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 中国行记，游大连（一）

一. 中学同学

1.飞机晚点

   2013.7.15.下午4时许，青岛流亭机场。

与张乐告别后，离班机起飞还有半个多小时，没事闲逛，远远地看见一卖冷饮的冰柜。老伴提议“咱们去吃雪糕吧”，边说边走过去。“和在家吃的那种很像，你去买吧。”通常这种事我都是等现成的。老伴指着价格标签笑道：“80元，没搞错吧？网传美国驻华大使拒绝喝机场咖啡，看来今天咱们也得拒绝吃机场雪糕了！”

这时戏匣子里传来通知，前往大连的CZ6405次航班因故晚点。马上给已在大连机场接我们的小玲姐打电话，她们一行得到通知后去机场茶座喝茶聊天去了。

这是我很不理解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机场建设，和大铁路、大公路及大桥梁一样，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机场管理却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前不久的一项统计数字表明，晚点率最高的机场，当上海、北京莫属。也许，除天气因素外，军事上的航空管制是晚点的另一主要原因。

飞机晚点一小时起飞，40分钟后抵达大连周水子机场。因天时已晚，小玲姐提议，我们先去吃饭。于是几个40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小玲姐、少润、庆华，刚子，我们一起从机场直接去了富丽华大酒店。    

这是个我很熟悉的地方，当年是大连最好的四星级酒店，我曾参与过“酒店给排水竣工图”的测绘。

坐在考究排场的包间里，用着高档餐具，享受着一流的服务，但吃的却很“家常”。身为大老板的刚子为我道出其中的奥秘，在这里吃东西的原则是：“养殖的海鲜不吃，非散养的肉类不吃，非绿色的蔬果不吃”。原来如此，有钱人都返璞归真了。

 

2.宣传队好友

我们四人都是同一所中学的宣传队好友。所谓宣传队，就是把几个能唱会跳的学生组织起来，经常给自己学校的同学演节目，也时常参与一些学校及社会的文化活动。当宣传队员是件很荣耀的事，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在政治上受歧视，这种荣耀和我相距甚远。

幸运的是宣传队柳老师不知怎么发现了我，挨间教室、楼上楼下地找，最终把我调到了宣传队。在队里我如鱼得水，编相声，写歌词，跳舞唱歌，由一个自闭内向、少言寡语的“丑小鸭”，变成了一个热爱写作、活泼开朗的“文艺青年”。

我们四人家住得都很近，刚子有几个哥，小玲有几个姐，少润的小弟几岁，庆华的妹子乳名叫什么，全都门儿清。

小玲姐很聪明，下乡时就是当地学校的数学老师。恢复高考后队长不想放她走，威胁说：“去考吧，考不上也别回来了”。因此小玲姐没参加高考，但进取心很强的她，后来入中央党校学习并毕业。小玲姐又是个特别热心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讲：“外路精神有的是”。几十年联系不上的老朋友，她都能找到。我家里的事，她也大包大揽，热情帮助。

少润是我们的宣传队长，舞跳得很好，是那种一上舞台就来神的人。在卡拉OK唱歌时，少润一亮相老伴就惊叹：“他往台上一站，就像灵魂出窍一般脱离了尘世。”台下的观众瞬间能被他的眼神摄住，被他的真挚打动！

庆华的为人特别诚恳、正派，当年我离开大连时，他哭的很伤心，还赋诗表达兄弟之情。在QQ上有过几次交流，他对儿时的友情特别珍重。他的记忆力很强，能把30多年前的老歌、老词记起来。

刚子小时候和我的性格相像，有些内向、不愿说话，我们很合得来。刚子的哥哥是个专业快板书演员，所以刚子的快板打得很好，私下里传给我这门秘籍，成为我的快板师傅。我们学校出门拉练、去龙王塘“抗旱保苗”，我们的手艺就派上了用场。像电影里演的一样，编一段快板词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面，边打板边唱词边比划，从队伍头说到队伍的尾，然后跑回去再来一遍。别人走一个20公里，我们走两个，那种“英雄般的豪迈”，令人难忘。

我们学校，是极左年代的极左典型。在军代表的策划下，学校成了军营。全校编成营级建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小玲姐属红五连一排，我是红五连四排，学生都以战士自居。上学时穿着黄军装，每人扛一杆自制的木枪，到学校练习拼刺刀。

每年少的可怜的学习时间还要保证三个月的劳动课，没那么多活就到处找活干。学校附近的一座山被我们大干一个冬天，挖成上下三层、蜘蛛网般的防空洞，开春后全都塌了。

龙王塘村离我们学校约20公里远，有一年夏天干旱，全校“战士”步行40华里到龙王塘去“抗旱保苗”。

大连工矿厂是我们学校的对口领导工厂，我们到工厂去“请战”，人家没活给小孩干，我们就顽固坚持“不下火线”。被逼无奈，人家就让我们去搬垃圾。这正是考验我们的大好时机，于是乎把工矿厂的一座垃圾山搬走了。

区里面分配给别的学校的任务，莫名其妙的被我们抢来。我们在兄弟学校的操场劳作，人家在朗朗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情节很是荒唐。

 

3.恩师柳先生

终于见到柳老师了，到大连后的第三天，小玲姐召集大家吃饭，请来了柳先生。她老人家还是那么风度翩翩。

“柳先生，你差点引导我步入歧途。”

“这话怎么讲，我有那么大能耐？”

“我当年铁了心要考戏剧学院。”

“那多好，你和张艺谋就是一拨人了。”

“家里坚决反对，说那是不务正业。”

“也有道理，这行当不稳定。”

“您说的对，现在我也这么想。”

柳先生善解人意，思维清晰，讲话语速和年轻人一样，甚至更快。我也趁机问了柳先生，

“当年怎么想到把我弄到宣传队？”

“没什么原因，就是看见一个小小儿（小男孩），长得挺俊的。”

也许是老天的旨意，柳先生的这一发现，整个改变了我的一生。下乡时，因为我的“特长”，从被抽调到县知青办帮忙；在工厂，因此干了好工种；以后又写过电影脚本，话剧本，在大学工作时，还荣任了学院合唱团指挥。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爱好”。

席间，大家都把思绪集中在那十六、七岁的青葱岁月里。我和老伴，郑重地给柳先生敬了一杯酒，我和庆华还唱起了柳先生当年谱写的歌曲：

“滔滔的江海啊，碧波如花迎旭日，巍巍群山啊，松涛如雷遍苍穹……”

 

2013.10.19. 於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