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4年冬天，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严冬。在扑面而来的批判大潮面前，梁先生先病倒了。父亲和原“都委会”秘书长王栋岑赶去清华园探病，已经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强撑着起来迎客。她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当面向王栋岑驳斥对梁思成的种种批判，为丈夫和自己做了犀利而无畏的辩护。 她对王栋岑说，你们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历史，有一天后代子孙懂得它们价值之时，你们再建的就是赝品、是假古董。那一天会来的！她还谈了许多对批判“大屋顶”的不同意见。思路之清晰，锋芒之锐利，还有那不减往日的所向披靡之气势，完全不像个距生命尽头只有几个月的垂危病人。在此之前，郑振铎曾请文物界名人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对乱拆古建大为伤感，说推土机一响，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寿终正寝了。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对拆城墙是坚决反对的，此后他亲笔写下的《拆除城墙问题》，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从那些铿锵有力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颗坦忱炙热的赤子之心。在场的历史学家兼副市长吴晗却不以为然，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 梁先生说，那种味同嚼蜡的官话，连比他位高权重的彭真都不屑一讲，他却大言不惭、津津乐道。林徽因虽已病得弱不禁风，听后仍当即拍案而起，点着吴晗鼻子，疾言厉色怒斥的声势如击鼓骂曹。
1953年8月，北京市召开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讨论会，由吴晗主持会议。林徽因在会上发言：“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艺术从来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吴晗的回答是：“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父亲一向激赏林徽因的嫉恶如仇，才高如天，称“她的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但父亲还说，林徽因早逝，也许是她的造化。她是个多么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语，从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的“反右”和后来的“文革”，她的遭遇不可想象。就如我们无法想象鲁迅活到解放后会是什么命运一样，或许正像某权势人物断言的一样，要么闭嘴，要么坐牢。
1955年初，林徽因病得更厉害了，需要进城就医。她的身体已完全禁不住从城内到清华的往返颠沛，可城内一时还没找到能住的房子. 父亲回家和母亲商量，决定把梁思成夫妇接到我家来住。我刚从住宿的学校回家过周末，听到父亲的提议，欢天喜地，“爸爸，我跟你去清华接他们！”
母亲边织毛衣边皱着眉头，犹犹豫豫地说：“肺结核可是要传染的呀。”
父亲说：“注意隔离就行了，准备几套专用碗筷，多煮一煮，问题不大。再说，梁先生正在城里找房子，只暂时住些日子。”
“我担心孩子年纪小，万一传染上，是一辈子的事。”母亲仍忧心忡忡。
20世纪50年代虽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雷密锋”，但家家户户对肺结核还是谈虎色变。“你说呢？”父亲抬起头看着我，“梁伯伯和徽因妈妈需要帮助，你怕不怕传染？”
“我不怕！”我扬起脸，一副刘胡兰赴刑场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父亲饶有兴致地盯着我。
“只要我喜欢谁，就什么都不怕，连死都不怕！”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听听，听听！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女。”母亲摇头笑起来，“女小囡这种脾气，大起来事体多煞啦！” 父亲燃起一支烟，缓缓讲起他在英国读书时听到关于蓬皮杜母亲的故事。他说，当时蓬皮杜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个普通法国人，1944年前后，蓬皮杜在戴高乐临时政府办公厅任职。认识他的人，都会谈论他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蓬皮杜母亲读书时，一位要好的女同学患了肺病。熟人都像避瘟神一样躲开她，只有蓬皮杜母亲勇敢地向她走去。她悉心地照料着这位朋友，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当她知道自己也传染上了肺病时，平静地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但我做了上帝要求我做的事。
“她这么听上帝的话，上帝为什么不保佑她，还让她也得了肺病？”我愤愤不平得很。
