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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日本人给我的印象并非粗鲁无礼，张扬而又好攻击的。我觉得他们内向但情感细腻，稍显木讷但待人诚实礼貌。不过也有无礼而使人反感的家伙（哪个国家没有呢？）。我在东京时曾经碰到过两个这样的日本人，并因而起过两次冲突。
一次是在第一装备会社打工时的事情。之前说过，第一装备会社是一个不大的清扫公司，当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打工。公司之所以雇用留学生，是因为人手不够，那时日本人不愿意做所谓“三K”工作（三K指危险，肮脏和劳动强度大的重体力活，因三个词汇的日文发音都以“K”当头，故而简称“三K”），而留学生迫于生计，必须勤工俭学，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因而基本都做“三K”工作。第一装备会社里负责人员调度的管理人员如前面提到的森田科长小林君等都是客气和善的人，与之相处并无不适，然而那公司里也有一个叫做镰田的日本人常使人觉得不耐。那个镰田也是个科长，具体职责所在则不得而知，但常在不同工作现场出现。镰田对中国留学生说话时常粗鲁无礼，使人反感。他的惯用语是“酷毙”，就是开除或者“炒鱿鱼”的意思。看到留学生动辄要“酷毙”这个，“酷毙”那个。我觉得他自我定位混乱，自以为是什么掌握生杀大权，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十分可笑。我知道此人令人生厌，但原先并未与他有过过节，有时在工作现场看到他时，也只避开而不与其啰嗦。然而后来有一天，还是直接与他起了冲突。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时我和一个朋友被小林君指派到市谷那里一个叫东铁的会社里做清扫。那份工作时间不长，又在傍晚我们放学之后，而且工资给的不错，所以我们在那里做了几个月，并打算继续再做一段时间。可是有一天我俩去打工时，看到镰田带了一个日本学生坐在更衣室等我们，见到我俩，镰田对我说：从即日起他带来的那个日本学生要在那里打工，要我当日带他一起做，教他做什么如何做等等。我问镰田：此场所不是只需要两个人吗？他指指我的朋友，不耐烦地说：叫他走人，从今日起某君（那个日本学生）和你两人在这里做。我听了觉得此人甚为无礼，但并未发作，对他说：当初是小林君委托我们两个在这里做的，你现在突然带一个新人来，又叫一个熟手走人，小林君知道吗？他听了，眼睛一瞪，大声训斥我说：我叫你干嘛就干嘛，管小林君什么事？再啰嗦，你也“酷毙”。我一听那个“酷毙”，心头之火腾地串起，脱口而出“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与我朋友转身就走。镰田见状反而站起身来一把拉住我说：你现在不能走，这里要两个人手。我说：你不也是人手吗？他口气明显放缓说：我也没做过，不知道如何做，你今晚先带他做。我说：干我屁事，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说完与我朋友两人扬长而去。那次事情，我与我的朋友当时都只想要解气，怎么痛快怎么做，并不在乎被“酷毙”，然而事后第一装备会社却并未“酷毙”我俩。小林君反而劝慰我不要太在意那个镰田，并给我和我的朋友安排了其他的工作。
另一次冲突是在学习驾驶汽车的时候。在外大读书时，通过学校的“生协”（学生会）报名去一个驾驶学校学习驾驶。那个学校是一个原警察署长开的，颇具规模，里面有很多教练。学车时会更换不同的教练，但也常有重复碰到同一个教练的机会。教练大多都还不错，但我也曾经碰到一个让人十分不快的家伙。那人知道我是留学生，说话常常阴阳怪气，使我颇不愉快。我跟他学时，尚未上路，是在学校的场地上练习，每次出错时，他并不就事论事给我纠正，却不阴不阳地对我说什么：这里是日本，不是中国，日本是有法律的（指交通规则），请你遵守日本的法律云云。我开始隐忍不语，后来见他老是拿什么“日本法律”说事儿，有一次按捺不住，回呛他说：你那么精通日本法律何不去大学法律系教法律？我来此地是学开车的，不是听你讲什么日本法律的。他听了无语，但此后便给我小鞋穿，每次犯在他手里，便不给我通过。
日本学车的规矩是，在练习场练习达到一定时数后方可实际上路练习，他给我不及格，使我必须增加在练习场的开车时数，而每增加一个小时都要几千日元。那使得我多付了两三次几千元。后来好容易开始上路练习了，有一次又犯在那家伙手里，坐在“日本法律”边上，心情紧张又郁闷，一不小心又犯了什么错，结果被那个“日本法律”一脚踩了紧急刹车，大声吼道：这里不是中国，请你遵守日本法律。我被他吼得火起，按耐不住，大声回吼道：老子是付了钱来学开车的，是顾客，你吼什么吼！那天回家后老婆看我极不愉快，劝我干脆换个学校算了。我越想越生气，跑去跟日本朋友丰岛社长说，丰岛社长一听便笑说：小事一桩，不必生气，直接去那学校找管理人员“苦情”（抱怨意思），一定会解决的。第二天我便如丰岛社长所说到了学校直接要找校长，里面一个负责人模样的管理人员见我态度很严峻的模样立即很客气地将我引到边上一间办公室，叫人上了茶水，和颜悦色地问我事情的缘由，听我说完后再三跟我抱歉，又对我保证今后绝不安排那个“日本法律”做我教练。那之后，我果然再不受“日本法律”刁难和困扰，学车一马平川，再未“不及格”过。很快就拿到了日本驾照。
在东京时的那两次与日本人的冲突，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印象依然十分深刻。我后来一直觉得在日本一旦遇上让人讨厌的家伙，隐忍是不应该也是不必要的，必须让对方知道：老子不能平白无故地受你的鸟气。（待续）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是按照法治运营的公民社会，无人拥有绝对的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体系使得公民不需要“隐忍”来自他人的压迫，压迫太大不公平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