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天安门之 援引：环中网报道称 六四翘楚已沉沦，生存挣扎无尽头

  近日海外媒体出现一篇关于当年六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干将们对比的文章，颇为有意思，昔日六四翘楚在学运过程里叱咤风云，享誉万人拥戴，可如今都已沉沦，生存的艰辛与压力早已让这些早年就投入政治浪尖的学运领袖在为自己的后半生着落而挣扎。 

 

昔日学运领袖 今日挣扎沉沦

   
   近日海外媒体出现一篇关于当年六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干将们对比的文章，颇为有意思，分析指出他们出身面貌，背后政治动机的不同等等，但是无论他们当年如何风光无限，今时今日，比起当年的意气风发都已陷入人生低谷，为了后半生的生存而奔波，完全可以视作挣扎状态，甚至苟延残喘，这绝不是当年他们所预料到和期盼的结果，然而现实的发展就是这么不以人的意愿而改变。

   该做过中共监牢的王丹，现在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当年他是以保外就医（就是中共常用的赦免方式）的形式被释放，流亡到美国的。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政治外交能力对世界影响力的空前加大，民运势力在海外给中国所能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小，当年的民运学生领袖们的反共价值也日渐贬值，这也是为什么王丹、乌尔开希和柴玲都没能最终立足美国长久定居的根本原因。
 

   王丹在美国取得过东亚语言学博士专业学历，所以能在学术圈里扎根，但必须明白，学术成就才是立足根本的学院派系竞争同样激烈，王丹没能呆在美国出走台湾，2009年8月于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任教，2010年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客座助理教授，2011年被台湾国立成功大学聘请为客座专家，2012年1月，成大的一些老师强力反对王丹在成大教课，不得已2012年9月，履职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客座助理教授，在同年9月，担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王丹在台湾的工作并不稳定，他更倾心于社会运动，这也符合他当年学生领袖的身份追求，实际上是他个人没有扎实的学术能力，无法胜任自己的学术教育工作，游走于各种会场才是他的长项，这也是很多方面都揭露他是拿台湾政府钱来搞反共的事实接近，身无长物总要被人拿短，遭受利用。因为才华有限，遭受圈内排挤，各种辛酸他必自知，为了求生存，求瞩目，王丹刚刚人到中年就只能依靠回忆录来控诉中共混日子，可悲可叹，在所谓六四学生领袖中他已经算是混的最有人样的了。
 

   说道吾尔开希，逃亡到美国后也没能最终在民运势力里混出个江湖地位，虽然曾与人共同创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担任副主席，但亦陷入到长久内斗里，为自己人身安危计，在美期间结识台湾赴美女留学生后，给自己找到了后路，一路出溜到台湾做了上门女婿。吾尔开希在台期间可算是尝试过很多行业，但最终还是选择卖嘴，因为除了嘴大，他更是没有什么真本事，现在自封为政治评论家，其实就是各个媒体平台混场子，拿茶水费。在2004年吾尔开希到过香港，曾表示希望并呼吁中共赦免，让他回国，没能得到任何响应，可见这时他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和筹码。2009年6月，澳门政府机构拒绝吾尔开希入境，他当时表示回来目的是向中共自首，并要求中共“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协助他返乡探亲。这个时候的吾尔开希早就没了骨气，俯首只为个人利益诉求。但当年大陆发生“七五事件”，作为维族血缘，又给了他表现的机会，吾尔开希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发表声明，认为是政府镇压维族人和平示威，呼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施行民主。不论其目的如何，如果继续坚持自己理想，当职业反对者也令人钦佩，但是时隔近近一年，2010年6月4日，吾尔开希再次透过自首的方式，要求与中国大使对话，因不得其门而入，而想硬闯入中国驻东京都港区大使馆，随即被日本警方逮捕。从行为上看，这是多么反复无常之人。他在民主派口口声声宣扬的自由民主的台湾应该很满足才对，怎么一再动作，甚至举动失常，要求回到专制独裁的大陆受中共监押呢？美国呆不住，台湾的环境对他也是折磨么？这还没有完，2013年11月25日，吾尔开希乘坐往曼谷在香港转机期间向香港入境处表明是中国的通辑犯并要求自首，冀香港方面能拘捕他予中央政府，以换取与家人见面的机会，但最终入境处把他遣返台湾。屡次闯关，哀求中共允其回国，这是何等的令人唏嘘，当年的学运领袖今日竟如丧家之犬，连个正经的人样都混不好了。

   经历过婚姻挫折的柴玲，现在是一个混迹于商业领域的经营者，也是一名皈依了基督教的耶教徒，要说她之所以有今日的选择，还是人生坎坷而不得不寻求归宿感所致，长期得不到安全感使然。柴玲宣称自己曾四次被迫流产，最初两次在北京大学本科生期间，第三次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第四次是1990年流亡巴黎期间。实际上熟悉大陆历史政治环境的人都明白，20世纪80年代，大陆在性自由选择上依然封闭，即使是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能随意就出现堕胎现象，除非自己生活不检点，也没有采取必要避孕措施，才会导致选择流产，那时为学业也不会把孩子生下来，这完全是由自己个人性开放所致，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女人是不被社会道德认可的。柴玲的人生顶峰就是在1989年和199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未有获奖，与戈尔巴乔夫、哈维尔、曼德拉诸人，并列为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那个时候她是何等风光，今夕国际社会上还有谁记得柴玲？曼德拉到是作为一代伟人安眠去了另一个世界。

   柴玲的商业经营并不顺利，毕竟她是政治人物，她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标签，2007年，担任Jenzabar公司总裁的柴玲以损害名誉和商标侵权为由，起诉《天安门》纪录片制片人卡玛。美国法院决定不予受理有关“损害名誉”的起诉，对“商标侵权”的指控，法院也认为其胜诉可能极小。最终柴玲官司输了，公司被令赔偿51万美元律师费。2013年10月16日，麻州最高法院就长弓提出的律师费和相关费用问题作出判决，责令Jenzabar支付 51万1943.12美元律师费和相关费用。

  实际上柴玲选择的路越来越窄，和她的政治背景关系极大，反一胎化组织“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 主管张菁于2012年在美国对柴玲提起诉讼。因她信仰天主教，但信仰基督教福音派的柴玲强迫她改信失败后，开除她的职务，她所创办的妇孺权益保护团体“中国妇权”，也失去了柴玲的资助，因此张菁对柴玲提起侵犯人权与宗教自由的诉讼。现在柴玲是官司缠身。身心疲惫，已快步入知天命年龄的柴玲大婶在2012年6月4日以英文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原谅他们》，称已原谅中共，2013年5月，柴玲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时再次表示因已信奉基督教并受洗的关系，已原谅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及进行镇压的士兵，更表示对六四纪念日的到来由痛苦转为感到喜悦。这倒不是柴玲发自内心有所感悟，而是她目前的处境让其身心俱疲，无法应对各种现实压力，锐气早已磨尽，无法在适应折腾。

  以上三人都曾在六四过程里叱咤风云，享誉万人拥戴，可如今都已沉沦，生存的艰辛与压力早已让这些早年就投入政治浪尖的学运领袖在为自己的后半生着落而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