“信仰是一种神圣的奉献，如果付出什么，就要得到回报，甚至是加倍的回报，那就不是什么信仰，而是一种交易，做生意，懂吗？”父亲拍拍我的头。
我虽然点点头，其实一点也不懂；正因为不懂，才记得格外清楚，希望有一天能弄懂。以至后来，我不敢为自己向神明祈求什么。童年时父亲的话刀刻似的印在心里，很怕神明鄙薄自己，以为我在与他做交易而亵渎了神明。 1954年初冬时的林徽因，已经形销骨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从学校回来，站在她住的房间门口，悄悄地向屋里张望。徽因妈妈穿着一件蓝色的旧棉袍，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她半倚在床上，轻轻向我摆摆手，既是打招呼，也是示意我不要走近她。我呆呆地倚在门框上，远远望着她，眼前总是出现新林院8号一张张照片上那些让我难忘的美丽面庞。 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睛，似乎她生命中的一切智慧和能量，都在那一双能穿透一切的目光中闪耀。在那双眸子的注视下，任何人心中的秘密都不将成为秘密，任何龌龊污秽都无处藏身。可眼前，她目光中的火焰黯淡了，如一朵在风中摇曳的烛火，尽最后的力量挣扎着。
记得林家的下午茶，有时会讨论各种问题，有时也会兴之所至地读起某位诗人的诗篇。父亲说，林徽因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异，无论是济慈、雪莱，还是勃朗宁夫人、叶赛宁、裴多菲、惠特曼……有谁记不住、背不出的诗句，林徽因都能准确无误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欢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读那首诗时，在座的陈岱荪、金岳霖曾被感动得泪光闪烁。
回家的那个下午，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只觉得心里压着什么，很重很重。我看着梁先生亲自打开炉筒上方的炉门，一铲一铲地往里添着煤块。那间卧室的取暖炉子很高，至少有一米二左右，梁伯伯看上去非常吃力。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让阿旺娘帮忙？连我也可以帮忙的。父亲轻声告诉我，梁伯伯说了，炉火是徽因妈妈的命，稍一着凉就有危险。梁伯伯一直是亲自侍弄炉子，别人弄炉子他不放心。这么多年了，都是他自己动手，时刻监视煤火的燃烧情况，决不能让煤块烧乏了。其实他自己，也患着多种疾病，由于患有脊髓灰质炎，常年穿着钢背心，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呵护着跟自己一样多病的妻子。正说着，梁先生走过来，从客厅炉子上一只蒸锅的金属盒子里，用镊子夹出消过毒的针头针管，放进一只白搪瓷的腰形盘子里。
“又该打针了？”父亲问。
梁先生抬腕看看表，点点头。梁先生拿着注射器进卧室了。无论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梁先生都技艺精湛，水平与专业护士不相上下，那都是长年照顾妻子练就的本领。林徽因体弱，切除过一只肾脏，有时忽然无名火起，易躁易怒，情绪激动。但梁先生永远不愠不火，轻声细语，耐心安抚。为了怕主人误会，他和父母聊了很多关于中医的医理，说起阴虚阳亢患者常有的症状。他说，健康人往往不能体会病人的状况，我也是病人，对此有切肤之痛。物质决定精神，脏器的器质性病变，真的会改变人的脾气性格，那就是病，很难用理智控制的，不然病人和健康人就没区别了。梁先生在我家常谈起他对疾病的感受，仿佛多少难言之痛都被他对妻子博大深厚的爱意融化了。
“这是我见到的真正好男人，好丈夫。”一生中，我无数次听到父亲的感慨，“都说母亲对儿女的爱才是无私的，我看梁先生对林徽因的爱才是无条件的，义无反顾的。”
母亲准备为客人炖她拿手的上海“腌笃鲜”。梁先生得知后，先向母亲鞠一躬，笑盈盈地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摘帽行礼动作，“夫人，可容老夫进一言？”
母亲忍俊不禁，微微屈膝还礼道：“愿闻其详，请先生明示。”
梁先生这才说：“徽因肾功能差，她的进食有许多禁忌，冬笋竹笋即在其中，医生要她尽量勿食笋。”
母亲说：“这好办。冬笋是最后下锅的，下笋之前，先把肉汤盛一些出来就是了。”
梁伯伯笑着作揖道：“善哉，有劳夫人，多谢多谢。”
梁先生的幽默乐观，经常给我们家带来欢乐轻松的笑声。无论是炖好的鸡汤肉汤还是银耳汤，或是蒸好的蛋羹，梁先生总是先用小勺尝一尝冷热咸淡，觉得合适了，才端进屋里。有时就坐在床畔，一勺一勺地给林徽因喂食。母亲为此曾有感而发道：“我一辈子不羡慕谁家荣华富贵，有钱有势；最羡慕人家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像梁先生夫妇那样。” 当我进入知天命之年时，忽然懂得了叶芝那首《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头白了，
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
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
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火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每读到这首诗，眼前就会出现目光柔和、微微躬着背，在林徽因床边忙前忙后的梁先生，那应是人间最美的画面。 不久，林徽因肺部大面积感染，高烧不退，住进了同仁医院。不久，梁先生也发现被传染上肺结核而住进了妻子隔壁的病房。父亲去同仁医院探望时，命悬一线的林徽因已经气息奄奄，她只是以生命中最后的力气，用力注视着梁先生和父亲。
