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自由与圈子文化

马华公会总会长廖中莱日前指出：“华人是喜欢自由结社的民族，因此我国拥有为数不少的华团，代表各自的群体，而华团的动态往往反映华社的心声。”的确，华人喜欢结社，喜欢混圈子。由此引发不少历史的悲喜剧，大有可观，姑且虚论浮谈。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四大社团最为著名，彼此之间，或讲信修睦，或互相攻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就了新文化运动的多彩风景。

其中，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成立于1921年1月，发起人有周作人、茅盾等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倡导文学革命，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第二个著名文学社团是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等，出版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种种。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有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色彩，简直就是与文学研究会唱对台戏。第三个大腕云集的文学社团是新月社，1923年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最晚成立的是语丝社，得名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的《语丝》周刊，由《语丝》主要撰稿人鲁迅、林语堂等人为核心成员。

不管是文人相轻，还是同行相妒，这几大社团之间，论战不断，经常口诛笔伐、兵戎相见。其中，后期创造社等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可谓兄弟阋墙。鲁迅被“自己人”骂作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人物”。而鲁迅也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革命时代的文学》，茅盾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等文章，对革命派进行了还击。尽管这种社团之间的互相斗争，很伤元气与和气，但是结社之自由、言路之开放、争鸣之频密，让文学史家津津乐道，也为后世所楷模。

共产党主政中国以后，真正意义上的结社自由基本上销声匿迹。相反，为了打倒政敌、铲除异己，许多莫须有的结社——“反党集团”被泡制了出来，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著名的作家丁玲女士，1956年被打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从此成为等外公民，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残酷迫害。直到1980年，中国为丁玲彻底平反，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这位女作家20多年非人间的厄运才算结束。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莫须有的“反党集团”之类的政治把戏不玩了，结社自由稍微有了，不过已经不是一般的结社了，而是混圈子。圈子文化至今在中国大有市场，蔚为壮观。

在中国，同学有同学圈子，朋友混朋友圈子，官场讲官场圈子。一个个独特的“圈子”，仿佛一个个纵横交错、五颜六色、形状迥异的“文化怪胎”在恣意地舞动。就连微信这样的时髦社交软件，也有“朋友圈”设计，打上了圈子文化的烙印，被年轻人竞相追捧。

我国华人喜欢结社，都知道是为生存所迫。在险恶的环境下，社团能够让人增添力量。各种社团之间，不要山头林立、搞关门主义、鼓吹裙带风，而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票往一处投，努力壮大华人的在朝力量，以便更好地解决华社所面临的问题。这既是廖中莱们的希望，也是我国华人结社与划圈的应有之义。

见刊《中国报》2017年10月19日C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