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是唯一的不变
不久前,星洲日报发表黄婉玮的文章《文明与对话》,从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说起,指出“害怕改变,才真正是局限了民族的生存空间”。作者的观点,所言极是。治国平天下,变是唯一的不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国阵雄霸我国60年,马来西亚依然在“开发中国家”徘徊,位列“第三世界”。忍无可忍的载舟之水,终于掀翻了这所“二手船”。政权的改变,未必能带给国家立竿见影的进步,需要时间加持。所以慕尤丁呼吁选民再给希盟10年时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硝山区国会议员纳兹里建议多给50年,以示追平国阵61年的统治,这就有点儿戏了,等于是把希盟混同于第二个国阵,这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的道家哲学认为,流水不腐,事物应该时常变化,我们办事要注意观察其变化,处变不惊。在没有变化时我们要提前准备,将事物的变化加以充分考虑,把握千变万化的事态发展。国家的治理,也要稳中求变,在不变中有改变,在改变中求发展。害怕改变,固步自封,只会让国家积重难返。
中国在40年前有过一次深刻的改变,那就是搞“改革开放”,让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做法,在社会主义中国合法化。例如允许私人办企业,容忍一定程度上的剥削,等等。这场改革曾经引起中国保守派人士强烈不满,有些共产党的老干部,至死都不愿踏入深圳一步。因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集大成者,在深圳,据说除了一面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其他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中国化,或者说,是东西方文明的深圳化、在地化。40多年过去,历史已经证明这场变化,给深圳、给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带来了利益。
倘若没有40年前的改变,中国现在估计与朝鲜差不多,我们的首相恐怕也不会几次三番访问中国了。
台湾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剧烈变化,由此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民主政体。1986年9月28日,台湾民进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时任总统的蒋经国没有强力镇压,他坐在轮椅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正是他的“三变”智慧,引导台湾从极权走向民主。1987年7月,实施了38年的台湾地区戒严令,终于解除,史称“解严”。1987年11月,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和解了两岸局势。1988年元旦,蒋经国解除实施30多年的党禁和报禁限制,使得政治民主与言论自由在台湾蓬勃发展。两周后,蒋经国去世,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惠泽整个台湾,乃至正面影响台海两岸。
回顾我国,首相敦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亚洲各国不同文明之间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其实,文明的交流互鉴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面对优质文明,我们是否愿意见贤思齐,是否愿意改变。
见刊《中国报》2019年5月23日C11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