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饶北季”俱往矣

本周二，一条“白喜事”新闻被广大读者刷屏，那就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驾鹤仙去，走完了人生百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朱崇科教授感叹饶公道：“这或许是民国出生的最后的通才了。”

饶公辞世，干卿何事？说来也有一点学缘关系。2011年，藉由香港大学博士、大马青年学者李乾耀的牵线搭桥，94岁高龄的饶宗颐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挥笔题词。

饶公的题词，字挟风霜，逸韵高致，堪称书法珍品，被刻成匾额，高悬于优大（UTAR）中研院（ICS），令莘莘学子仰而视之，从中获得美的熏陶。笔者不才，也曾负笈在此，头顶饶公题词，问学经年，见证了“国学大师”墨宝的锋发韵流，内心的感受宛若碧空如洗。

此外，饶宗颐的同房侄女饶芃子，同为著作等身的教授，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著称。她的学术成果，也是我在拉曼大学就读时常备的精神食粮。2015年12月30日出版的《暨南大学报》，刊登拙稿《东南亚“遇见”饶芃子》，表达了我对时年80高龄的饶女士的学术敬意。

饶宗颐往生的消息，惊动了香港与海外。但是在中国大陆，新闻界似乎表现得比较平静，很多读者甚至不知饶公何许人也。这也难怪，饶氏1949年就离开了中国大陆，偏安于香港。这位在“粤东最大的藏书楼”里长大的孩子，甚至没有在中国读完中学。

约莫15岁那年，饶父去世，长子宗颐失学在家。1935年，18岁的饶宗颐，以初中肄业之资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艺文纂修一职，开始了他可圈可点的学术生涯。到头来与季羡林齐名，共享“南饶北季”的大师荣光。

在中国大陆，季羡林要比饶宗颐有名得多。季羡林（1911－2009）生于山东省，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如果说饶宗颐自少禀承家学，饱览群书，是在自家的藏书楼里自学成才的，那么季羡林则是典型的西式教育宠儿。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主修德文，这为他日后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奠定了基础。

季羡林在德国学习与工作了10余年，1946年回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担任东语系主任超过30年（1946年到1966年20年，改革开放后又再任），几乎是终身服务于这所高等学府。可以说，季羡林饱受欧陆风雨滋润，却成为中华国学大师，令人拍案称奇。

有趣的是，季羡林不认为自己是“国学大师”。他在《病榻杂记》中写道：“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

他的自谦也得到共鸣。学者余英时就认为季羡林只不过是因晚年亲共，而被中共力捧为学术样板，不论在专业上或在操守上，都不配被称为国学大师。台湾名人李敖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也表示：“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甚至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季羡林还被他儿子描述成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季羡林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后被发配去北京大学做门房、守校门，颜面尽失，斯文扫地。相比季羡林集大毁大誉、大起大落于一身，饶宗颐要幸运与安稳许多。无论如何，“南饶北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见刊《中国报》2018年2月8日C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