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中的冲突书写

原载2016年6月23日东莞日报A15版读览 http://epaper.timedg.com/html/2016-06/23/content_1436611.htm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南方打工视域曾呈现一些社会问题。打工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叙事文本，不但对这些问题有所反映，而且公之于众并流传至今，能助益读者更好地了解彼时的中国故事。这应合了专家所言：“若干年后，要反观那个时代的真实，打工文学很可能是最可信任的精神素材”（谢有顺，2014）。 笔者认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就是通过作品进行“虚构战斗、想象攻讦、现实批判”。作为社会冲突的类似记录，它有一定的文本规模和读者影响，隐含了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利益立场和文化诉求，有独特意义与不足之处。我们可以从叙述主体、叙述对象、叙述手段三个方面来展开这一冲突导致的“攻打书写”的内部研究，也有必要分析这种书写所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社会变迁，以及打工者的人际关系、身份认同等多种文学的外部关系。而前人对攻打书写的研究，没有全面系统的严格阐述。这导致对打工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难以深入探索，对打工文学这一巨大文本，它和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宏伟历史，两者的相互关系也难以辨识。 研究的问题意识，莫过于讨论攻打书写的产生背景，以及它有怎样的叙述主体，有哪些主题类型，具体打法如何，得失如何评估。而中心议题其实就是一条逻辑链：缘何攻打，谁在攻打，攻打什么，如何攻打，结果如何。 在研究范围方面，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文学知名的作家群体，也就是“五个火枪手”（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等）的代表性作品纳入研究视域。从文本内容上看，1984年兴起的打工文学，其早期十五六年的作品充满攻打书写，不满的发泄非常普遍，也受读者欢迎。随着青春退潮和文学作者的精神成人，打工文学进入反思与更新，各种类型的书写竞相登台，攻打书写的黄金时代基本结束，作者在转型，读者也在分化。因此，90年代末期或世纪之交这个研究截止时间，有其合理性。此外，杨宏海主编的《打工文学纵横谈》、《打工文学备忘录》，柳冬妩的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等书，周航的硕士毕业论文《打工文学研究》，其他以农民工文学、农民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都属于研究所必需关注的范围。 研究文学，离不开对文本的整体细读。研究打工文学，不能脱离其本质属性即底层性，离不开底层叙事研究。要研究打工文学的攻打书写，离不开文学的社会批评理论。当然不是诸多方法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策略的有机组合。换言之，从“五个火枪手”的文本细读着手，运用传统文艺学及美学资源，结合文学的社会批判等理论，藉由类型化文本分类，对打工文学的攻打书写进行新的梳理和解读，应能使之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 打工文学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殊的社会记录，有其重要性。攻打书写是打工文学的重要起跳力量与优位叙述，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样式上的创新，还在于它牵涉现实与底层社会问题。研究打工文学尤其是攻打书写，其价值与延伸意义包括：通过文学来研究更为广阔的打工社会与开放时代；通过系统性研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为打工文学建构多元化认知方式，为底层叙事提供新的观察和阐释的视角。也为相关的文学研究建构普遍的意义，从而获得理解。 当然，攻打书写作为一个学术概括，尽管没有太多主观性或随意性，但也并非一个人人都能理解而不产生误解的概念。作为本质性概念，攻打书写注定会引起争议。对于攻打书写，一定程度上的“莫可原其理”也在意料之中。虽然它有可见的形象与可为人知的思想，它的定义引起的歧见远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少，但毕竟这是一种创新型表达，需要深度阐释，难免有所误解。若误解被限制在一定范围里，或不至于造成整体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