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墙”之思，见刊《中国报》2020年5月28日C7版

“哭墙”之思

 

世界上最有名的哭墙（wailing wall）在以色列，是犹太教的遗迹，位于耶路撒冷东区。历史上，犹太人多次遭受亡国之痛，他们经常在这处犹太教圣殿的断垣残壁旁哭泣与祈祷。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犹太人来此哭墙，成为时尚。哭墙被犹太人视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

更广泛意义上的“哭墙”多半没有实体建筑，是无形的存在。其建构意义在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凝聚人们的哀思，宣泄未亡人对已故者的怀念，聊表寸心。

5月24日，报纸“哭墙”在美国出街，举世瞩目。这一天，《纽约时报》用头版整版和内页共4个整版，刊发了1000名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的简单讣告。这面哭墙上书：“美国死亡人数接近10万，无法估量的损失。”并有副题：“他们不仅仅是名单上的名字，他们曾经就是我们。”密集的排版，令人窒息的视觉震撼，就像有堵高墙，横亘在读者面前，让人泪目，不忍卒读。

他们曾经就是我们，这种对逝者的怀念，对其家人的感同身受，体现了《纽约时报》的大报风范与人本关怀。据报道，刊登这些讣闻并不收费，逝者的名单信息也是该报新闻助理与实习生，从全美各地的疫情报道中收集整理得来。强大的美国需要这样的“哭墙”，报纸“哭墙”也令读者对新闻业肃然起敬。

在中国，能够享受在报纸上“发丧”待遇的，基本上是党国要员。普通老百姓，死了就死了，想付费在报纸上刊登讣闻，门都没有，更别说免费。这也难怪，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天去世的人很多，如果允许大家在报纸上发丧，报纸各个版面估计都得挤成“哭墙”。在这方面，我国的媒体做得不错，允许老百姓在报纸上“沉痛宣告”，让逝者“音容宛在”，体现终极关怀。

新媒体时代，政府可能对报纸控制得很严，但对网络媒体管理相对较松。例如在中国，虽然报纸“哭墙”不允许存在，但是网络“哭墙”并非没有。例如“李文亮哭墙”就堪称“互联网奇迹”，至今存在，表明该国政府在强大的网络民意面前，也有无奈。

李文亮生前曾任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2019年12月30日，他在社交软件微信群里，披露了一些新冠肺炎信息，提醒朋友注意。几天后，他被控“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受到警察的警示和训诫，被迫在警局具结悔过。中国官方电视台CCTV更在新闻节目中污称他是8个“造谣者”之一。而民间则视其为疫情“吹哨人”。

就这样一个仁心医者，竟然也死于这次新冠肺炎。成千上万的网民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到他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下留言，发表评论，遥寄哀思。截止3月16日，整整39天，61.9万人在这里写下留言。至今，每天仍有难以计数的读者在这面“哭墙”上跟贴，追思李医生的懿言嘉行，抒发普通人的万千感慨。

耶路撒冷的哭墙，早已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而有些哭墙，只能活跃在网上。无论如何，允许哭墙存在，一个国家才有未来。见刊《中国报》2020年5月28日C7版

见刊《中国报》2020年5月28日C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