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随便便
想到什么说什么。
再一个是女的，那是我母亲同事的女儿，一个安安静静的女孩。小时候跟母亲去她们家玩过。那女孩家有两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弟弟妹妹，我们在一起玩耍，那女孩比我们大好几岁，不同我们一般见识，只在边上看看笑笑，便自顾一边去做自己的事儿。后来那女孩也去了内蒙古的建设兵团，一段时间后回家探亲，却就不走了。时间长了，就有风言风语，也听得父母小声嘀咕过，好奇之下问父母，父母却说：小孩子不懂，不要瞎打听。但时间长了，终是纸包不住火。其实是那女孩在兵团里被人弄大了肚子。那年代与如今全然不同，现如今比鸿毛还轻的所谓童贞在那年代比泰山还重。婚前失身对女孩是天塌地陷无比严重的事情，直接影响日后的婚嫁乃至于一辈子的幸福。而且不仅当事人从此被人指指点点抬不起头来，连父母家人也跟着见人矮三分。那女孩父母后来绝口不提那女孩，好像没那人似的，那段时间里我还曾随父母去过她们家一次，看到那女孩坐在椅子上跟着收音机里学日语，肚子上围着小被子。再后来就再未见到过她。听说他父母在外地乡下给他找了个婆家随便将她嫁出去了。孩子也生下来了，是送人了还是随她一起跟了那个乡下人则不得而知。
除了上述儿时知道的老三届外，我工作后也曾经有过一个熟识的老三届朋友，姓王，他老婆与我女朋友是同事，经常一起玩。王君常来单位找他老婆，一来二往相互熟悉起来。王君那时在宝山路那里的一个上海电影洗印厂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给我搞来他们厂的内部电影票。《少林寺》，《第一滴血》，《胜利大逃亡》，《王中王》等不少电影尚未在影院公映，我已然在他们厂粗陋的大礼堂里先睹为快了。王君经历有点与众不同，他好像并未去过农村，直接做的工人，文革中是造反派，并成了上海造反派头头陈阿大的小兄弟，在陈阿大关照下做了厂里革委会的小头头，当时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后来四人帮一倒，陈阿大跟着完蛋，王君属于四人帮小爪牙一类，虽然免于牢狱之灾，但属于所谓“文革三种人”，受了处分，开除党籍，留厂做洗印电影胶片的工人。
王君个子矮小其貌不扬，嘴角上留着两撇小胡子，人中部位却很稀疏；他老婆骨骼粗壮但相貌端正皮肤白皙，与他站在一起好像扈三娘与矮脚虎。单位里许多同事背后说他老婆是鲜花插在牛粪里，王君知道但不在意，还自嘲自己是武大郎。他老婆很快大了肚子，王君开玩笑说他早就想好了未来儿子的名字就叫“王竖王”（上海话“横竖横”，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意思），后来我们背后就叫他“王竖王”。
他们家那时候住在南京东路福建中路那里的一条小弄堂里，地处黄金地段，但房间极其狭窄局促。一张双人床占了房间的五分之四，客人去家里坐在床上。有一回他们夫妻招待我和女朋友去家里吃饭，同去的还有一对老三届夫妻。几杯啤酒下肚王君与那个老三届男的话都多了起来。王君说他以前得意时候的往事，说他当初如何受陈阿大重视和栽培。他说陈阿大其实有魄力有水平，根本不似民间传闻的是草包司令云云。又说自己以后没指望了，如果有人出五万元钱给他，他“王竖王”就是杀人被枪毙也不怕之类。那个老三届男的开始话不多，后来一开口话收不住，用恶毒语言咒骂毛泽东，我那是第一次听人直接那样咒骂毛主席，震惊意外之余非常不习惯不舒服。那些话如果早十年足以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捉起来枪毙掉。那个老三届当初是在安微插队落户，他老婆是安徽人，插队时结的婚，后来因此回不了上海，留在安徽了。那天他老婆听他在初次见面的我与女朋友面前“大放厥词”，担心害怕溢于言表，不断试图阻止他，但那人一发不可收拾，咒骂不止，说他“一生都毁在那个死老子头身上了”云云。那次事情给我印象深，我对老三届的切肤之痛有了比较直观贴近的感受。
