽东的部队是三十一团），袁文才是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则被任命为这个团的党代表。据何长工回忆文章里说，当时毛泽东给了袁文才一百条步枪，叫他扩充两连人，并派吴兆梅担任袁部教练官，徐彦刚，游雪臣，袁炎飞，陈伯钧到这两个连里分别担任连长和副连长。
毛泽东率领红军十月上的井冈山，十一月攻取了茶陵，并在茶陵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工农兵革命政府）。当时攻打茶陵出于两个考虑。其一，就经济上说，红军上山后给养发生困难（当地粮食产量只够人民勉强自给），因而有向附近县份搜取必要。其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红军上山不久，与山上土匪王佐部有摩擦，在此种情形之下，红军如果打下附近城镇，可以树立威信，并震服山上土匪。
毛泽东的三湾子弟罗荣桓，黄永胜，赖毅，陈士渠等人多年之后都有文章回忆到攻取茶陵后的情景。黄永胜说攻取茶陵后，部队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赖毅说，红军在茶陵时，纪律很坏。“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部队的给养，也向旧部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这一段时间，部队乱得很。”由于这种乱象，红军从茶陵撤回井冈山后，毛泽东着手整顿强调纪律。罗荣桓回忆文章里说，“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便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陈士渠回忆说“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分两次宣布的。从茶陵回到井冈山后先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从茶陵回到井冈山不到一个月，部队又开到遂川城过年，在那里毛泽东把部队集合起来，宣布了“六项注意”，一，说话要和气；二，买卖要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捆卧草；六，上门板。
红军在遂川驻扎了一个来月，为避免被国民党军围歼，又撤回到井冈山，不久又攻打寜冈县新城。袁文才带领两个连兵力参加了这次进攻新城之战。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里提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后来攻打长沙，看来是有意的。
那就只能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