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正如我们所知道,影响中国的大事,莫过于假疫苗(fake vaccine)。正在国外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针对假疫苗案件,表示要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完善中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
其实,假疫苗之类的案件,毕竟是少数。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主要是体制外打工的人)所受到的制度性伤害,剧烈程度远在假疫苗之上。许多“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打工文学作品,对此多有书写与披露。只是网络不与其便,文学也已经边缘化,来自底层的声音无法触发沸腾的民怨。
2016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发文,要求在打工者集中的深圳、东莞等城市,建立劳动者文学基地,以“劳动者文学”的名义来安抚日益激进的底层叙事。
劳动者文学其来有自。红色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反映工人做工、农民务农的文学都可以称之为劳动者文学。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成为“自己为自己劳动”的劳动者。随着国营企业的改制,大量产业工人下岗分流,他们也成为“自己为自己劳动”的劳动者。
不过,在改革的洪流与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大众,自己为自己劳动,收入不高,绩效很低。在不可抗拒的雇佣劳动诱惑下,他们逐渐变成了不得不为各种各样的老板服务的打工者。打工者的生活映照了马克思所指的“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进入新世代,中国的执政精英意识到“畸形”问题的存在。政府为了完善流动治理,促进打工者的城市社会融入,出台了不少惠民措施,例如降低大城市的户籍门槛,其中也含有使打工者重新回归劳动者的政策导向。在怀旧的意义上,从人道的立场甚至是慈善的立场出发,从美或者解放的角度,关注底层,关注打工者的生存。在审美管理层的主导下,劳动者文学取代打工文学成为必然选项,有其不言而喻的现实针对性。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者文学,主体依然是打工文学。不管名字如何变换,劳动者文学之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想象,依然离不开“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打工文学。劳动者文学是面子,打工文学是里子。劳动者文学追求去政治化、去阶级化,最好是无冲突化,而打工文学许多作品依然有政治与阶级的影子,秉承着压制与反抗冲突的左翼文学传统。
大马的天,随着第14届大选而变。大马的作家以及文学爱好者,对60年来劳工阶层所受到的压抑、苦难与盘剥,是时候进行揭露与书写了。
类似这样的“揭黑”作品,无论叫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或者劳动者文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弘扬“劳工神圣”的主题,让苦难的历史不会悄然过去,让和谐的劳资关系,离我们每一个国民,近一点,再近一点。
见刊《中国报》2018年7月26日C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