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agela
随缘，感恩，享受生命的美
我和那一大批人一样，经常被赶上了。刚上小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停课在家玩了两三年，到小学四年级才正式“复课闹革命”。一九七一年上了中学，还是学工学农，野营拉练，传达文件，运动批判，加上三不五时的迎接外宾的活动，还有整整一年停课排练第三届全运会的团体操，五年的中学时代，天晓得真正上过几天课。
一九七六年高中毕业，我和同学们一起被分到了北京朝阳区来广营公社南湖渠大队插队，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巴，成了一名知青。我要是晚毕业一两年就不用去插队了。严格说来，文革末期的知青和那些去延安内蒙云南新疆的“老三届”相比，生活境遇已经不太相同。由福建莆田县的小学老师李庆霖在1972上书毛主席的信件最终导致国家在1973年制定了保障知青基本生活的具体规定，在插队的第一年由国家向每一位知青提供每月十元钱的生活补助（当年的十元可以勉强维持一个城里人一个月的伙食），而生产队必须为知青建造知青宿舍。知青插队两年后就可以返城就业，但是就业方向和名额都是不确定的，插队三年四年甚至更长时间也不能回城工作的人应该也不少，决定命运的除了运气就是后门吧。
我们的知青宿舍是一排7间的平房，每间房住三人，西边三间是女生，东边四间是男生。吃饭由大队派工统一做，吃多少打多少，没限制。当然没什么油水，但管饱。到生产队的第一天，队长到宿舍来看望我们五个新来的女知青，鼓励我们说：农村空气新鲜，粮食好吃，待上一年你们都得胖。你们瞅瞅那些老知青。我们生产队有比我们早来一年的女“老知青”，有几个真是银盘大脸，面色十分红润，身材前鼓后翘，倍儿瓷实。大概因为我的骨架较粗，老队长特地指着我，说我最有发胖前途，真让我受宠若惊，不胜惶恐（怕胖啊）。
两年的插队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累。生活的艰苦不至于不能忍受，但是干农活真是累啊。本来城里的女孩子没有劳动的习惯，没有劲也不会干活，我的胳膊和手又天生虚胖没有肌肉，比一般的女孩子更少点干巴劲儿。更要命的是我这人天性要强，又死心眼，队长让锄两垄地我绝不会锄一垄半，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咬牙拼命。我每天都完成跟其他女劳力一样的工作量，翻地，插秧，割麦子。。。记得只有一件事我真的干不了，那就是掰玉米，我的手劲不够，拽不下来。我也有接到美差的时候，大家管这种活叫“宣泛活”，比如说拉牲口。拉大牲口是男劳力的活，我也就是拉个毛驴。第一次拉毛驴干活，那畜生欺生，刚下地就直接跑回村里回圈了，还有一次我喂它吃东西，它竟然吃坏了拉稀了。最难忘插秧时那防不胜防的大蚂蝗，能直接钻进腿上的血管喝血喝的全身通红。被咬的人嗷嗷叫着（大家都怕，农民也怕）把那恶心的家伙从小腿肚打出来，擦干净血迹还是要继续干活；还有清晨3，4点独自去村外大渠给稻田放水，一路惊起草里乌泱乌泱的大蚊子扑头盖脸；也有让人怀念的比如说傍晚或夜里收工的时候又饿又累，我和那些年轻的农村姑娘们有时一块“饱吹饿唱“，一路唱着歌走回村（1977年文革前的老歌刚刚解禁，觉得特好听），路也就没有那么长了。这样拼命干活的结果就是身体受伤，我上大一的时候，经常腰痛得不能弯也不能直，双肩酸麻，右边髋关节也经常疼痛。好在年轻，经过一年的休息和调养这些伤痛也就慢慢好了。当然我也完全没有发胖，城里姑娘插队劳动还能胖起来，要不是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
常常看到有人争论，文革时在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生产队几十上百户人家，每一家的阶级成分就像是姓甚名谁属于ID的一部分，我们知青是绝不可以走进成分不好的人家的。那些地主富农分子都已经上了年纪，在各类政治学习和开会的时候会被命令站在边上接受批判，还经常被生产队派去打扫厕所，场院，或干其他杂活，而且完全是无偿劳动。一些知青曾看不下去表示过同情，被团支部书记大香子严辞制止了。大香子大名叫李义香，是个温暖而开朗的姑娘，比我大不了几岁。她家姐妹几个个个模样周正，大香子还代表农民形象做过天安门某个群雕的模特呢。大香子是我们知青的直接领导，常常告诫我们:在农村阶级觉悟是最重要的，阶级立场的错误千万不能犯。亲不亲阶级分在这里是最贴切的了。好玩的是大香子后来嫁给了本村一个富农的儿子，说明觉悟是假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爱情才是真的。这当然是文革结束后的事了。
女知青在农村被人欺负吗？--这个真没有，在我所看到，听到，知道（包括询问其他当年的知青）的范围以内，没有哪个女知青遭到当地农民或各级领导的性侵犯。文革的确疯狂，但文革并不鼓励性犯罪，相反，一些正常的两性交往甚至夫妻生活有时倒被批判成思想复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挂上破鞋批斗。内容都是侮辱和侵犯他人，形式上是另一个极端。所以有些文艺作品或奇葩“回忆录“把文革时的中国说成是性的地狱，女知青成了性犯罪受害者的代名词，我认为这里面水分很大。前些年很流行当年的知青带着孩子回到农村去看看自己生活过的地方，看看自己熟悉的老乡，他们应该不是带着那么痛苦的记忆回去的吧。
在农村的两年里我又赶上了很多事。有唐山大地震，北京居民狂盖地震棚，大街小巷一片破烂狼藉；有毛主席逝世，有粉碎四人帮，最后在1977年冬天我赶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结果以4门总分359分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离开了生活了近两年的农村，终于回了城。
记得插队时有一次跟一个小伙子一块干活，他愤愤不平地说，就该让你们城里人上农村来干活，凭什么就该我们脸朝地背朝天，一个汗珠摔八瓣，在土坷垃里刨食吃呢！我哭笑不得，心说我们下农村了，也不代表你能进城啊。世事难以预料，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来广营乡开始了拆迁和城市化，成了北京著名的望京住宅区的一部分。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两张过去是南湖渠村，现在是南湖西里社区的近照，如下图。农村，农地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住宅楼群，各类商店，服务设施，娱乐场所，垂钓中心、水上乐园、网球场等等，房价现在大概是每平方米4万人民币。来广营人也都成了比老北京人更有钱的名副其实的城里人。看着照片我不禁想到，这些楼上没准哪个窗户的里面还住着我记忆中的二头子，三头子，刘燕茹和大香子…你们都好吧！
７８年考入大学回城。那可是段珍贵但决不愿重复的经历啊！
老姐姐你如今还好吧！珍惜生活，多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