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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文革，就会想起那件陈年往事。年代久远得可以闻到霉味了，但印象深刻，忘记不掉。
那是我们去看跳楼自杀的死人的事。时间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初的某个夏日的下午。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东南角的某大学的家属宿舍里。那个大学那会儿不断有人自杀，多是跳楼而死的。那会儿本人还小，但听大人们议论自杀的事，觉得既恐怖，又好奇，很是刺激。有一回听大人们说那个大学的附属第八宿舍的三号楼有个教师从四楼倒栽葱跳下去自杀，可是跳的时候不巧脚上穿的松紧鞋（一种布面塑料底的轻便布鞋，当时穿的人较多）被窗钩钩住，落地前在窗台处停顿了片刻，可能不胜恐怖，心生悔意，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叫救命。但只瞬间，落地而死，布鞋却留在窗钩上。那尸体在那里停留了很久没人收，说是死者的头涨得比活着时大了一大圈。我那时有个同学住在第八宿舍四号楼，就在三号楼旁边，我原来有时候去那里玩，后来就不去了，总觉得阴森森的有些恐怖。
那之后不久，有一天又听说有人跳楼自杀了。这次是在大学校园内的四号楼。听说是个叫什么卫国的老师，原本正被隔离审查（相当于现在的“双规”，人生自由肯定是没有的，好像还经常要挨揍），后来不知怎么找个空子溜出来自杀了。当天下午，有两个邻居家的大孩子要去大学里看死人，本人常跟着他们玩，那天也跟着去了。
四号楼在大学的最靠东处，挨着围墙，背对阳光。灰色的楼房，灰色的墙。我们到那里却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死人，两个大孩子正在互相问“哪里有死人啊？”不远处一个不认识的大人用手指着大声说：“还找呢，就在你们的脚下呢。”低头一看，真的就在我们的脚旁躺着那个死者。我记得当时的感受：头皮发紧发麻，内心极其恐怖。那个死者面对着楼房，背对着我们。耳朵里流出的血已经干枯，在脸上划出不规则的血痕。地上头周围的一摊血已经发黑渗到泥里。许多苍蝇围着他的头飞来飞去，有的停在他的头上脸上。那个不认识的大人走过来，用手里拿着的一根粗树枝去拨弄死者的头，使得那头转向我们。让我永远难以忘记的是那个脸好像在笑，鼻子里也流出很多的血。
后来又来了许多来看死人的活人。再后来来了一辆拖死人的汽车。两个收尸体的去抬那个自杀者时，汽车尾部的门敞开着，里面重叠着堆放了四具尸体，头朝里，脚朝外，上半身用一种挖战壕用的草包（那草包里边填入泥土可以防洪用的）草草地盖着。那些脚戴着铁镣，有的还是光着脚的。收尸的将那个死者抬来堆在那些死尸上面，然后关上车门开走了。
那天回家以后，觉得很恶心。心神不定，晚饭没吃，父母以为我不舒服，我说没事的。可是，晚上熄灯以后却怎么都睡不着。眼睛一闭，那死者的脸便会突然转过来对着我笑。到了后半夜实在害怕的厉害，忍不住爬起来，去将父亲推醒，说自己害怕睡不着觉。父亲睡眼惺忪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便只好如实相告。父亲责备说“你看你，你看你，都干什么去了呀你！”但旋即又说，“算了，太晚了，快睡吧。到我这来睡。”我爬上父亲的床，睡到里面，搂着父亲的肩膀，终于入睡了。
这事我后来一直不曾遗忘。当时的情景刻骨铭心，一闭眼就能出现在眼前。随着年龄增长，许多次回想这件事，对那死者生不得好生，死不得善死，生前没有尊严，死后还要陈尸于露天，让人拨弄和满足好奇心的境遇感叹无比。同时也对人的冷漠无情大为惊讶和失望。那时候那个自杀者横尸在那里那么久，那么多人去看过，却没有一个人找块布替他遮盖一下，挡住苍蝇，替死者留点尊严。成人后曾读过一篇小说，里面有一段描述蜜蜂对于死去同伴的淡漠和无动于衷，说一只蜜蜂死了，佝偻着身子倒在边上，其他的许多蜜蜂各自忙忙碌碌地搬运着食物，在那死去的蜜蜂的尸体旁来来回回地经过，却视若无睹好像那死体不存在一般。后来下雨了，活着的蜜蜂争先恐后都钻进蜂巢里去，唯独那死去的蜜蜂被雨水冲入到下水道去了。读那小说时，我便想到了上述自杀者，觉得他的境遇还不如那蜜蜂：死蜜蜂不过是被活着的同伴无视遗忘而已，他却在死后还要被拨弄供同类娱乐开心。我也曾反复回想琢磨自己当时既觉得恐怖却仍然毫不犹豫地跟着大孩子去看死人的心理，无非是强烈的猎奇心理而已。小小年纪，就已经具备了为满足猎奇心理而撕扯同类尊严的本能，我后来一直觉得“人之初，性本善”是胡扯淡，与幼时的这段经历大概不无关系。
“沉舟侧畔千帆过”，要是那千帆不觉察或虽然觉察了但不在乎那只孤舟正在沉没倒也罢了，要是还一边庆幸沉没的不是自己，一边欣赏孤舟沉没的惨态，那孤舟该是多么的心寒。
上述自杀者被拨弄转过头来，留在脸上的诡异的笑，我一直忘记不掉，不知道那是不是他对去看他尸体的活着的同类及当时那个世界的嘲笑。
当年经常被妈妈带到单位去
记得妈妈办公室有个姓黎的叔叔上午还逗我玩儿下午就听说被工宣队的人给打死了
那个人笑眯眯的样子现在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