“我只见她的嘴唇轻轻动了动，说不出话来。”父亲说，“看见她和携手一生的梁先生默默对视，久久无语，那种诀别前的相依不舍，真让人肝肠寸断。我别转头冲出门，才敢让泪水流下来。”
1955年3月31日，是梁思成夫妇结婚二十七周年的日子。当年的那一天，结束了美国学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当时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周希哲先生（梁思成大姐梁思顺之夫婿）家中举行了婚礼。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作为婚期，缘于这一天是宋代《营造法式》作者李诫刻碑上的唯一日子。他们为自己心爱儿子取名梁从诫，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建筑师。李诫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人。不仅是宋代一位杰出的建筑家，还是卓越的学者和艺术家。他在地理学、文学、绘画、音乐方面都有非凡的造诣。作为一位建筑师兼工程师，他的官职高达“将作监”，主持过的工程包括朱雀门、龙德宫、棣华宅、慈钦太后佛寺等难以胜数；而他亲笔写下的《营造法式》，是迄今为止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著述。但这部巨著，却成了一部无人能明了的“天书”。文化底蕴深广的知识者不谙书中早已失传的“匠作术语”，有手艺的匠人们不懂李诫艰深的文字描述。为此，梁思成夫妇应朱启钤先生之邀，于1931年4月1日加入由“庚子赔款”赞助的“中国营造学社”，梁先生任法式部主任兼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旷日持久而又可歌可泣的研究考察工作。
父亲说：“那是一种朝圣式的奉献。梁思成夫妇一生的跋涉奋斗，是这条探索道路上不熄的火把。有良知的后来者，都会对这光焰心存感激，那是一对挚爱中华文化的赤子，用生命点燃的。”
3月31日，他们研究了一生的宋代建筑家李诫刻碑上的日子，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成了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也许，这就是一代才女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不解之缘。预感大限将至，她用最后一点力气请求值班护士，“我要见见梁思成。” 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那个年代的护士良知尚存，她把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终身遗憾，坦诚地告诉了梁思成先生。她不说，这个遗憾将成为永久的秘密。父亲说：“诚实是一切品德中最可宝贵的，坦诚自己的过失，就是消除过失的开始。最可怕的是文过饰非，还要指鹿为马。” 几个小时后，清晨六点，林徽因没有等到见丈夫最后一面，在昏迷中辞世，享年五十一岁。
“一生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一生挚爱她的朋友金岳霖先生送来的挽联。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一座简朴的墓地。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决定，将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碑，作为她自己的墓碑。
1953年8月，北京市召开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讨论会，由吴晗主持会议。林徽因在会上发言：“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艺术从来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吴晗的回答是：“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父亲一向激赏林徽因的嫉恶如仇，才高如天，称“她的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但父亲还说，林徽因早逝，也许是她的造化。她是个多么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语，从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的“反右”和后来的“文革”，她的遭遇不可想象。就如我们无法想象鲁迅活到解放后会是什么命运一样，或许正像某权势人物断言的一样，要么闭嘴，要么坐牢。
1955年初，林徽因病得更厉害了，需要进城就医。她的身体已完全禁不住从城内到清华的往返颠沛，可城内一时还没找到能住的房子. 父亲回家和母亲商量，决定把梁思成夫妇接到我家来住。我刚从住宿的学校回家过周末，听到父亲的提议，欢天喜地，“爸爸，我跟你去清华接他们！”
母亲边织毛衣边皱着眉头，犹犹豫豫地说：“肺结核可是要传染的呀。”
父亲说：“注意隔离就行了，准备几套专用碗筷，多煮一煮，问题不大。再说，梁先生正在城里找房子，只暂时住些日子。”
“我担心孩子年纪小，万一传染上，是一辈子的事。”母亲仍忧心忡忡。