王君后来我结婚时还来参加喜宴，骑辆自行车，后面载着大块头老婆，前面带着当时已经三四岁了的儿子“王竖王”。我去日本后与他们夫妇不再有联系。2003年回国时回原单位去看旧日同事，听说王君老婆已同王君离婚再嫁给了单位里的某人。王君下落不知，他们的儿子“王竖王”当兵成了解放军战士。
最后再说说我在日本时认识的一个老三届。至今记得那人名字叫Z国大。那个国大君是我哥们陈君老婆在车站上偶然相识后领回家去的。他原本在日本没有熟人，在车站遇到陈君老婆，搭讪两句，都是上海人，老乡见老乡，陈君老婆豪爽大度，就把他领回家去与陈君相识了。之后过年过节我们去陈君家聚会，总见到那个国大君也在。
听国大君说他出国之前在上海时也是在里弄加工厂之类的所谓集体单位“混捏洁”（混日子），很不如意——以前去外地插队落户后重新返回城市的老三届很多都被安排在类似的地方工作，我猜想国大君大概也是相同情况。当时国内人出国趋之若鹜，先是比较有能耐的考托福去美国，八十年代中期后先后大批人涌向日本澳大利亚之类国家，国大君没有门路去上述国家，但他也想去国外碰碰运气，于是家里给他凑了些钱做盘缠，他就独自一人跑到南美那里一个本人从前不知，他告诉了我们名字但我们仍然记不住的小岛国上去了。到那里后发现根本挣不到钱，但他打听到由那个岛国回中国途径日本时可以免签证在日本逗留48（72？）小时，于是他买了机票回国，到日本入境后毫不犹豫擅自将48小时延长到无限小时，做了非法滞留的“黑户口”。国大君在日本举目无亲，生活毫无着落，但对于历经过老三届特殊磨难的国大君而言“没有攻不破的山头”。他凭借掌握的唯一一个日语单词“哈衣”（是），跑到高田马场去应征建筑工地临时工。国大君相貌斯文，戴付黑框眼镜，虽然不会日语，但如日本人一般点头哈腰态度谦恭而诚恳，并且干活认真卖力，他大概因此赢得日本人的好感，后来在建筑工地成了颇受日本人欢迎的临时工。国大君那时说他在日本的计划是至少存下两百万日圆（当时大约相当于20万人民币），然后回上海去买个房子，他家在上海似乎还有旧房子，他说以后可以指望拆迁。
我在陈君家碰到国大君多次，但后来突然不再见到他了。陈君告诉我国大君被警察捉进去了。说国大君是自投罗网，他要去某教堂（那人好像是基督徒），找不到路，居然到路边派出所问路，警察听他日语瞎七搭八完全不知所云，觉得他可疑，一查没有外国人身份证就直接把他扣下了。后来国大君便没了消息。按常规应是关押一阵后遣送回国。陈君说他被捉时，早已超额完成了“两百万日圆”计划。有了那笔钱，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在当时的上海若买了房产，现在在上海应该可以吃穿不愁的吧。
老三届里出了不少人物，现在在任的国家领导人里就有不少老三届。此外还有不少名作家，如阿城王小波王安忆梁晓声等等。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老三届是不怎么走运的一代人，他们因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被蹉跎了人生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一步慢，步步慢，等他们终于从农村返回城市时已与时代脱节，很多方面都难以与后来的年轻人相竞争了。本文开头提到在长江三峡游轮上碰到那几个老三届，他们现在都已退休了，当时同桌还有一个年轻人，是军校毕业的大学生，现在部队做技术兵种，少尉军衔，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对自己的境遇待遇十分满意。听那些老三届说他们从前的往事，那个年轻人显得难以置信仿佛听十分久远时代的故事，而那几个老三届对于年轻人的工作生活境遇也是赞叹感叹不已，屡屡说他真是遇上好时代了。他们有这样的感叹和感慨也是不奇怪的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