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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无此夜(短篇小说)见报

(2015-12-30 17:20:38) 下一个

原载深圳《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9-10版),2015年10月25日。

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10/25/content_3367463.htm

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10/25/content_3367478.htm

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10/25/content_3367479.htm?COLLCC=160595211&

  主编在卷首语里推介:本期刊发的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博士研究生、打工文学研究专家张一文的小说《查无此夜》很值得一提。其实这篇小说的故事并没有多精彩,也并不复杂,属于上世纪90年代沿海改革开放地区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一个题目“查无此夜”,就让这篇小说的角度新颖起来,也因此包含了更丰富的意味。我们的作者当中,有部分人不太注意文章的标题,觉得内容最关键,这大体没错,但是,有时候一个好的标题,往往在主题思想上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张一文的这篇小说,在这方面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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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后,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准会想起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不过,经有关部门排查,查无此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彼时初到此地。和往日一样,下班后我回到出租屋,随便弄点吃的,冲凉洗了衣服,看完从单位带回来的一大叠报纸,准备就寝,时间已经是晚上快12点了。

  突然,楼下传来“嘭嘭”的打门声,我住在4楼,只听见嘈杂声,听不太清楚夹杂着的说话声。在缺乏安全感的城中村,虽然我有职业敏感,但还是不敢下去看热闹,只有关灯睡觉。

  慢慢地,打门声来到了4楼,我才听清楚了是查身份证的来了。我赶紧从行李包里摸索出身份证,我有身份证,怕什么检查?

  终于打到我的门上来了。“开门!查身份证!”见我没有反应,打门的人又说:“别装睡了,刚才还看到你屋里有灯!快起来!”

  我有什么可装的,不就是查身份证吗?我刚把门打开,一道强烈的手电光直刺我眼,怪吓人的。我头一偏,看清楚了是那种装了4节大电池的长长的手电筒,被举在一个穿保安制服的大个子手里。

  “身份证拿出来!”声音威猛没商量。他们有两个人,没有进房间里来,站在门口,把脚踏在门槛上,兴许是怕我突然关门。我把身份证恭敬地递上去,脸上带着微笑。“外省的?暂住证呢?”对方看了一眼我的身份证,质问道。我忽然想起来,几天前刚入住时房东就曾警告我要去办暂住证,否则会有麻烦。我问她办证要多少钱,房东说,30块钱一个月,一次要交3个月。我当时想,我刚到这里来打工,还不知道能不能做满3个月呢,等过了试用期工作稳定了再说。

  “没办暂住证?下去办吧!”说完,对方把我的身份证放进他的口袋,走了。“不是查身份证吗?怎么不还给我?”我追出去问,“办完暂住证再说!”他们又去打隔壁邻居的门了。

  “嘭嘭!”“开门!查身份证!”……

  原来是通过查身份证的方式,要外来务工人员去办暂住证。早知道这样我就装睡到底,看他们会不会破门而入。我思忖着,要不要理他们?如果是那样我就得回老家重新办理新的身份证,往返的车费可不止90元,再说,刚来上班就请假也不太好。想来想去,还是下去办吧!

  那时没有《身份证法》,要是现在,我准不会把身份证给他们,他们不是警察,只是保安,最多叫协警,没有权利查我们的身份证。这是后话。

  当时我一摸口袋,坏了,钱包不见了。身上只有几块钱零钱。(后来才在厕所里找到,是洗衣服时把钱包取出来搁在马桶的水箱上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钱包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忘了拿回来。没钱可怎么办暂住证?我赶紧找出一张那天早上办公室刚给我做好的名片,带着侥幸的心理,下楼去了。我想我跟他们解释一下,我有工作,我不是坏人,我明天去交钱办证,保证不爽约,反正我的身份证还在你们手上呢!

  到楼下一看,我大吃一惊。大楼出口处,齐刷刷围了一圈保安,个个手拿家伙,不是长长的手电筒,就是涂着红白相间油漆的警棍。旁边倒是有一个真警察,正在吐着烟圈。现在的警服和保安服颜色差不多,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但是,当年的警服与保安服无论是颜色还是装饰,都很不一样,哪怕是在晚上,也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门口圈子里站了10多个惊魂未定的无暂住证的房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个女的怀里抱着孩子,那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可能是刚从梦里惊醒。

  “哭什么,吵死了,你会不会带小孩呀?”一个保安很不耐烦。妇女顶了一句:“还说我,也不看看你们,像什么样,深更半夜骚扰老百姓!”“你再说一遍!”那保安显然被激怒了,操起家伙,上去就要给她一点颜色看。真警察咳嗽了一声,制止了他的冲动。