20世纪50年代虽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雷密锋”，但家家户户对肺结核还是谈虎色变。“你说呢？”父亲抬起头看着我，“梁伯伯和徽因妈妈需要帮助，你怕不怕传染？”
“我不怕！”我扬起脸，一副刘胡兰赴刑场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父亲饶有兴致地盯着我。
“只要我喜欢谁，就什么都不怕，连死都不怕！”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听听，听听！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女。”母亲摇头笑起来，“女小囡这种脾气，大起来事体多煞啦！” 父亲燃起一支烟，缓缓讲起他在英国读书时听到关于蓬皮杜母亲的故事。他说，当时蓬皮杜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个普通法国人，1944年前后，蓬皮杜在戴高乐临时政府办公厅任职。认识他的人，都会谈论他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蓬皮杜母亲读书时，一位要好的女同学患了肺病。熟人都像避瘟神一样躲开她，只有蓬皮杜母亲勇敢地向她走去。她悉心地照料着这位朋友，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当她知道自己也传染上了肺病时，平静地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但我做了上帝要求我做的事。
“她这么听上帝的话，上帝为什么不保佑她，还让她也得了肺病？”我愤愤不平得很。
“信仰是一种神圣的奉献，如果付出什么，就要得到回报，甚至是加倍的回报，那就不是什么信仰，而是一种交易，做生意，懂吗？”父亲拍拍我的头。
我虽然点点头，其实一点也不懂；正因为不懂，才记得格外清楚，希望有一天能弄懂。以至后来，我不敢为自己向神明祈求什么。童年时父亲的话刀刻似的印在心里，很怕神明鄙薄自己，以为我在与他做交易而亵渎了神明。 1954年初冬时的林徽因，已经形销骨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从学校回来，站在她住的房间门口，悄悄地向屋里张望。徽因妈妈穿着一件蓝色的旧棉袍，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她半倚在床上，轻轻向我摆摆手，既是打招呼，也是示意我不要走近她。我呆呆地倚在门框上，远远望着她，眼前总是出现新林院8号一张张照片上那些让我难忘的美丽面庞。 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睛，似乎她生命中的一切智慧和能量，都在那一双能穿透一切的目光中闪耀。在那双眸子的注视下，任何人心中的秘密都不将成为秘密，任何龌龊污秽都无处藏身。可眼前，她目光中的火焰黯淡了，如一朵在风中摇曳的烛火，尽最后的力量挣扎着。
记得林家的下午茶，有时会讨论各种问题，有时也会兴之所至地读起某位诗人的诗篇。父亲说，林徽因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异，无论是济慈、雪莱，还是勃朗宁夫人、叶赛宁、裴多菲、惠特曼……有谁记不住、背不出的诗句，林徽因都能准确无误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欢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读那首诗时，在座的陈岱荪、金岳霖曾被感动得泪光闪烁。
回家的那个下午，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只觉得心里压着什么，很重很重。我看着梁先生亲自打开炉筒上方的炉门，一铲一铲地往里添着煤块。那间卧室的取暖炉子很高，至少有一米二左右，梁伯伯看上去非常吃力。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让阿旺娘帮忙？连我也可以帮忙的。父亲轻声告诉我，梁伯伯说了，炉火是徽因妈妈的命，稍一着凉就有危险。梁伯伯一直是亲自侍弄炉子，别人弄炉子他不放心。这么多年了，都是他自己动手，时刻监视煤火的燃烧情况，决不能让煤块烧乏了。其实他自己，也患着多种疾病，由于患有脊髓灰质炎，常年穿着钢背心，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呵护着跟自己一样多病的妻子。正说着，梁先生走过来，从客厅炉子上一只蒸锅的金属盒子里，用镊子夹出消过毒的针头针管，放进一只白搪瓷的腰形盘子里。
“又该打针了？”父亲问。
梁先生抬腕看看表，点点头。梁先生拿着注射器进卧室了。无论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梁先生都技艺精湛，水平与专业护士不相上下，那都是长年照顾妻子练就的本领。林徽因体弱，切除过一只肾脏，有时忽然无名火起，易躁易怒，情绪激动。但梁先生永远不愠不火，轻声细语，耐心安抚。为了怕主人误会，他和父母聊了很多关于中医的医理，说起阴虚阳亢患者常有的症状。他说，健康人往往不能体会病人的状况，我也是病人，对此有切肤之痛。物质决定精神，脏器的器质性病变，真的会改变人的脾气性格，那就是病，很难用理智控制的，不然病人和健康人就没区别了。梁先生在我家常谈起他对疾病的感受，仿佛多少难言之痛都被他对妻子博大深厚的爱意融化了。
“这是我见到的真正好男人，好丈夫。”一生中，我无数次听到父亲的感慨，“都说母亲对儿女的爱才是无私的，我看梁先生对林徽因的爱才是无条件的，义无反顾的。”
母亲准备为客人炖她拿手的上海“腌笃鲜”。梁先生得知后，先向母亲鞠一躬，笑盈盈地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摘帽行礼动作，“夫人，可容老夫进一言？”
