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攻防

从大势上研判，国阵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全线失守、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大。换言之，马来西亚江山易主、石变天惊，这还是小概率事件。

不过，反对党大举进军国会，甚至在内阁谋得一官半职的历史，或可重演。只是，这些昔日的政敌，同在布城一个屋檐下办公，不知彼此见面是否会有尴尬。据说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籍议员，在议事厅吵得唾沫四飞，甚至上演全武行，下班后还一起喝咖啡，谈笑风生，良性互动，令人莞尔。

说到我们华人比较关注的政坛“双峰塔”廖中莱与林冠英，他们是政敌，也是华人当中著名的政治人物。但我宁可相信他们都是文化人，他俩在论战中，都喜欢引用中国的典故与诗句。此外，廖中莱是国民大学营养学系的学士、马大的MBA。而林冠英毕业于澳洲莫纳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是专业会计师出身。

文化人的攻防，理应博文约礼，偃武修文，听从道德的召唤，遵守伦理的底线，共谋大众的福祉。

历史上，文化人互相绞杀，击穿道德伦理底线的故事，比比皆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大革文化人的命，先拿文化人开刀祭旗。还有专家指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文学论争史，文学论争贯穿始终。从1917年文学革命发难到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大大小小的文学论争就有80余次。论争次数之多，频率之高，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属罕见。

1931年，年轻气盛的沈从文写了一篇《论郭沫若》的文章，对郭沫若加以批评。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沈从文又重申了郭沫若不善于写小说的观点，认为郭氏写小说喜欢“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大可写诗写剧本，就是不要再写小说了，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948年中国江山剧变在即，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反动作家，说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着。这篇共产党的红人写的文章，被北大左翼学生抄在大字报上，张贴在公开场合，并且在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让当时担任北大教授的沈从文压力山大，羞愧难当，甚至切脉自杀。两次自杀虽然经过抢救都大难不死，但是沈从文的文学之路就此断头。

不是冤家不碰头。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在高层关注下，在底层受尽磨难的沈从文，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而郭沫若正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从事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历时十五年完成。郭沫若作为沈从文的顶头上司，主动为该书作序。但是在序言中，老郭对作者沈从文只字未提。这样的书序也算古今少有、空前绝后，文化人的攻防可谓登峰造极。

一个是马大的硕士，一个是澳洲的学士，但愿廖中莱与林冠英这对文化人政客，攻防有度，守住底线，不忘初心，共同为大众尤其是华人的利益打拼，既有家国情怀，也有君子风度，不以汉奸论。

见刊《中国报》2018年1月11日C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