  “不能打人!”“小孩子哭也是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么晚查证?”有真警察在,大家也敢表示不满,真警察嘛,还是能够为民出警,为老百姓撑腰。“吵什么?都给我闭嘴!”真警察发了话,还咳嗽了两下,不知道是不是被香烟呛的。

  我在包围圈中老老实实地待着,大气不敢出。财大气粗,我身上没几块钱,气不粗,没有话语权。

  不断有各色人等下楼,进入门口的包围圈,应该都是和我一样没有暂住证的。楼口平常明亮可爱的路灯,现在看起来十分刺眼。我真希望城中村里突然大面积停电,说不定大伙儿可以一哄而散,趁着停电冲出包围圈。但是,变电站今晚应该有人值班,想破坏民用供电,那是不可能的。正如现在,想溜走和逃跑是不可能的,一个都不能少。

  终于等来了那两个上楼负责查证的保安,估计该下来的都下来了,没有下来的都是有证的。只听见一个站岗的保安吹起了警哨,“哔哔!排好队排好队,遵守秩序,跟我们走!”圆弧形的包围圈转为直线形,他们手电筒齐齐打开,有的照路,有的晃人。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在保安的贴身警戒下,向村治保会办公室前进。后来才知道是去治保会,我开始还以为是去收容遣送站呢,心里吓得“卟卟”直打着小鼓。

  穿大街走小巷,七转八拐,夜路真长啊。街巷两侧还有没打烊的店与吃夜宵的路人。明明灭灭的街灯下,我忽然有一种检阅三军仪仗队的虚荣,毕竟,平时匆匆路过,有谁关注过我?有劳你们夜半相送,明天我一定去你们店打个边炉!

  后来才知道,村治保会其实很近,他们之所以领着我们兜圈子,其实是让我们当众出丑的意思,目的在警示周围的人,要办暂住证哦,否则就要游街。还好不用在胸前挂着写有姓名打了叉的铁牌子,也不用戴纸扎的高帽子,在高帽子上大写“无证滞留,卑鄙下流”,毕竟是改革开放的90年代,而且他们的目的也就是收钱办证,有偿服务,搞活经济而已。

  读到这里,你们一定很着急: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挨打?其实我比你们更着急,治保会到底有多远?怎么还没有到呢?

  治保会终于到了,在一个祠堂里。祠堂很显眼,我都路过好几次,但是不知道它的城府有这么深,居然还有警政单位在里面办公。

  治保会灯火通明,有好几张办公桌,每张桌上都插有一面小小的国旗,昭示着这个单位的政府公信力。桌上还有电话机、水杯、文件夹子等。有三四个值班人员,正铁面无私地指挥着大家排队办证。嘻嘻,没有刑具,我还以为要坐老虎凳呢!环顾四周,刚才那个真警察不见了,估计是下班走了,不陪我们玩了。

  身着便装的办事员仔细地审视着我们的身份证,然后开收据,收钱的是另外一个人。收银员对现场交了钱的人交待说:“明天记得拿照片来,一个星期后可以领证。不交照片耽误的是你们自己的事!”

  几个交了钱的人出去了,轮到一个老大爷,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钱不够!”“没钱?没钱你排什么队啊?站一边去!”办事员态度立刻强硬起来,并扯着嗓子喊,“没带钱的,站那边去!”他手指了指那面贴有墙报的墙壁。

  “呼啦”一下,队伍里走出来七八个人,都自动站到墙报那边去,墙报上无非是各色文告,例如办证须知、便民措施、服务公约、监督电话之类,非常具有正能量的告示,让站在那里的人自惭形秽。

  墙上的挂钟指向了两点。最后一个有钱人出去了。没钱的可咋办呢?

  “打电话叫你们的亲戚朋友送钱来!”办事员伸伸懒腰,懒洋洋地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没有亲戚!”“我朋友没有电话!”“这么晚了,找谁去借钱啊?”见治保会的人没有打人的意思,我们也就七嘴八舌起来。

  的确,那个年代有固定电话的老乡很少,更别说有手机的人了,但是有传呼机的很多,就是BP机,也叫call机,一两百就可以买个带数字显示的,惠而不费。

  “我可以借你的电话打个传呼吗?”有个没钱人斗胆问道,治保会的人没有吭声。他就径直走到办公桌旁边,拿起话筒,滴答按了几个键:“请呼4848448,我姓朱,朱子的朱,崇高的崇,有急事,叫他马上复本机!”他一放下电话,立刻有另外一个人过去,拿起话筒,滴答按了几个键:“麻烦你帮我呼3721250……”有好几个人打了传呼。我没动,因为我没有朋友。

  不一会儿,电话就响了,几个人抢着去接,被办事员瞪眼制止,他自己拿起了话筒:“治保会,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哦,找朱先生?”他举起话筒摇了摇,说道:“朱!”朱赶紧去接,我们都偷偷笑了:猪?下面该轮到牛了吧?

