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熙安妮
若熙安妮
前几天早上读到一条新闻，“辽宁省鞍山市14日发生一起致10人死亡的恶性杀人案”；又见一篇回应我的文章——“仇恨是我们仅有的权利”。这是怎样的国家与社会，永无休止的残酷，永无休止的暴戾。为了各自的理由，除了下跪，就是举刀，“仇恨竟然是我们仅有的权利”，我们有那么穷么？是否还有中间道路？
还是那句话，我承认许多人在追求正义，这点让我欣喜，这些人是中国的良心。但是我同样看到，这个社会的戾气在一天天增长，仇恨在一天天扩大——从20世纪开始，所谓改天换地，就是从不断的仇恨教育和复仇行为开始的。我无意批评具体的个人，但这一现象值得大家警惕，我们的文化出了大问题。我们伸张正义，却又走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
补充一点，就是这次争论暴露的问题。我在微博上接到一些鼓励我的私信，但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严重失职与缺席。让我感动的是几位律师的发言，我也不相信他们是收了什么钱才说话。中国不仅缺少中产阶级，而且缺少中间意见阶层。这个阶层应独立于政府与民众，但可怕的是，它不得不随时受到这两方面对其表达空间的挤压。
当然我也很能理解许多人不愿意站出来说话的原因。一是因为进退失据，不知道是说好还是不说好；二是因为没有勇气或者出于谨慎——犯众怒表达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风险。我说我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奥里维，不愿意憎恨，愿意公正地对待我的敌人，在一切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不必成群结队，我的实力就是独立思考与表达。
可是奥里维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在一场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中他为了营救学生被马踩死了。包括我所敬爱的罗曼·罗兰、茨威格，当年他们何尝不是因为独立表达而被群众围攻，被朋友孤立。因为那个时代，仇恨蔓延，人们更愿意追随急于行动、快意平生的英雄主义。所以，谁反对仇恨，谁就被打成叛徒，谨慎的人，被称为胆小鬼，有人性的人被称为软弱的人。不过，即使是被误解，他们还是在坚持。茨威格说得非常好，世界上还有一种英雄主义——正如他在罗曼·罗兰身上看到的——一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一人一支队伍，其实不过是一种理性担当罢了。
有人说，你为什么要为药家鑫辩护？其实如果细看我的若干文字，就会发现我根本不是在为他辩护，而是对中国文化与社会整体的担心。接下来，让我们放下药家鑫案，面向更遥远的未来，说说我最真切的忧虑。这也是我此行最真实的目的，不为谁辩护，只为中国有一个可以期许的未来，为让社会真的好起来，而且在好起来之后不得而复失。
我特别推荐一本书，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按有些人的说法，图图大主教应该是“西奴”了。事实上，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从来就不会见风使舵，吝惜自己的批评。图图大主教对西方不是没有批评，最经典的是1984年，也就是他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那年冬天。他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中国的殖民地时期虽然早就过去了，但是转型期却是如此漫长。而且，这个转型期和南非的经历在有些方面很像。比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便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中国的城乡分治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若干年前中国农民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南非的黑人。
接下来，我特别从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找出几段很有意思的话，准确说是三个片断，让大家看看南非是如何从“躲猫猫”时代成功转型并且走向和解的。
一是转型成功之前。“南非人记得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人。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这些话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却根本无法让黑人相信。我们还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残而死。黑人觉醒运动的年轻学生领导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据说1977年9月，他和审讯者发生不可思议的无理争吵时，以头撞墙。史蒂夫被扒光衣服用警方的卡车运了1500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亚，据说是要接受治疗，可是到达不久他就死了。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他被监禁的伊丽莎白港对他进行急救，或者为什么必须让他赤裸着处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亚。”看到这样的段落，这样的故事，是不是觉得和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像？这是南非的“躲猫猫”时代，里面充满了“纸币开手铐”、“喝开水死”。
二是转型成功之时。图图大主教这样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坠入情网的那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后的美人。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我们真担心会从梦境中被唤醒，睁开眼睛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中。有人表达出了这种梦境的特征，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三是如何避免新的灾难。唐德刚先生说中国将用两百年的时间完成大转型，所谓穿越“历史的三峡”。时至今日，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认同现在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也就是说，都承认还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我们都有一个信念，中国一定会成功转型，步入我们期许的理想国家的殿堂。
任何一个国家，在转型成功后都要面临一些历史问题的解决，比如“文革”的问题，还有其他很多问题。南非没有选择清算，而是有条件的宽恕，南非的新领导人也看到，清算将会导致南非族群再次分裂。以图图大主教为首，南非成立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图图大主教在书中说，“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冤冤相报的司法正义，让南非倒在废墟中——如果这样也称得上胜利，那就真是皮鲁士式的胜利，得不偿失了。……我们国家的谈判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无条件大赦（或全民遗忘）这两个极端方案。”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迫害者完全坦白自身所犯罪行，以真相换取自由。已捉拿归案却拒绝交待真相的人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人将面临被捕、起诉和下狱的命运。
如施明德在序言中说，“南非的命运得以反转，除了国际局势的变动，柏林墙崩塌、苏联瓦解外，更在敌对双方的领袖，他们跨越了许多人性中、权力中的阻力，向世人展现了他们不平凡的风范：白人戴克拉克总统敢于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政权，甚至是交给曾为世仇的对方，这可能让他遭到被支持者抛弃的命运。而倘若他的对手曼德拉先生，是一个誓言血洗族群之仇、歧视之怨的人，那么使南非在劫难逃的命运将紧紧箍住这遍地伤痕的国度，使它永不得翻转。但曼德拉先生没有让自己的苦难成为挑动族群伤痕的武器，他成为和解及宽恕的化身，让白人信任”。
对于将来，如果你愿意承认宽恕本身也许在提供一种出路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培养这种精神。
我有一个朋友，上大学的时候他过得非常不好，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前几天我整理他的一些东西，重读了这封信。在这个信里他说我每天都忙忙碌碌特别辛苦，每天都忙于耕耘，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播种。其实有的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很超前地讲中国的一些问题，我想回答的也是这么一句类似的话，我想说的是，我只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播种而已。
（编辑 艾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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