母亲忍俊不禁，微微屈膝还礼道：“愿闻其详，请先生明示。”
梁先生这才说：“徽因肾功能差，她的进食有许多禁忌，冬笋竹笋即在其中，医生要她尽量勿食笋。”
母亲说：“这好办。冬笋是最后下锅的，下笋之前，先把肉汤盛一些出来就是了。”
梁伯伯笑着作揖道：“善哉，有劳夫人，多谢多谢。”
梁先生的幽默乐观，经常给我们家带来欢乐轻松的笑声。无论是炖好的鸡汤肉汤还是银耳汤，或是蒸好的蛋羹，梁先生总是先用小勺尝一尝冷热咸淡，觉得合适了，才端进屋里。有时就坐在床畔，一勺一勺地给林徽因喂食。母亲为此曾有感而发道：“我一辈子不羡慕谁家荣华富贵，有钱有势；最羡慕人家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像梁先生夫妇那样。” 当我进入知天命之年时，忽然懂得了叶芝那首《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头白了，
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
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
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火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每读到这首诗，眼前就会出现目光柔和、微微躬着背，在林徽因床边忙前忙后的梁先生，那应是人间最美的画面。 不久，林徽因肺部大面积感染，高烧不退，住进了同仁医院。不久，梁先生也发现被传染上肺结核而住进了妻子隔壁的病房。父亲去同仁医院探望时，命悬一线的林徽因已经气息奄奄，她只是以生命中最后的力气，用力注视着梁先生和父亲。
“我只见她的嘴唇轻轻动了动，说不出话来。”父亲说，“看见她和携手一生的梁先生默默对视，久久无语，那种诀别前的相依不舍，真让人肝肠寸断。我别转头冲出门，才敢让泪水流下来。”
1955年3月31日，是梁思成夫妇结婚二十七周年的日子。当年的那一天，结束了美国学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当时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周希哲先生（梁思成大姐梁思顺之夫婿）家中举行了婚礼。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作为婚期，缘于这一天是宋代《营造法式》作者李诫刻碑上的唯一日子。他们为自己心爱儿子取名梁从诫，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建筑师。李诫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人。不仅是宋代一位杰出的建筑家，还是卓越的学者和艺术家。他在地理学、文学、绘画、音乐方面都有非凡的造诣。作为一位建筑师兼工程师，他的官职高达“将作监”，主持过的工程包括朱雀门、龙德宫、棣华宅、慈钦太后佛寺等难以胜数；而他亲笔写下的《营造法式》，是迄今为止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著述。但这部巨著，却成了一部无人能明了的“天书”。文化底蕴深广的知识者不谙书中早已失传的“匠作术语”，有手艺的匠人们不懂李诫艰深的文字描述。为此，梁思成夫妇应朱启钤先生之邀，于1931年4月1日加入由“庚子赔款”赞助的“中国营造学社”，梁先生任法式部主任兼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旷日持久而又可歌可泣的研究考察工作。
父亲说：“那是一种朝圣式的奉献。梁思成夫妇一生的跋涉奋斗，是这条探索道路上不熄的火把。有良知的后来者，都会对这光焰心存感激，那是一对挚爱中华文化的赤子，用生命点燃的。”
3月31日，他们研究了一生的宋代建筑家李诫刻碑上的日子，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成了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也许，这就是一代才女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不解之缘。预感大限将至，她用最后一点力气请求值班护士，“我要见见梁思成。” 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那个年代的护士良知尚存，她把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终身遗憾，坦诚地告诉了梁思成先生。她不说，这个遗憾将成为永久的秘密。父亲说：“诚实是一切品德中最可宝贵的，坦诚自己的过失，就是消除过失的开始。最可怕的是文过饰非，还要指鹿为马。” 几个小时后，清晨六点，林徽因没有等到见丈夫最后一面，在昏迷中辞世，享年五十一岁。
“一生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一生挚爱她的朋友金岳霖先生送来的挽联。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一座简朴的墓地。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决定，将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碑，作为她自己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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