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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贫富”也要“等贵贱”,见刊《中国报》2018年10月11日C11版头条

(2018-11-01 04:14:42) 下一个

不久前,敦马在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亚洲民主的前景”演讲时表示,国家要稳定,种族间贫富须平衡。一个种族富有,另一个种族则贫穷,就必须减少这种差距。敦马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要“均贫富”,用中国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

要创造出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国家,不是仅靠“均贫富”就可以实现的。事实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国于家都不是坏事。

以中国为例。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他在1986年3月28日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继续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国策。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仍然坚持“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中国正是从那时起,打破大锅饭,不搞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路走来到今天,整个国家的财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共同富裕初见成效,经济繁荣有目共睹。

更为重要的是,“均贫富”必须“等贵贱”。“等贵贱、均贫富”是中国南宋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杨幺提出的反映农民阶级反抗等级差别与贫富悬殊的主张(原文详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37)。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的严格的贵贱差别和贫富悬殊现象,经常引起农民为争取人身自由和反对经济剥削而揭竿而起。

“均贫富”如果不走到劫富济贫的邪路上去,必须要“等贵贱”。各种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乃至婚姻上,地位平等。如果不平等有差距,就必须减少这种差距。

打个比方说,假如在一个国家,某一弱势族群的人,他们在独立建国时立下的丰功伟绩,不被中小学教科书如实记载;他们公司的股权,必须无条件让渡给其他族群一部分;他们的统考成绩不被政府承认,统考生不能进入公立大学就读;他们不在公立大学毕业,则无法进入公务员队伍,分享国家政治权利;他们的文学不算国家文学,不在国家文学奖评奖范围;他们必须一夫一妻,而其他族群的人或可三妻四妾……这就不叫“等贵贱”。

而所有这些贵贱之别,如果继续不解决,也会让国家不稳定。这样的族群差别,必然对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产生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会直接阻碍种族间贫富的平衡。

与西方社会不同,亚洲民主的前景,应该是族群平等、政治清明与经济繁荣。不谈“等贵贱”,只说“均贫富”,只看到贫富差距,不承认族群贵贱的差别存在,这不是理性的表达。如何做到等贵贱、均贫富,将长期考验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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