  朱操着方言讲着电话,估计电话那边是他老乡。我听不太懂,但是意思明白,快拿钱来赎人。“别啰嗦了,讲快点,别人还等着复机呢!你没完没了,别人的电话怎么打得进来?”办事员用食指把桌子敲得“笃笃”响。

  朱赶紧放下电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站回原来的位置,还是墙报那儿。估计是他老乡马上会过来。另外一个牛人最后哭丧着脸放下电话,准是他朋友也没钱。那年头,穷人能有几个有钱的朋友?

  “你,过来!”办事员像发现了什么,拿着我的身份证,指着我。我浑身激灵了一下,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你什么情况,钱也不交,呼机也不打,是聋还是哑?”他问我。

  我不聋也不哑,他居然这样子说我,我反倒胆壮起来。我掏出名片,递给他,大声说:“我刚来这里打工,你看名片都是崭新的!”他斜着眼看了看名片,身子立刻坐正了,态度也变好了些,估计是看清楚了名片上的单位:某某报社。他夸张地吸了吸鼻子,像是闻到了名片上新鲜的油墨香,就说:“你是记者,见识广,外地来的,你应该知道,暂住证还是要办的,这是国家规定的,不是我们与你过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见他态度变软,我也赶紧顺着台阶下楼,作献媚状,“这么晚,你们工作辛苦了!可是我这附近真没有朋友,总不可能给老板打电话。我钱包落在编辑部,我明天来交钱,反正身份证还在你们手上!我不会为了90块钱不要身份证。”

  “180!”他纠正道。“对对,180,如果我明天不来交钱,你可以打电话到报社投诉我,砸我饭碗!”我信誓旦旦。好好的90,忽然又变成了180?刚才已经听说了,是这么回事:主动去办暂住证的,当你是新来的,一办3个月,是90元;没办暂住证被查到了的,先补交过去3个月的,一共90元,不管你住了多久,默认你已经住了3个月。然后再交以后3个月的,不管你是否真的能够在此住上3个月,默认你从今以后一定能在此住满3个月,所以一共是180元。虽然国家规定暂住证可以只办一个月的,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家要创收,你必须入乡随俗。

  “刘队,你看这个情况?”办事员站起身,向坐在最里边斜靠着老板椅假寐的胖胖的领导打报告,“这小子戴个眼镜,老实巴交的,像个斯文人,还说是个记者,答应明天来交钱,让他滚?”估计是保安队的刘队长,接过办事员给他的我的名片和身份证,瞪大眼睛警惕地看着我,威严地说:“你从哪里来?背一下你的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单位地址、电话号码、领导姓名!”

  小样!我挺了挺身板,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完。事后才知道,有些持假身份证的,连假证上的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都记不清,“三无人员”也不可能一下编造出单位地址、电话号码、领导姓名来。看来强制办理暂住证,对震慑那些持假证的“三无人员”还是管用的,否则国家也不至于出台这个政策,尽管政策被执行得这么富有歧视性、剥夺性,这么不合理。

  见我回答得理直气壮,答案也很准确,刘队拉开抽屉,把我的名片和身份证扔了进去,肥硕的肚子一挺,把抽屉合上,继续打盹,不跟我废话。

  “你可以走了,记得明天来办证!”办事员抬了抬下颌,冲我一挥手。兄弟们,我,终于解放了!在其他几个还在等待“外援”的难兄难弟、打工姐妹羡慕甚至是妒忌的眼神中,我逃也似的离开了治保会!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没挨打。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毫发无损,算是完璧归赵。

  走在城中村青石板小路上,回想刚才的遭遇我心有余悸。逼仄的路旁,不时有小姐向我吹着口哨打招呼,问我要不要“松松骨”,后半夜价格很优惠的哦,大有“包邮,给5分,不给差评就行”的献身精神,个个貌似“淘宝商城”的店主。真是大难不死,必有艳福。我无心问柳,只求快快回到出租屋。

  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月光从城中村挤挤挨挨的“握手楼”缝隙中倾泻了下来,我停下了脚步,举头望明月,感慨万千: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美丽的月光,如水一般,你漂白了人间多少的黑暗!

  行了行了,社会需要正能量,生活到处有阳光。你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哪天晚上发生的事?呵呵,对不起,查无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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