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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三十年代末以后一直为控制党的意识形态部门而奋斗，鉴于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毛泽东对中共报刊寄予了极大的关注。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宣布把《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今日新闻》合并，于次日正式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通知全党，今后中共“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
解放日报创刊初期，由博古任社长，杨松任主编，此二人都属党内所谓国际派人物，他们将《解放日报》办成了苏联《真理报》的中国版，在报上大幅报道当时苏德战争的战况，有关国际问题的新闻，社论和文章一大堆，而对中共及其军队及陕甘宁边区的报道，却少的可怜。毛泽东对此很恼火，认为这是为别人做“义务宣传员”。此外，毛泽东对《解放日报》上经常刊登的张闻天等人所撰写的谈论马列和宣传苏联的有关文章既看不惯又不以为然，叱为“又臭又长”的“洋八股”，“贫乏无味”“面目可憎”。毛泽东说，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1942年2月，毛泽东调陆定一到《解放日报》任实际最高负责人，之后中宣部发出《为改进党报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组织“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3月3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鼓励与会人员对以往《解放日报》的缺点展开批评。4月1日，《解放日报》发文，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此后，《解放日报》完全被纳入毛泽东的直接掌控之下。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实权在主编陆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手中。陆胡二人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报道内容到版面设计，对原《解放日报》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逐步确立了若干原则，构建起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著的特点是把政治功利性看做新闻学的本质，完全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的属性。虽然毛泽东自己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不明显，较为客观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但他把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对中共新闻宣传的要求划分得十分清楚：毛泽东自己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应该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分新闻。毛泽东的这种新闻观是通过陆定一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的。它有以下五个核心原则。
一，“党性第一”原则。
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客观报道。因此，中共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该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该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党报应要使人民能“读一辈子”。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决定取舍和编排，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和目标的宣传工具，为了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原则。
陆定一提出一个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所谓的“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陆定一引进列宁“两种真实性”的观点，认为“本质真实性”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虽然也许尚未发生，但就本质而言是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象”或“假象”，并不反映事物的本质，所以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已经发生了的就是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必然就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与“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水火不容的。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对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四，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时期内，集中报道，渲染气氛，形成宣传规模和弘大气势，用以教育干部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解放日报》改刊后，出刊了《参考消息》，只供领导干部阅读。出刊《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无论干部群众都有左中右之分，在“知”的权力上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抵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领导干部才有资格知晓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知晓权利越大，阅读限制越小，由此逐级知晓权利递减，阅读限制递增。而至于一般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他消息。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胡二人的领导下，面貌一新，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党报”。版面安排一改从前“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成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的顺序。并且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多次发表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讲话和文稿，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利用该报指导延安整风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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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觉得当年毛泽东在很多时候这么做，也是有帝王之术的阴暗心理。比如说“你这个右派，那个50步”，等等。林彪也看出来，“他先说你是什么，然后再批你”。对人的心理会造成无所适从感，进而迷惑而恐惧，只能围着他转。
其实，大自然本来都是有规律和因果的，人们如果认识因果，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按规律办事儿，事情慢慢就成了。就会产生自信和信心，生活就安适进步。
社会的法律体系应该是以符合自然因果而建立。不会忽东忽西，心理就没那么多不安定，人民生活自然和谐。这是法治国家的做法。
但是，这样一来，有法可依，就没毛泽东什么事儿了。回家干啥？他又不想回家跟江青压马路。他就要搞事儿了。
现在看来，帝王之术，就是让人对因果规律产生迷惑，他不让人依据自然规律“种瓜得瓜”，而要中间强插一手，把事情搞得神秘，把“种瓜得瓜”变成“跟我好得瓜，跟我不好没瓜”。
本来，种瓜得瓜，那是老天爷给的瓜。现在变成“跟我好得瓜”，那瓜能从哪里来？毛泽东自己又不能用魔术变瓜出来，他只剩一条路，就是从另外的地方抢和骗。所谓计划经济的分配，就是破坏因果的抢。毛先是明抢（分田分地真忙），然后是暗抢（计划调配）。
最后因为他破坏了因果律，搞得中华大地人民思想完全混乱，甚至都不知道“种瓜能不能得瓜”了，因为毛泽东想拿走就拿走，完全看他的心情和拍脑袋任意决策。所以，大家饿死也不种瓜了（不知道种瓜有什么用），风调雨顺的年代，也能产生大饥荒，死人千万。
看来就是他为了一己之迷、私，搞神秘崇拜，破坏人们对因果律的认识，带来的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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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种破坏因果律，搞神秘主义帝王阴暗手段，能得逞一时（可以从别的地方调瓜，其实就是偷和抢了），不能长久得逞。因为慢慢地，别的地方也不种瓜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他死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吧。
我觉得还是有讨论的必要。讨论，就是认清楚，一个事情到底有道理没道理，人需要两个事儿：道理+勇气。
比如“他说你是你就是”，有什么道理？为什么不是“你说他是他就是”。
比如毛泽东说别人挡了历史的车轮。别人能不能说毛泽东搞封建，忽视社会和自然规律，是挡了历史的车轮，一定会被历史的所抛弃？
这个事情是任意说，还是有理可循？道理何在？这个道理追寻下去，就类似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里的思路，就是最后要类似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要归结出几个“不可更改的公理”。
西方比较习惯公理系统，中国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比如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就是一种公理体系的表达方法。
中国人如果习惯了公理体系后，再碰到如毛泽东说“我不一样”，别人就知道他连道理都不懂，或者明明懂得道理，但是故意欺骗了。
不讲道理的人还能跟他跑吗？
我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说你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有探讨，讨论的必要和余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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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这好像是毛泽东发明的精神瘦肉精，让人不长脑子，只长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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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还让人做螺丝钉。
说得天花乱坠，为什么某一个人就是拧螺丝的，别人都是螺丝呢？
当年的那些报人，也不是无知之辈，为什么被毛一说，就被他说走了？也不仅仅是故意要往坑里跳，而是可能真的认为前面是金光大道，结果开着开着就开到坑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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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本质真实 vs 虚假真实”，历史发展的方向，新闻的快慢，真实，自由，放任。等等。
每个词单独看起来好像都有道理，但是组合到一起，成为一个体系，最后把中国带入文革地狱。
就像化学里的氢，氯，氧，钠，等等，每个元素看起来都是挺好的原子，都是老天爷给的，但是组合组合，有些成为盐酸，有些成为食盐。
他的新闻第一原则就是装逼。
毛的想法和美国、林肯的理念完全不同。
林肯华盛顿都相信有天理。在南北战争期间，有人劝林肯说，“让我们祈祷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吧”，林肯说:“我不起到上帝站在我这一边，我只希望自己站在上帝一边”。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最好按公理、天理做事，而不是希望扭曲天理来照顾我们的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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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理，有信仰和没信仰，差别真的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信仰的毛泽东一辈子都疑神疑鬼，杯弓蛇影，看谁都是赫鲁晓夫，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层出不穷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