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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日本人——中国的人际关系

(2015-05-23 11:01:51) 下一个

说明：本文来自邱永汉所著《中国人与日本人》。

如果说日本社会是以“会社”为单位构成的联合体，那么也许可以说中国社会是靠人际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社会。人际关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连接而构成的社会，这种相互连接的关系往往超越组织而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人的派系并非（如日本那样）限于组织内部，而是超越组织相互连接的。

比如，假如你为了申请必须的许可证去政府机关，如果没有什么人给你的介绍信，那么在窗口排队，按顺序排队办理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但往往等很长时间不算，还会遭受冷遇看对方脸色，有时还会被刁难说：去把这个材料补来，那个材料补来，将你打发回去。好容易将材料凑齐回到窗口，又被说：“去那边等着”，一等老半天。看看让你去一边等着的人自己在干什么呢？抽抽烟，喝喝茶，与同事瞎聊聊，时或漫不经心瞟一眼桌子上的文件材料，总之，其实没干什么正事。自己忙的要命，没有时间却不得不心急火燎地在这里等着，看到对方如此心不在焉，不禁会怒上心头，忍不住要发作起来，又赶紧对自己说“等等，再等等，一旦在这里发作起来，就完蛋了”，硬把怒气咽回肚子里去。

同样的场合，倘若是中国人的话就立即会另想办法。知道在这里傻等没用，他们首先会通过亲朋好友想法寻找与该政府机构办事员说得上话的关系。找不到这样的关系的话，他们就会想法打探出办事员的住处，到了晚上，带上烟酒水果篮之类的，将自己的名片也附在里面，送去办事员家。到了第二天再去办事时，递过相同的名片，对方就会“哎呀，哎呀，快请坐”，拿出椅子来让座，然后十五分钟都不用需要的材料都给你搞定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算不上贿赂，只是为了让事情顺利办成的润滑油而已，中国人谁都会这样想。

如果是更麻烦些的情况，比如申请那种如果没有较高地位的人的帮忙搞不定的许可证，上述的泛泛之交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这种时候就需要找出与权利者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这个人去打招呼疏通关系。哪里都一样，中国的政府机关里也一定都有派系。哪个人属于哪个人哪个派系的人，那种关系都是很分明的。在这种组织构造里，没有有关系的人的引荐提拔出人头地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找到那个权力者所属派系的上级关系，通过他（她）去事先打招呼。当然下级人员疏通也是可以的，只要能说得上话的，那么事情就会好办了。

中国社会基本是由这样的人际关系相互连接的，中国人称之为“关系”。关系好，则什么事情都能顺利进行，没有关系则到处碰壁，寸步难行。有需要交涉解决的问题去政府机关，如果没有关系，办事员就会做出公事公办的样子，一本正经。问他什么都会说规定如此，没有办法。“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很难啊”

但是如果有关系打招呼的话，事情就会迥然不同。因为认为是自己人，就会告诉你：“法律虽是这样说的，你不妨可以这样去做，我会想办法给你搞定的”，还会教你窍门说：“一次全部申请的话，会有麻烦的附加条件，不妨分三次一点一点地申请，这样对政府机关来说，审批通过就会容易”，如此这般，从最初开始就教你如何钻法律的漏洞，帮你把事情搞定。办事人员是你的朋友还是毫不相干的陌路人，结果大不一样，所以在中国，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关系”。

说一段我本人经历过的往事。很多年前，台湾有一家信用社倒闭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这家信用社行将倒闭前，台湾银行给其融资几十亿，使之能够还清了一些政府高官和与银行有关系的人物们的存款。这件事被我所拥有的一家杂志社的记者得到了消息。因为有了独家消息，记者们兴高采烈，跃跃欲试，在即将发行的下一期杂志里写有当时的行政院长与此融资有所瓜葛的报道。由于那份杂志读者多，而且在社会上有信誉，行政院长觉得压力很大。我住在东京，对于杂志的编辑事宜并不直接过问，有麻烦事情的时候，才会找到我。

每月一次回台湾的我刚到台北机场，立即有传话给我，让我给某部长和某银行行长打电话。那两位是我平日里关系很好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我打电话问他们。果然是为了杂志上登载的那篇报道，“已经印出来的那些没有办法了，今后的可否想法手下留情？这是秘书长无论如何请求老兄帮忙的，请给我个面子吧”两个人异口同声都这样说。如果杂志上所登载的报道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作为杂志发行人的本人恐怕会被起诉名誉损害的吧。如果是日本官员，哪怕是有根据的事情说类似的话，他们也会去法庭控告。但是，中国人绝不这么干，随便控告，或者禁止杂志发行的结果，只能使舆论弄得更加不可收拾。如果不想使风波变大，而使事情顺利解决，就只有在台面下将事情搞定。为此，人际关系就是最行之有效的，而对此中国人也是最了然于胸的。

上述经验使我对中国社会由人际关系所组成更加有了切身体会。虽说如此，他们怎么清楚我与谁的关系亲密，与谁是怎样的关系呢？在中国的政界或者官场里混，为了出人头地，自己的顶头上司不用说，对长官们的人际关系没有透彻了解的话是行不通的，这一点，通过我上述的例子也能了解。中国人会把这种人际关系仔细调查清楚，为了与权力者傍上关系，还会向上司们的子女，兄弟姐妹，甚至妻子的兄弟姐妹亲戚们伸出触角。周围的人为自己子女们开辟聚财和构筑地位的道路，权力者没有理由不高兴的吧。

这样的事情与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中国人中常见的。蒋介石即使没有那个意思，周围的人也会拥立太子而使蒋经国继位。蒋经国如果不曾对内外明确宣布说他之后蒋家后代将不会继承他的位子，从而主动断绝了那种可能，那么恐怕他周围的人即使不把他的长子蒋孝文或次子孝武推上大位，也会拥立经国的胞弟蒋纬国继承衣钵的吧。蒋经国洞察时事，知道世袭制已不合时代潮流，故决心亲手推动由上至下的民主化。但即使是像蒋经国那样杰出的政治家，也不能避免其子女被娇惯，在他生前，他的儿子们是怎样的飞扬跋扈，父亲过世后，他们又是怎样的命运，只要是台湾人，谁都知道的吧。

像台湾那样巴掌大的地方，权力者的后代们或占据官场高位，或弄个中央银行总裁当当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即使不当官，掌控飞机场的免税店特权，或垄断电力公司煤炭供应的特权，或者其他公共事业的肥缺等等，总之，在利益和权利的周围总是由这些权力者的后代们占据着。他们被称为太子派或太子党，随便怎样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别人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见。当那些权力者死去之后，太子党们也随之离开权利和利益，但其实早已构筑起了庞大的财产。这样的方法，将其视为不再有世袭制之后的当权者们利用人际关系敛财聚财的手段是没有错的。

这样的“炼金术”即使到了共产党的天下，也没有改变。如果以为革命将过去的恶习一扫而光了，那不过是个笑话。太子党们的猖獗变本加厉，改革开放后已具有国际规模。看看那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们所占据的政府部门的要位，看看他们在北京上海海南岛等地的忘乎所以为所欲为，连日本的媒体都时有报道，但并不见他们被追究起诉。因为中国人会担心一旦较真起来今后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就可能遭受报复，从传统的智慧中总结出的明哲保身是中国人在这种场合的做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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